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如若不是当地人推荐，我从未听闻山西竟然也是丝绸产地。印象中，苏杭才应该有这样的标签，多年前，我还专程去杭州丝绸博物馆参观过。
徒步第36天，正值农历新年，我去参观了高平市吉利尔潞绸厂。
潞绸，即古潞州织造之绸。虽然潞绸这个词早有耳闻，但无论怎么脑补，也没有意识到它和丝绸会有任何关联。
初次来到潞绸文化馆参观，的确让我“眼界大开”。
潞绸的发展得益于朱元璋的第21子沈王朱模就藩于潞安府后，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使潞绸在潞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织造规模，盛极一时。作为皇室贡品，潞绸体现了明清山西乃至全国纺织技术的较高水平。
在潞绸文化馆的展品欣赏过程中我发现些有趣的现象。
不管是丝绸还是桑树，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早就出现过，只是我从不曾意识到。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夏天时，经常会随村里的小伙伴爬到一棵长满黑色酱果的树上去摘形状似小型葡萄的水果。后来得知这个水果叫桑葚，但遗憾的是一直不知道这棵树就是桑树。另外，小时候在农村睡的土炕上经常铺的被子，被罩外面总是有层花花绿绿，绣着龙凤吉祥的图案，但我从来不知道，其实那就是丝绸。
看来不管你多么熟悉的物件，总会有你认知中的盲区。
受此启迪，回到旅馆就上网查询山西和丝绸相关联的线索，然后在文献中看到这样一段记录：
1926年对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李济发现了半个蚕茧，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通过科学检验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提起李济，大家或许陌生，其实我若不是2011年机缘巧合和李济先生的外孙陈北辰成为朋友，我估计也不清楚李济先生。
严格来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现代考古学家。1926年，由他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是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并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他随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了台湾。虽然生不逢时，但李先生的治学精神，为后辈学者所景仰。
我们根据文献资料，再来慢慢梳理。
在《法显传》中，关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的描述中，找到这样一段记载：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已，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这段话的意思简单来讲，法显感慨取经求法不易，当他去无畏山佛寺参观时，看到玉佛像前供养着一把来自故乡的白绢扇，不禁触动乡愁，凄然泪下。此处“晋地白绢扇”的“晋地”是否指今山西一带，现已无从考究。但《隋书·地理》记载：“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可见，起码在隋朝的时候，山西境内的上党地区养蚕纺丝已经非常兴盛了。当地人应是“重农桑”，并将这种经济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明清时期，上党地区出产的“潞绸”依然是和蜀锦、杭缎齐名的，极富地方特色的贵重丝绸织品。法显生于斯，长于斯，当他在万里之遥的斯里兰卡看到了故乡产的丝织品，油然而生的思乡之情，才会不觉“泪下满目”。
那么，“晋地白绢扇”又是如何到了斯里兰卡的呢？《法显传》中没有注释，但毋庸置疑的是，早在1600年前，就出现了国际贸易。看来今天我们提出所谓“跨境通”“海外购”，早已并非新概念。交易方式和运输方式或许发生变化，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从未改变。
我们且来猜测下“晋地白绢扇”怎么到的斯里兰卡。
我个人观点，有两种可能的渠道，一是中亚地区粟特人万里行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晋地白绢扇”贩卖到斯里兰卡，当地有钱信徒买来供养佛祖。另一种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将中国产品贩卖到斯里兰卡。毕竟1600年前，法显亦是携带佛经乘坐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才返回中国。
其实提起丝绸之路，有人或许会疑惑一条路缘何以丝绸冠名？
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荣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