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败退，新中国成立，妇女从此翻身做主人，彻底获得了奋斗近半个世纪的权利，如选举与被选举权，同工同酬，保障婚姻等。这是近代中国女性群体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它的实现，与无产阶级革命密不可分。就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妇女”成为阶级论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形成一荣俱荣的局面。而在我们所熟悉的近代历史叙述中，众多男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就已经指出，女权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复兴与崛起。因此，女权从一开始就被整合在国族崛起的宏达叙事中。而这也就为此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一点在如今学界已被反思，即传统的——无论是唐群英，王昌国等人的女权运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们始终都未能脱离国族主流叙事，而成为其一部分甚至附属，从而很难获得属于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权。这也就是为什么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可以轻易否定“男女平权”以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会遭遇“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原因。她们始终淹没在浩大的国族与阶级洪流中，而失去自己真实的面孔和声音。 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女性主义者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而其中较为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即女性从中国传统的礼教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与出走之后，很快便与国族、阶级这些群体融合，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再次走向无名与沉默。著名女性主义者朱迪斯•斯黛茜（Judith Stacey）在其《父权制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和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的《中国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中都持这一论点；而中国女性主义者如李小江教授等也曾有过相似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李银河等人则指出，这一批评是由于对中国情况的隔膜所产生的。李教授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因此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便会产生文不对题之感。这一差异，与西方发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诸多核心思想产生强烈的对此。 李小江 伴随着西方“造反时代”的到来，最早兴起于美国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以批评性别主义（sexism）、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为斗争核心，目的便是为了消除在传统父权制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所造成的两性差异，并把这种差异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在这其中，为了打破传统中“女性-自然-私领域”的划分，女权运动者以“个人的即政治的”走出第一代女权前辈们所奠定的基础——即强调女性同样拥有启蒙的理性思考能力，从而使其进入“人”（man）的范畴——开始寻找差异的声音，诉说女性自身各异且独特的诉求，以期建构出完整的自我主体性。法国女性主义者、“妇女解放运动”（M.L.F）的创始人之一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在其《两性》一书中便提出需要以女性的经验、生育以及子宫力比多等特殊经验来建立女性学（feminologie），以改变传统建立在男性一元论上的霸权传统……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出现了有别于“男性”（male）的“女性”（female）群体，在这里，“女性”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之一。它成为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中最重要且核心的部分，一方面成为女权运动中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研究对象。并且，由于对差异的强调而使得她们脱离了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所遭遇的问题——无名与“男性化”。 在六七十年代同一时期的中国，“女性”一方面依旧是（小）资产阶级的女子代名词，由此被赋予一系列的文化内涵，如多愁善感、矫情、堕落与生活放荡等等。在极左年代，“女性”几乎成为一个骂人之词，而“妇女”则代表了艰苦耐劳，政治立场坚定的劳动阶层女子。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更光荣？因此张爱玲的小说以及她所描写的那些男女，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妇女渐渐被提倡要与男人一争高下，而随之出现“男性化”的倾向，在贺萧专著《记忆的性别 :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妇女一方面依旧承担着家务之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工作之重。在这一状况下，以“男人”为标准的女性平权所带来的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依旧盘旋在传统男权中心之上，从而造成女性在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模样和声音。 造成这一状况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整个“革命时代”，妇女隐于阶级、集体与国族之中便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其“男性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随着八十年代中国国门大开与改革开放，“女性”再次回归。李小江等妇女学的研究者开始批判六七十年代走至极端的妇女观念，并开始尝试对其进行矫正。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观念以及消费主义的进入和发展都促进了这一传统观念的解体，一个“性沟”（李小江语）重新出现在男女之间——女人重新走向自己，而与男人形成差异。这一新观念的诞生与“女性”的建构史形成同声相应的局面。 于是在“女人”与“女性”的回归中，“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渐渐成为昨日之物，但其另一面则是，它依旧是当下中国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女权运动”在当下国内的发展依旧会遭遇重重阻碍）。而伴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传统意涵也渐渐定型，成为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代称（已婚者）。同时，它依旧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带着曾经那个以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年代的特殊印记。因此，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明白当下的女性运动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于此同时，“女性”在上世纪末的西方学界与实践中，同样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即它浓烈的本质主义被认为会造成一系列的局限与排斥。并且它的模糊性掩盖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复杂和多样性，从而造成新的区隔。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sex（生理性别），还是社会建构而成的gender（社会性别），本质上都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也都隐秘地预设了某个本质的内核。对于巴特勒——以及福柯——而言，身份政治便是打造新的牢笼的开始，因为划下界限就意味着有人（或群体）被排斥在外。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下，“女性”同样岌岌可危。 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遭到诸多非议，玛莎•努斯鲍姆的批评十分典型，即她指出巴特勒对于“女性”这一主体的解构和破坏，很有可能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女权运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伴随着失去作为政治主体的“女性”，身份政治也便会由此失去动力。巴特勒与努斯鲍姆对“女性”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与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则尝试在她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即在理论与观念的讨论中，对“女性”这一较为笼统且朦胧的概念进行解构，以为进一步的反思；但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则策略性地保留这一政治主体，以为平权之用。 除此之外，伴随着传统女性主义的三大流派（big three）——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观念的彼此激荡与融合，曾经一只独木桥的局面出现变化，即无论是提倡理性与个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希望以阶级、劳动以及公私领域等概念来分析女性状况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彼此的补充和借鉴在当下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以及女权运动中都纷纷出现。在戴锦华教授研究90年代的中国流行文化的专著《隐形书写》中，作者指出，随着“告别革命”的诞生，八九十年代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知识分子们在提倡再次启蒙的同时却丢掉了“阶级”这个重要的概念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于快速进入商业与消费时代的中国社会现状的有限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更严重的是，由于“革命时代”的糟糕记忆与创伤，而导致知识分子对于“阶级”分析避之不及，从而使其对再次重塑的中国贫富差距以及性别问题难以真正的洞察。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局面延续至今：即一方面为了避免旧日鬼魂再现，对女性以及性别问题的讨论始终建基在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之上；另一方面则为了避免与主流权力意识形态的合流，而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敏感。从一个侧面，“妇女”与“女性”之争再次浮出水面，依旧喧哗，也依旧发人深思。 通过对“妇女”与“女性”这两个名词地简略梳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日常所使用的词汇以及在这些语言所建构的一层现实中，由于越走越迷糊，便常有可能迷失方向。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当我们把乾嘉考据的这一核心思想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相结合时，或许便会得到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在这一系谱学式的追溯中，我们发现处于这些看似简单符号之下的复杂传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交融，以及几代人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与代价。而在那些如今已渐渐被消费与享乐大潮所淹没的最初梦想与抱负中，不正蕴含着我们渴望与创造一个更好、更加多元与开放的未来的力量与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