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记者眼中的刘慈欣之变

很多年之后，当我坐在《疯狂的外星人》的影厅里，还是会想起遥远的那个采访刘慈欣的下午。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山西晚报第二次采访刘慈欣。
山西晚报第一次采访时，他只是在科幻界小有名气，鉴于他的“咖位”和科幻在整个文学界的地位，报道并不长。而就是那不长的报道，让我们初步意识到，科幻文学有其固定的读者，像那样的小作家，也有忠实甚至可以称之为狂热的粉丝。
事实上我就是。
我采访刘慈欣的时候，已经是2008年底，《三体2·黑暗森林》出版之后。从他1999年发表处女作开始，笔耕十年，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已经成为中国科幻重量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中国科幻文学第一人”。我很熟悉他，我是看着他的作品成长起来的，或者也可以说，他是我看着从文学新人成长为科幻巨匠的。但是，除了科幻圈，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算是我，也是采访前，才知道他是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的工程师——我做梦也想不到，偶像离我这么近。
那个下午，我像朝圣般拨通电话，强行按捺住倾吐崇拜之情的冲动，提醒自己是记者，在访问一个不太红的小众题材的作家，应该客观，应该理性，应该有些高屋建瓴的问题。
出乎我的意料，他比我还客观，比我还理性，甚至到了冷酷的地步——主流文学不承认科幻文学；主流作家抵触科学，可笑地认为科学是邪恶的；世界科幻文学都在衰落，中国科幻文学需要一个大师，以一己之力改变一种文体。
尽管他很诚恳，很谦虚，但采访很是不顺畅，因为他的这些话超出了我既有的预期，也迥异于我采访过的其他作家——没有作家，会对自己从事的领域这么悲观。
后来，我还采访过他，问了些趣味的外星生命外星文明的问题，他说不知道，不清楚，不好说。从那以后，我开始排斥采访他——作为粉丝，我希望偶像积极乐观、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作为记者，我喜欢确定的回答，最好还符合我的预期。
他那样的理工科直男，两者都做不到。我们同在地球上，但却身属两个世界。
再后来，他就红了。这和他，和科幻文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因为一些互联网大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黑暗森林”“降维打击”这些概念，觉得很符合他们自己的业界生态，就在很重要的场合不断引用，于是网民跟风，捧红了《三体》，书中很多话，变成了网络金句，知道不知道的，都能说上几句。
在那样的风潮中，刘慈欣更显寂寞。
2015年，《三体》获得了雨果奖。我不得不又采访他，第一时间打了电话，而当时，我们山西晚报的驻站记者就在他家中。
不过他说，一个奖改变不了什么。
但无论如何，这个奖项，终于让刘慈欣有了真正的知名度。他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名利。“能吃一辈子”，山西晚报又派出个记者对他进行专访——一个小迷妹——我看到她的兴奋，当然也能预料到她之后的沮丧。
刘慈欣说，《三体》是个特例，它代表不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状况。
刘慈欣说，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没法相比，差得很远。而且，这种差距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一部小说获了美国的一个奖而有所改变。
刘慈欣说，中国的科学家是看不起科幻小说家的，你想和人家交流，人家根本不会理你。
刘慈欣说，我不相信“黑暗森林”法则下的宇宙是真实的宇宙。（很多读者都相信）误解源于科幻文学在我们国家的不成熟。
我则很高兴，偶像在巨大名利面前，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静、理性和平和。
那之后，关于刘慈欣的动态不时能见诸各种媒体，他真正红了，“大刘”所至之处，无不人潮涌动。同时，也有人戏称他为“走穴刘”，出入红毯之上，镁光灯之前，粉丝之中，但我还是怀念那个默默无闻的刘慈欣，是他给我打开一扇通往宇宙的门，让我在庸碌单调繁忙的生活之余，还有心情瞥一眼星空。
《三体》之后，刘慈欣再无作品。连电影版《三体》上映都遥遥无期。我很失望。
今年春节，两部大卖的贺岁电影都和科幻有关系。准确地说，和刘慈欣有关系。《流浪地球》是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疯狂的外星人》则改编自他的《乡村教师》，同时他还担任编剧。
一片欢呼，“中国科幻元年”。
哦，在刘慈欣好几年没有新作品的时候，在和他并称“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其他三位——王晋康、何夕、韩松依然不具大众知名度的时候，在国内还只有一个科幻文学期刊的时候，“中国科幻元年”就这样开启了。
最近，他和《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来太原路演之际，山西晚报又派出记者采访，这一次，我们出动了好几位记者，采用了不同的报道形式，又一次走近刘慈欣。
我没有争取这次采访机会，我觉得我能想到刘慈欣会怎么说。回来看他们的采访视频——
记者：“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怎么样？”
刘慈欣：“对科幻文学的未来的预测，不说悲观，至少是不明朗的。”
我很欣慰。某种程度上，我的偶像刘慈欣终于学会了“世故”。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