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霸道？

“王道”一词最早出于《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意思是君王不营私、不结党，才能使王道宽广。这时的王道纯粹指的是君王仁政之道；而我们后来理解的王道，则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要求统治君王的“庶之、富之、教之”和“修己以安百始”为宗旨的政治理想；二是以克己复礼为道德标准的修身要求。
“霸道”一词始于春秋时期而盛于战国时期。它的本意是“伯道”，继以齐桓公为始的春秋五霸和后期吴越两国先后称霸后，它的意义便从最初的建立和平的诸侯国国际体系、尊王攘夷、干涉纂弑、抑制兼并发展到崇尚功利、暴力威化。
王道从提出之始就备受人们推崇，当人类社会由最初的野蛮原始迈入文明的门槛，任何时候的统治者都不忘给自己加上遵循王道的头冠。但随着国家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遵循“王道”越来越不能满足欲望的需求，对土地和人口的增长不是“王道”所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越过“王道”的界限，探寻强者生存之道，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
征战日益频繁，对人口和土地的掠夺更加疯狂，诸侯间的攻伐也不再是完全的师出有名，人们对战胜的渴望愈来愈强烈。卫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弟子第一次将“王道”与“霸道”相提并论，他的名字叫卫鞅，也就是后来的商鞅。
卫鞅通过人情关系找到当时急欲变革图强的秦孝公。第一次对着秦孝公大谈特谈“帝道”，秦孝公不得不边打瞌睡边等他谈完;第二次与秦孝公谈治世“王道”，秦孝公捺住性子，频频如厕;第三次卫鞅谈到变法图强的“霸道”，秦孝公长跪而起，相见恨晚，引为知己。抛开上古治世归隐的“帝道”不说，单看秦孝公对“王道”与“霸道”鲜明的态度对比，似乎就可以窥见“霸道”的魅力。“霸道”为称霸图强之道，它非常符合当时秦国或者说每一个诸侯国的发展需求，于是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在秦国开展了。
当时中原各国也进行了或试图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未曾做好彻底放弃原有“王道”影响下的意识和行为。“霸道”改革只有在秦国是彻底的，它的效果也是直接的，它带来了秦国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秦献公迁都)。随着秦国的崛起和强大，中原各国对秦的扩张日益不满，忌惮与日俱增。真正检验“王霸”成果之说的是发生在战国中后期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公元前260年，秦、赵以上党献城为导火索拉开了长平之战的序幕，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以赵国惨败的方式收尾。战后，秦将白起将降卒四十万赵军尽数坑杀。一时，六国变色，小儿止啼，秦国将“霸道”理论演绎到了极致！
长平之战改变了中原的格局，成为秦国统一中原决定性的一战。但关于长平之战的后果，学术界却历来秉持两种看法。一认为长平之战阻碍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推迟了一统中原的进程，原因是秦军坑杀赵卒的行为激起了赵国报仇雪耻和其他诸侯国同仇敌忾之心，两年后的邯郸保卫战便是明证；另一种认为长平之战从客观上消灭了赵国的有生力量，削弱了以赵国为代表的其他六国的军事力量，消耗了六国军事储备，改变了秦国与六国之间的战略对比。同时坑杀赵卒的行为震慑了东方六国，在六国军民心中留下恐惧的阴影。因此它加速了六国灭亡的步伐，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贾谊的《过秦论》中相关论点可以佐证。
这两种观点深层意义上的焦点便是“王霸”之争，这使得当时甚至后世之人还为此喋喋不休。短时间看，“霸道”理论占了上风，谁也不能否认秦国的强大，诸侯各国恨未能早日践行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秦国通过“长平之战”验证“霸道”理论后，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完成对六国的横扫，确立中央集权国家，来证实“霸道”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因此，秦统治者将其奉若神旨，期望达到万世而永治。但“霸道”的急功近利和饮鸠止渴的副作用是致命的，秦国用六代君王换来的天下一统不到短短六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陈胜、吴广的起义像导火索一样燃过秦朝疆域，人们在狼烟遍地的焦土上奔走呼号时，再一次思索“王道?霸道?”谁更持久?
长平之战中，白起以欺诈手段坑杀赵卒四十万，三年后，他无罪获谪，伏剑自刎。死前，白起才明白“霸道”的终极意义是实现“王道”。所谓战争的目标是求胜，但战争的目的却是和平。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为期许，才是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

韩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