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将揭示技术原理视作传统政治史制度研究的可选项

自古至今，政治体制，包括等级安排，在塑造中国社会形态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权重。与老师田余庆先生聚焦门阀、次等士族和皇权之间，偏重于“人”的研究方式不同，阎步克先生多求索技术原理，致力于“制”的钩沉，将其纳入一个有序的架构。
2018年10月15日，阎先生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光启沙龙·对话大师”讲坛，与师生“漫谈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氛围轻松热烈。席间，阎先生还鼓励在座师生着力开发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寻找最适合自己性情、气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

阎步克教授
技术原理是制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任何政治实体都是由组织、人事、法律等各项制度按照既定目标和一定规则建构起来的。类似机械装配，不同的器件能够在组装后实现特定的功能，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某种特定的规律。这种技术上的合理性，同样适用于制度史的研究中。
政治制度自有构成逻辑，却不是以纯粹的原理形态驻留于真空。文化、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层累叠加，又使它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时态，邓小南老师称之为“活的制度史”。如果致力于厘清浮之于上的纷繁层面，从中剥离出技术原理，那在学术研究中就不容易胡子眉毛一把抓，从强调综合性和复杂性转而强调分析：始自原理，逐次理清、理顺期间的逻辑关系，一环一环地来解这个扣。
阎步克先生以公共管理组织的二重性原理为例。西方行政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大多出于现实需要，围绕“效率功能”的实现进行工作。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学则捕捉到公共管理组织“利益主体”的色彩，除提供公共管理产品外，其追求“合法性和生存”同样是题中之意。落实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研究中，即军、官、民三层次的政治结构既是功能组织，必须保障行政效率；又是身份组织，必须维持内部的身份和谐。于是，皇帝和官僚等同现代意义上的“合伙人”，抱团谋生谋利，再按等级身份进行利益分配。传统政治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承担的是双重目标，而非单一目标。运用“功能组织VS身份组织”的基本原理烛照传统政体，很多历史现象也许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将技术原理视作逻辑起点从属制度史观的内容，虽然这些原理层面的思辨，历史研究者往往觉得大而无当。其实，在推演之中是有益的。
比如，今人认为古代选官中的掣签制度有太大的随机性，古人也怨其“年不问老壮，事不问简繁，才不问偏全”。掣签法又为何能自明活跃至清呢？从行政效率来看，抽签选官自然不合理；但从深层和谐的角度看，它保障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却是相当公平的一种制度。吴思先生在其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就曾犀利指明：“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随机分配，那恐怕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了。”以“任官”实现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凸显的恰是身份组织的特征。传统政权的二重性，亦是中国古代特权性选官制度的由来。
再比如，考量宋朝叠床架屋的官职差遣体系，有人说是官僚制高度发展的产物；钱穆先生则断言：“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评价负面。两种意见扞格不入，源于价值尺度殊异。从功能组织上看，冗官冗吏势必加剧管理的难度，财政不堪重负；可从身份组织上看，繁复的位阶体制可以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增加了政权支持者，扩展了组织规模，确有重大的政治功能。美国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一书中阐明：官僚组织很难消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规模。用铁盆来打比方，若讲求使用便利，那它的厚薄轻重就应该恰到好处；相反追求使用期限，那这盆越重、越粗、越厚、越大，就越能用得长久。作为利益主体，公共管理组织的稳定有赖于官僚的人多势众，冗官冗吏长盛不衰有其存在的逻辑原理。有感于此，战乱年代“滥封滥授”的现象也可以迎刃而解：彼时政权尤为需要支持者，只要送出一顶官帽子，这风雨飘摇的朝廷就多了一根支柱。

座谈现场

南北朝位阶体制技术合理性之比较
有关南北朝的制度互动问题，学界有过热烈的探讨。一种看法认为：北朝的官阶变化呈现出南朝化的趋势与特征。论据之一在于：孝文帝是以南朝十八班为模板，对官制资位做出改定。在阎先生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
首先，就史实而言，孝文帝改官品在梁武帝创十八班之前；其次，基于技术原理，两者品位设计上的结构功能和原则精神大相径庭。十八班中，九卿彼此属同一行政层级，班位却参差不齐，目的是在晋升时更细腻地区分身份资望。这显然就是一种品位化的安排。“品位-职位”建构其间，所以，“十八班”的本质在于将官职借用为品位，即利用职能性的官职为官僚资位的尺度。孝文帝则彻底废除二十等爵和汉代“若干石”的秩级，“皆决军号”，文武职事官一律纳入九品三十阶，薪俸完全按照官品来定，官位间的高下有一忘即之的明快。且其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与考课紧密结合，考课所晋升的阶就是九品之阶，体现的是浓厚的功绩主义。
阎先生诚恳地建议：研究魏晋南北朝或汉唐间位阶体制变化的时候，如果能深入到技术原理层面，就能对错综复杂的现象提纲挈领，看清背后变化的实质，而不是像现在很多解释都散漫无章。借助于技术原理，还能在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似乎不相关的制度之间收获启发。比如，理解了南朝十八班，就可以理解宋朝的杂衙制度，它们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此前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
南朝时，秩级与官品不废，实际的俸禄又与此无法一致。十八班外，另有州二十三班、郡十班、县十班……还有一个施于外国的军号十品二十四班。南朝的品位结构支离破碎，显然在技术原理层面缺乏合理性，尽管出于惯性，其在实际运作中仍能发挥效能。阎先生笑着打趣：“这就好比是辆破车，这儿拴上根线，那里拧紧个螺丝，它也能对付着开，是吧？说不定开得还很好。但从原理上，它肯定不是辆正经八百的车。”
反观北朝，预选官、预考课与晋升深度吻合，保障了制度化的社会流动，一扫南朝的杂乱无章，展示出无可置疑的技术合理性，且启发唐朝的九阶勋爵体制。介于此两点，阎先生强调，旧文《北朝位阶体制的变迁全面领先于南朝》选用“领先”二字，即以唐朝为准，表明的是客观发展：由魏晋到隋唐，形成了官品体制，官职、文阶、武阶、勋官、封爵都被纳入九品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所谓“合理”，指采用可操作的 、规范化与程序化的技术手段，确立了职位科层结构，实施了人员等级管理，进而保障了行政运作。
汉学家葛迪风评南朝的官僚制为“一个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与以上“身份组织”的内容实属同意。宫崎市定称北朝经历了“从贵族主义到军阀官僚主义”的过渡；黄惠贤先生亦持此论，北朝少数民族从军事贵族专政走向极权主义，皇权极度强化，加速少数族贵族的官僚化；阎先生在《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中考察南北史变化的宏观趋势，也论及功绩主义精神、官僚体制复兴等时代特征。总而言之，南朝位阶着重维系身份和谐，北朝位阶致力服务行政效率。关于价值标准，各人可以有自己的信念，可以认同南朝身份和谐的追求，也可以说南北朝的位阶体制适应了各自的国情。但在技术合理性的语境之下，北朝位阶体制明显优于南朝，此时再把北朝的位阶变化概括为南朝化，那就真的是“南辕北辙”了。
制度史观下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20世纪初，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利用“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给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基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梳理；又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耳目之一新皆为清以前史家梦想所不及。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分期模式，在紧接的几十年内成为大陆优秀学者们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而用现代眼光审视中国史，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一步，迸发出思维的火花。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以古代、中世、近世为中国史分期，认为“上古”或“古代”到东汉中期为止，是中国文化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汉晋过渡之后，进入六朝隋唐之“中世”，贵族政治其间最为闪耀；唐宋之际实现根本性转型，中国由此步入近代社会。

阎先生认为，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变动，推动着人们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政治史进程。无论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三段论，都参考了世界局部地区，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经验来剪裁中国历史。然而，各种史观都是“深刻的片面”，都好比是投向黑暗历史客体的一束光，洞见了独特的历史景象，但绝非中国历史的唯一解释。
以前研究思想史，西方有唯物唯心之争，先秦思想家就有唯心唯物之分，西方有认识论、本体论等等，那么中国也创造本体论和认识论。这确实让人对先秦诸子的认识焕然一新，可也让中国文化某些独有的特色隐而不显了。比如，《周礼》以官制来构建天地人秩序，潜藏着丰沛又独特的官阶设计思想。与其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民族地区，找不到类似的历史文献。官制上，它是神秘主义的发端，后经董仲舒发扬光大为“官制象天”；同时高度数列化、组织化，体现阴阳、对称的原理。作为中国轴心时代一部不朽的经典，《周礼》践行了以官治国的伟大设想，其本身是“中国特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样，虽然西方行政学、社会学在原理揭示上成效卓著，特别是贡献了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它们集中的是西方文化的经验，服务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中国历史长河中，皇权官僚集团利益分配、身份建构的内容显然不从属其母题。例如，现代行政学、组织学认定“职位”“级别”间无法转换。阎先生爬梳中国古代的位阶变迁后，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提炼出 “职阶转化律”，认为两者能够通度无碍：迫于人员安置的压力，古代的职位往往被用作虚衔，由此发生“品位化”，官员有其职而无其事。当职位最终发展为阶衔之时，往往就要另行设置新职、拟定新名。中国古代大多数品位性官号和品位序列，都是由职事官转化而来的。如“侯”，最初指代地方军政长官，而非爵号。
可以说，有关人类社会的等级现象，中国人拥有远为丰富的史料。基于“现代化”的需要，人们往往采用“阶段论”反观中国史。阎先生坦言自身学术理想之一，就是借助技术原理，把历代纷繁错杂的品阶勋爵编织成一条连贯的线索。由此，他生发了“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两对概念，并立足“品位—职位”的二元结构，阐发了一系列理论建构，包括分析品位的技术方法，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品位结构与社会身份体制的关系，将官员等级与官职等级清晰地区分开来。如此，阎先生细究技术层面的动态演化及历史惯性，最终提出中国品位结构变迁的五大阶段：周代与汉代分别是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再度品位化；唐宋品位分等幅度下降，但依然属于品位分等；明清向职位分等有一定程度的回归。
如何进一步区分同是品位分等或职位分等占主导的时代呢？阎先生建构“三指标”加以衡量：第一，品位体制的简单或复杂程度；第二，品位待遇的优厚或简薄程度；第三，获得品位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仅以偏重品位分等的朝代为例：周朝的品位结构封闭性、稳定性很大，待遇丰厚，结构简单；而唐宋的品位结构开放性、变动性大，待遇不如周代丰厚，结构复杂。紧扣技术原理加以琢磨，原本看上去错综杂乱的位阶衔号变得井然有秩。
乐于将制度史的轨迹放置于历史长河中通盘考量，根本上尊重的，是中国历史进程的自身逻辑。阎先生反复提醒，“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得到重视。假如夏商周早期国家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1.0版，那秦以降两千年帝制是它的2.0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3.0版正在探索形成之中。当代世界，民权政治文化、神权政治文化和集权政治文化是几支最具特色的政治传统，各自涉及了十几亿人口。而中国作为集权政治传统的代表，既有文化的连续性，亦有制度的连续性。两千一贯制，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
“连续性”并不否认“阶段”，翻检《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阎先生早已做过精彩的说明：“连续性”承认变迁，承认“变态”，但它强调其间有一个“中轴线”，各种“变态”围绕“中轴线”左右摇摆。“阶段性”凸显其特殊性，“连续性”衡量“变态”幅度，寻找“回归”动力。所以，“制度史观”关注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在穿越各种经济变迁之后，依然保持其基本特征，甚至如何经自我调整，将业已变迁的外部社会，改造为适合一己生存的环境生态的。
中国自帝制时期始，就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最精致的政府体制。阎先生鼓励青年学人勇于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技术原理，这恰恰是西方学者不敏感的部分，却将在宏观层次上长期影响中国的未来。其间也易于总结出大量的新鲜问题，再反馈给现代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和组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