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芳华记忆：我的南京长江大桥 ——那些“大桥合影”背后的故事
今年已经72岁的姜正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历史发生交集。他拿出一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儿，和同学一起站在桥头堡前合影。
看着照片，老人露出一丝微笑，那是追忆往昔岁月时特有的神采，透过他的眼神，人们仿佛看到了1968年底的一幕幕。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央决定独立自主、从头开始建成“争气桥”。经历多年奋战，到了1968年，上级要求务必于年底前建成，于是省里决定，调派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参加工程大会战。时为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五阶段的姜正云就这样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打起行李，和万千同学一起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施工劳动。
“我们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姜正云大学毕业后做过许多工作，但与大桥建设再无关系，可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建设劳动仿佛就在昨日般历历在目。
姜正云说，那时候大学生干的都是低技术体力活，给梁体骨架扎铁丝，给葵花铸件抛光，给桥头堡雕塑清理模壳……
姜正云与朋友合影。
最让他难忘的是给大桥“洗脸”的工作。1968年12月，工程到了“冲刺阶段”。姜正云班级要全部上桥面用砂布和水磨擦大桥正桥铁栏杆，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桥面上无遮无挡，朔风凛冽，寒气入骨，用手拿砂布蘸着冷水擦拭铁栏杆，手掌很快就被冻得麻木了，皮肤也很快就裂开渗血，但没有人叫苦畏难，姜正云和同学们依旧出色地完成每项任务。1968年12月31日，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带着一支坦克车队隆隆驶上大桥时，姜正云和同学们一起鼓掌、欢呼、跳跃，为“争气桥”顺利通过验收流下了热泪，同时也留下了这些合影。
故事还有一个尾声，2005年4月19日，姜正云因为工作关系带外地同业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导游照例进行讲解，听了一会儿，姜正云听不下去了，认为这种平淡无奇的解说不如不说，他当即要求导游交出话筒，由他这个大桥建设的参与者来讲述大桥是怎样建成的。驾驶员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车速，车上鸦雀无声，姜正云用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感受心得进行了介绍，结束时车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将自己的青春芳华与大桥紧紧相连，姜正云感到无悔而幸福。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罗时芳。
1960年，扬州技工学校毕业生罗时芳因为大桥“招工”来到了南京。报到第一天，就碰上了大桥工程局第四工程处文工团团长来挑人。“可能是觉得我形象不错吧”，罗时芳拿出了文工团当年在大桥上的合影，第三排，从右边数第三个穿白衬衫的姑娘就是她。
就这样，从来没搞过文艺的罗时芳成了文工团的一员。多年后人们再回忆起那时的罗时芳就会说，哦，就是文工团的“四朵金花”之一。
文工团当时有二三十号人，有些在艺术学校接受过培训，而罗时芳则完全从零开始。她边演边学，跟团友们一起用文艺方式歌颂大桥工人的先进事迹。文工团的演出在工人中很受欢迎，每次演出桥下临时搭建的舞台下都站满了人。
大桥建设为文工团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器乐合奏《沸腾的桥梁工地》、男生小合唱《桥工赞》、表演唱《四个老汉看大桥》、歌舞《桥梁女民兵》等一批反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文艺节目，场场都是满堂彩，他们甚至还为来访的亚非拉各国工会代表团演出，成为当时南京乃至全国都颇具影响力的职工表演团体。
但文工团的工作其实是业余的，团员们的主业还是工人，罗时芳是划线工。她说，大桥的桥身是由钢结构拼装而成，她划完线，焊接工焊接，预拼成半成品的钢结构才能吊上桥去进一步安装。钢板有厚有薄，她有时需要爬上去划线，脚手架够不着的时候，还得踩着人上去。罗时芳就像描述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还一个劲感叹：六十年代南京的夏天有多热啊，还得穿着厚厚的帆布服进入钢车间…..
不过罗时芳和姜正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讲“奉献”，没有人计较时间、计较金钱，就像那时候拍的照片一样朴实。
当大桥身上所承载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象征和政治色彩渐渐褪去的时候，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展现出的新的文化意义和人文价值。
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
在大桥建成通车半个世纪后，江苏省美术陈列馆举办的“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在展览中，著名画家冯健亲1974年创作的油画《一桥飞架》常常让参观者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这张画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大桥往事的一部分，而对于画家本人来说，这段经历也令他终身难忘。
冯健亲创作的油画《一桥飞架》。
1973年，34岁的冯健亲还只是南京艺术学院一名普通的油画老师。那年，学校将所有的油画老师组织起来，分为三组去画大桥。最年轻的他和著名画家苏天赐老师分在了一组。一开始，两人沿着长江边写生以认识大桥的价值，先到镇江，再到上海，这10天的写生，让冯健亲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以前都是画小风景，幅面大多为32开大小，这次则扩大了四五倍面积，开始时真的不知所措，完整地看了苏老师的写生过程后，心里逐渐有底，接着是跟在他后面画同一个角度，到上海时基本上能运作自如了。
之后，他就开始上桥了。和游客“打卡”不同，为了画大桥，他走遍了大桥的每一个角落。“三面红旗的高度是76米，我都爬上去看了，很壮观……”不是每一个细节都会在画里出现，但是清晨、黄昏、晴天、雨天、这个角度、那个瞬间，大桥的上下左右及周边山头，冯健亲都一一地经历、感受、记录。写生写得晚了，他就在大桥边被废弃的照相馆里住。“一床垫被铺在地板上，一床被子盖盖，那时候适应能力很强……”冯健亲在桥上住了近一个月，创作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张的写生稿。在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时，南艺选出四幅“大桥”油画参展，冯健亲的这幅《一桥飞架》被选中展出，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我第一张参加全国美展的油画就是这张‘大桥’，能够入选全国美展对于我们搞美术的人来说是一生追求的事。”
“画大桥的时候，在我画画的地方，当然也会留影，不过照片已经很难找了。”说起那些与大桥的合影，冯健亲颇有些遗憾，尽管如此，冯健亲和大桥的故事，大桥对冯健亲的意义，都已经长久地留在他的画里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像冯健亲一样，因为创作和南京长江大桥发生了另一种关联。他们不是大桥工人，却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记录下了大桥上的一个瞬间，一个过程，一段历史。是大桥的，也是他们自己的。
1968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通车前一个月，时任新华日报摄影记者的晓庄又一次接到了拍大桥的任务。一只手拎着装着盆、碗的网兜，另一只手拎着水瓶，晓庄就这样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大桥招待所，和工人同吃同住一个月。
听86岁晓庄回忆往事，惊讶于她的记忆力，“这张是大桥选址的时候拍的，这张是大桥打下第一根桩……”一张张珍藏的黑白小片铺了一床。什么时间在哪里拍的，都用笔在旁边备注得清清楚楚。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晓庄一直在拍大桥，可以说用胶片见证了大桥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接到这次任务时，晓庄的小儿子刚满4个月。“当时没办法，只能放下嗷嗷待哺的孩子跑到现场去拍摄，所以孩子到现在都跟我不亲……”说着说着老人哭了，接过记者递过去的纸巾，她个性里的要强又跑了出来：“我当时就想，既然报社信任我，我就一定要表现好。”离开家的晓庄，拿着相机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桥上桥下跑个不停。
晓庄与大桥合影。
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精彩瞬间，很多年来都是印在中国人心里的画面。而这些画面背后，是一群群摄影记者的默默付出。晓庄拿出了一张和大桥的合影，画面里的11个人，都是当时来拍摄大桥通车的摄影记者，有新华社的记者，也有人民画报的记者，还有她和三位新华日报同事：陈哲、王广林和任镇北。每个人胸口都挂着相机，脸上洋溢着笑容，背后是经典的桥头堡。
“我是唯一的女记者，站在我身后的是新华社记者，后来就是他拉了我一把，不然我就掉下去了。”晓庄说的惊险的一幕，是拍摄1968年12月31日在《新华日报》题头刊发的那张照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时发生的。在那个年代，在一张照片里既反映公路桥上的彩车车队，又能拍摄到奔驰而来的火车，还要同时看到行驶在长江江面上的轮船，是件很难的事。为了完整地表现大桥全貌，晓庄选了南桥头堡做制高点先拍一张车队，再分别拍火车、轮船，然后把三张照片接起来。“沿着楼梯往上走，但快到顶部时我却犯难了。整个大桥工程尚未完工，登顶的通道只有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绳梯悬空挂着，一有风吹就会晃动起来……”被“逼上梁山”的晓庄拉住绳梯往上攀登时，不小心一脚踩空，幸得后面的同行及时抓住了她的衣服，才没有发生意外。
南京长江大桥不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标志性建筑，更将长江的自然景观与工程工艺完美结合，成为当时最具时尚气息的标志性人文景观，自从诞生之日起，大桥形象便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摄像馆里最具人气的“布景墙”。或许你并没来过南京，但老相册里或许不难找到你与南京长江大桥的珍贵合影。
那个年月和大桥合影很流行。
时光流逝改变了许多东西，而记忆却往往被打磨得更加清晰。今年已经66岁的王志阳16岁便进入溧水“红卫照相馆”工作，从学徒做起，一直干到站在硕大的“座机”后给顾客按快门，这一按就是50年。
在王志阳的记忆里，自从大桥1968年建成以后，红卫照相馆就在摄影棚里绘制了以大桥主题的布景墻，几乎整个1970年代，这都是照相馆里最热门的合影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溧水人想去趟南京不容易，到南京就上午下午各一班车，一辆车最多也就装40个人，不是谁都能到南京去和大桥拍合影的，所以照相馆里的大桥布景就特别受欢迎。”
当时，彩色照片还不普及，想要彩照都是人工用特殊的油彩画上去的。王志阳说，六七十年代，电视还不普及，大家都是看电影，电影放映前照例要放新闻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总是出现在银幕上，所以他还画的彩色大桥绝不“失真”，深受好评。
当时最流行的海鸥双镜头照相机。
其实，即使见到了大桥，也不一定有机会能与大桥合影留念，毕竟一台当时最流行的海鸥双镜头照相机要120元，在物质生活普遍还不丰富的时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一些大的摄影图片社就在大桥附近开设照相服务处。上世纪七十年代，位于南京市人民路37号(今金陵饭店新大楼所在地)的南京摄影图片社就把它的服务处设立在大桥南大堡下。著名摄影家刘军回忆，他刚进入南京摄影图片社工作时，第一个工作就是出租照相机。
南京摄影图片社当年的通知。
“主要出租的就是海鸥双镜头相机，一天要租出去40多台，一小时一毛钱，押金要20元。”刘军说，拍回来的胶卷里最多的就是长江大桥，而且几乎都是同一个角度。
刘军说的“角度”，是拍摄南京长江大桥的“最佳角度”，即站在桥头堡引桥处拍摄，把桥头堡雕塑与整个长江大桥作为背景纳入其中，这也是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摄影棚里用得最多的大桥布景角度。
在省美术陈列馆的“大桥记忆”展陈现场，工作人员复原了一间老式照相馆的摄影棚，简单的陈设、古老的“座机”，“一桥飞架南北”的布景墻，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
刘军神秘地问记者，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用这个背景么？其实，不仅是因为角度好，可以照到大桥的绝大部分，更主要的，这个角度，是第一套南京长江大桥风景明信片中的角度。这套大桥明信片在当时太流行了，几乎成为南京形象的代表，甚至成为馈赠外宾的礼物，以至于只要在这个角度和大桥合影会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意境。刘军还介绍，当时南京摄影图片社也在摄影棚里手绘了这个布景墙，“我们还按照大桥的模样制作了栏杆，让照片体现出立体感……”
今天，大桥布景也随着老式照相馆的式微而消失了，但这些与南京长江大桥的合影却因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和象征意义，成为记录往日时代的载体，也构建了今日人们的集体记忆。
江水默默东流，一如岁月无声地滑过，2018年10月，经历了27个月整修的南京长江大桥再次开放，又一代人踏上大桥两侧的桥头堡、步行道去合影、拍照，大桥也再一次成为人们的记忆一部分，长留历史。
交汇点记者 徐宁 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