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安阳“香花风波”引发大讨论 朱镕基坐镇东北清理“三角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姝/文 首席记者 袁晓强/图片统筹
这一年元旦，周新义是在安阳拘留所度过的。六天后，周新义被释放，第一时间回到厂里，看着半瘫痪的生产线，所剩无几的“香花牌”电视机，催要产品的客商，心疼地流下了眼泪：“正赶上旺季，这次我们亏损了至少500万。”这是当时轰动安阳、影响全国的“香花风波”。
1988年1月，周新义承包了黄河无线电厂。到了1990年，厂内职工人数从60人发展到300人，产值增长了22倍，利税增长了24倍，主产品“香花牌”电视机被省政府评为优质产品。1990年12月24日晚上，无线电厂的工人们正要下班，被突然到来的安阳县电业局局长杨占山拦住。杨占山宣布免去周新义的厂长职务，并成立了以其本人为组长的“新班子”，宣布全厂停产放假三天。这个消息，在工人中炸开了锅。第二天，248名工人上书县委、县政府，要求恢复原厂长职务，恢复生产。县长责成县委班子去调查，发现杨占山没有查清事实，不能作为审计结果和处理人的依据。两周后，周新义得以释放。
这个事件后，社会就行政干预企业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的热烈探讨。
1989年下半年，经济上实行财政、信贷双禁政策，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此前他曾经长期工作于国家经济委员会。据吴晓波《激荡三十年》，在上海主政期间，某些厅局长向他当面汇报工作，小腿肚子会战抖。在他北上之际，一些国际媒体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认为他那种管理风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开，有人甚至预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6个月。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战”，就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
朱镕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北三省，亲自坐镇，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据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正庆回忆，当时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
在河南，工商企业对企业已下放的有限自主权，进行收缴或部分收缴。低迷经济中，企业为谋生存，开始精简人员、谋划出路。
开封啤酒厂开始改革用工和分配制度——上岗靠竞争，下岗给出路，收入靠贡献。他们把累计精简下来503名职工，组建为酒瓶回收和成品酒打捆两个车间，顶替过去的临时工。一年下来，酒瓶回收车间为工厂节约购新瓶费100多万，打捆车间为工厂省下雇临时工的费用30多万。 像洛阳铜加工厂，也全面实行人事、工资制度改革。45个机关管理处室合并为27个，管理干部由1883人精简为1693人。划定生产岗序，以岗定薪。
在“限时清债”的政策下，政府积极发挥着主体作用，各部门与清欠办配合，与银行互动。比如宁陵县审计公检法配合，帮助当时的张弓酒业在三个月内，清回内外拖欠资金839万。到了1991年年底，河南清欠周转金额55.2亿。
这一年，肉食品市场同样疲软，但漯河肉联厂的产品依然供不应求，销售总额和利税首次突破1.46亿和940万。在国内生产进入低谷时，他们发现国际市场销量只增不减，就扩大生产出分割猪牛肉，开发冻片猪肉、箱装牛鞭、牛筋等副产品十多种，增收上百万元，出口率达到45%，成为不下生产线就装车的“不落地”产品。在国内的分割肉市场刚刚起步时，漯河肉联厂已经将80%以上的分割肉销往前苏联为主的东欧市场，仅分割牛肉出口占全国牛肉出口总量的十分之一，每年为国家赚取数千万美元的外汇。漯河肉联厂厂长万隆总结经验时说：“关键在于指导思想的转变。过去是生产跟着市场转，被动迎合市场，现在是企业牵住市场的‘牛鼻子’，用自己过硬产品去开拓市场。”一年后，该企业车间生产出“双汇”火腿肠，成为双汇集团的前身。
不过在1991年，“火腿肠界”风头最盛的，还是郑州肉联厂生产的 “郑荣”牌火腿肠。为了与洛阳肉联厂的春都火腿肠竞争，郑荣生产出小至16克、大至1000克的多规格火腿肠，请来外国专家把火腿肠演绎出汉堡式、法兰克福式、英格兰式、维也纳式的种种洋风味。这一年，“郑荣”荣获“七五”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博览会金奖，被认为是肉制品和火腿肠市场的第一品牌。直到1997年在与“双汇”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如今郑荣厂区每天屠宰生猪不过百头，厂里的冷库出租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