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九一八”事变后，一则与张学良有关的假新闻
扬子晚报网9月18日讯（记者 焦哲）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动、影响深远的“九一八”事变。当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一篇小文章，近乎“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当时的东北第一号实权人物——张学良，某种程度上让张成为举国唾骂、“国人皆曰杀”的民族罪人。此文影响之大，流传至今，其中“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一句更是“妇孺皆知”。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这则消息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假新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望这段历史，却觉得当年新闻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对于这桩事件的处置态度，更加令人感慨万千。
张学良如何变得“丑身洋溢，秽德彰闻”？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身兼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要职于一身。
和后来人们印象中“一身正气”的“爱国将领”形象不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国人皆曰杀”的民族罪人，被称为“不抵抗将军”，也曾被痛斥是“丑身洋溢，秽德彰闻”。
所谓“丑声洋溢，秽德彰闻”，究竟是指何事？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坊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具体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影响最大的，当属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发的一则标题为《马君武感时近作》的小文章。
严格来说，这篇文章并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新闻作品”（消息），其性质更接近“新闻评论”。这是两首七绝诗，通常被称为《哀沈阳》组诗。诗文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发表在当时报纸的第四版，版面只有火柴盒大小。不过诗的作者却大有来头。
马君武出于“义愤”写出“假新闻”
作者名叫马君武，是辛亥革命的元老。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兼任广西省省长。
除了“高官”的身份，马君武在文化界也有着较高的声望。他早年先后留学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都是响当当的名校。
虽然是学习化学、冶金的“理工男”，不过却写得一手好文章，曾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还起参与草过《同盟会章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等。
1925年后，马淡出政坛，专心教育事业，先后做过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校的校长，还创办了广西大学。
这样的一个在政界、学界都有显赫资历的人物，所写的这两首诗，在“九一八”事件后经报纸公然刊出，其影响已经不可以只按“诗”而论了。
首先，从诗的题材上来看，马的两首诗是模仿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李商隐的这两首诗是咏史名作，讽刺中国历史上的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而亡国，甚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还和“玉体横陈”的宠妃鬼混、打猎。
马的两首《哀沈阳》和李商隐的《北齐》二首，高度相似，让读者不免对诗中出现的人物“对号入座”。马的两首诗中，虽然都没有出现“张学良”的名字，但句句指向的都是这位东北少帅。
首先，从诗中出现的人名来看。第一首的开头第一句就出现了“赵四”、“朱五”、“胡蝶”，三个女人，个个都是和张有关的人物。
赵四，众所周知，就是人称“赵四小姐”的赵一荻，是张学良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朱五，即前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朱湄筠当年号称“北洋名媛”，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妻子，张学良是他们夫妻的主婚人。同时，朱湄筠和赵一荻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同学，且关系要好。
赵四、朱五都是张学良身边的人物。诗中的胡蝶名气更大，当时人称“电影皇后”。当时和不少名人都传出过绯闻，其中也包括张学良。
按照马君武诗的字面意思：身边有这三位美貌娇艳的女人陪着唱歌跳舞，男主角“不管东师侵入”、“不顾告急军书”。这陷入“温柔乡”的“英雄”是谁？可能当时每个读者都会想到张学良。
此诗一出，张学良即“丑声洋溢，秽德彰闻”。他觉得十分委屈。事实也证明，马君武也确实在具体事实上冤枉了他。
据张学良自己说，“九一八”事发当晚，他正在陪人看戏，根本没有唱歌、跳舞。至于胡蝶，他根本就不认识，甚至两人从来就没见过面。
张的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呢？如今80多年过去了，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上都可以证实：张学良说的是真话——“九一八”当晚，他确实在北京看戏，不在沈阳，也没有和赵四、朱五、胡蝶三位美人唱歌跳舞。
如何处置“假新闻”？两个女人的做法让人佩服
事实上，《时事新报》的这则“消息”，不是在今天才被证实为“假新闻”的。在当年，也就是文章刊发后第二天，新闻当事人之一的影星胡蝶就在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申报》上发表了“辟谣声明”。
胡蝶在声明中说，“九一八”事件发生前后，自己正在北平拍戏，一共待了50多天，从来没去舞场一回。而且考虑到“适逢国难”，她和同事们坚决抵制日货，除了拍戏，没有外出游玩过一次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应酬。她还颇有眼光地指出：这（指她陪张学良跳舞的谣言）是日本人利用宣传进行的阴谋。
继胡蝶之后，她所在的明星电影公司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等人也在报纸上发表启示声明，表示愿意以人格为胡蝶的话做担保。
张学良虽然没有在“九一八”发生时，和美人唱歌跳舞，而是在北京看戏（有一种说法称，这是在公务接待）。然而毕竟他守土有责，对东北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张学良本人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江湖做派。晚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当年“九一八”下令“不抵抗”的人是他自己，不是南京中央政府或蒋介石。
如，1990他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采访时就对着摄像机镜头承认：“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记者本人也曾在多部纪录片上看到过这段采访。张学良当时说话的面部表情轻松自如、态度诚恳；从历史背景上来分析，张接受采访时，蒋介石、蒋经国均已去世，他本人已基本恢复自由（否则怎么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这段表述应是出自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真心忏悔。
对于马君武的诗“害”得他背上骂名，张学良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过“非常恨这首诗”，尤其是恨“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一句。但他一直也没有对马君武采取什么报复性的措施。
反观赵四、朱五，对于这起“假新闻”事件，似乎也是淡然处之。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谈。
据张说，有一次在香港的一个饭局上，朱五和马君武碰上了，朱五举起酒杯朝马君武走去——并不是上去砸酒杯或朝对方身上倒酒——而是给马君武敬酒，并颇为幽默地对他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里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要谢谢你，你把我变成名人了！”
马君武当时作何感想，张学良并没有说，后人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看出，朱湄筠当年号称“北洋名媛”并非只是因为长得漂亮，其家教、涵养确实配得上“名媛”的称号。
如果说，赵四、朱五都因为和张学良相近，和“九一八”事件（的责任）有一点“擦边球”的关系。那么胡蝶作为和张学良素不相识的“外人”，则是这起“假新闻”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了。她又是怎么“维权”的呢？
据说当时，很多人都建议胡蝶起诉马君武，以最大程度地讨回名誉和损失。但胡蝶考虑到民族大义，并没有这么做。
上世纪80年代，胡蝶采取自己口述、由她的英文老师代笔的方式出版了一本《胡蝶回忆录》。在书中，她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的愤慨。马君武出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了进去。”
作为遭遇“诽谤”、声誉受损的受害者胡蝶，竟然能站在施害者马君武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认识到对方“造谣”的动机是出于“义愤”，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这实在让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