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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著名诗人伊蕾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举行。铁凝、吉狄马加、蒋子龙、王安忆等致唁电表示哀悼。天津市作协负责人,伊蕾的众多诗友,与其亲人一起送别这位女诗人。

伊蕾,原名孙桂珍、孙桂贞,中国作协会员、原天津作协理事、原《天津文学》杂志编辑。伊蕾于1951年8月30日生于天津,1969年赴河北省海兴县插队,1971年调入铁道兵钢铁厂,1982年调入河北省廊坊地区文联。1984年至1986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90年代,伊蕾赴俄罗斯从事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整理研究俄罗斯当代绘画作品,并开始油画创作。自2007年,伊蕾开始独自出国旅行,共行走了67个国家。今年7月13日,伊蕾在冰岛旅游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7岁。

伊蕾著有诗集《爱的火焰》《爱的方式》《女性年龄》《独身女人的卧室》《伊蕾爱情诗》《叛逆的手》《伊蕾诗选》等。其中,她于1987年发表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因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由此,伊蕾和翟永明、唐亚平,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诗坛“三剑客”。伊蕾诗歌中的女性意象,独立自由,恣意奔放,对于当代女性意识的确立和自我认同,具有重要贡献。

关于伊蕾诗歌创作历程的变化及其诗歌的经典性,今晚报7月27日曾发表过黄桂元的评论性悼念文章《伊蕾的三个名字》。纵观其一生,伊蕾不仅是女性主义诗歌的重要创作者,还是其诗歌精神的践行者。 

诗人伊蕾的三个名字

伊蕾生命的休止符定格在了67岁。如此,“7·13”“星期五”与遥远的冰岛互为支撑,叠加成了一种诗意苍茫的黑色隐喻。我从最初的恍惚中悟出,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但谁都最在乎生命的长度。而这长度无论十位数抑或百位数,之于宇宙时间也只是瞬间,所以伊蕾才写出了如下诗句:“生命这样短啊/短得像一柄剑/与其苟活,不如勇敢的寒光一闪”。

就这样,伊蕾的七本诗集以诗歌遗产的样态,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她的诗学内核,我归纳为两点:“挣脱”与“流浪”。伊蕾活出了一个诗人最本真的生命存在感。她在动荡的年代里当过下乡知青,后来选调工厂,进科室,当编辑,历尽波折,倦鸟归巢,回到家乡居无定所,没有几年即远赴俄罗斯;回国后基本上在京津之间游走,可以说,一生都在漂泊。

其间,伊蕾一共有过三个名字,依次是:孙桂珍、孙桂贞和伊蕾。不同的名字,表征了三段生命乐章。

“孙桂珍”这个名字是父母给起的,质朴而寻常。1976年3月,我刚进《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诗歌组,部队诗友王新弟给我介绍的第一位作者,就是这位还在河北武安的天津老乡。那时她还叫孙桂珍。她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用时下说法,属于“底层”生态。然而,她本人却是个“异数”。她说过自己没有经历过童年,“我好像天生就老了”。但她一直如少女般单纯,直到26岁,她还不明白女人为什么结了婚会有孩子。我去过她家几次,感受不到任何的诗书气息。她说,自己与文学结缘是受叔叔的影响。在孙家,她与叔叔最有共同语言。叔叔读书多,使她很早就接触了苏联的诗歌和小说。她8岁时写出了第一首诗,题目是《大炼钢铁》,叔叔夸赞有加,他郑重地告诉周围人,“她不是个孩子,你们不要把她当孩子。”我在她家见过她叔叔——聊天时习惯于当主角,那时侄女已经小有名气了,但在他眼里还只是初出茅庐;也可以理解,怎么说他应该算是“伯乐”。孙桂珍在一旁微笑不语。事后她评价叔叔,好为人师,也挺可爱。

写诗不久,她把“孙桂珍”改为“孙桂贞”,一字之别,显示了某种不甘平庸的个性觉醒。我想起了艾略特,这位美国诗人被记者问到曾受过哪些诗人的影响时,这样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孙桂贞与此有相同之处。当我刚刚知道郭小川、闻捷等中国当代诗人,她却早已熟读了一批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她很少提到诗坛的前辈或同辈,却毫不掩饰对海涅、普希金、惠特曼、普拉斯的喜爱。她自言,“普希金好像是我的亲戚,上小学时我就读《普希金诗选》”,后来“尤其喜欢惠特曼,他的自由影响了我”。她收藏过《草叶集》的多个译本,并能大段背诵,甚至写过一首《和惠特曼在一起》的诗,这在那个时代的诗歌圈极为罕见。

最狂野、最恣肆、最悲壮的是“伊蕾”,这个名字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默默无闻。我查了一下,1983年4月2日,她在来信中谈及我正在写的一篇诗评,特意嘱咐:“望你能提一下我以笔名伊蕾发的那几组诗,以后我可能会更多地用这个笔名了。”最初我不以为然,名字只不过是个名字,关键还是要看作品,而且“孙桂贞”那时已经在京津冀诗界成了“招牌”,没有必要更名易帜。但是她相当自信且执拗。三年后,我终于意识到,她换的不是招牌,而是魂魄;如同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这个名字注定会在中国诗坛搅起小小风暴。果然,当石破天惊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等诗歌纷纷问世,这个名字的影响力便迅速超出了诗歌界。伊蕾的写作巅峰期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约只有三四年。1990年代初期,伊蕾为了拥有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只身独闯俄罗斯商海,历尽千辛万苦,带回了一批俄罗斯画家的藏品,同时享受着画油画带来的快乐时光。于是,伊蕾不仅是诗人,还成了美术收藏家和画家。

作为老朋友,我曾调侃:诗坛少了一位一流诗人,而多了一个三流画家,伊蕾一度“耿耿于怀”。其实我很清楚,对于如此“另类”精灵,切不可用常人常理衡量之。伊蕾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的她,多写还是少写,写或者不写,没有那么重要了。“伊蕾现象”是不可复制的,不仅他人无法模仿,她自己也很难重复,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伊蕾以诗人的方式在这个世界活过,哭过,爱过,写过,就可以了。

伊蕾离世已有多日,悲痛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诗,回到文学,回到伊蕾的写作遗产。这时候,我们会生出一种陌生感。我这几天重读她的部分诗作,读出了许多感慨。当人们谈论新时期诗歌史,伊蕾的名字无疑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其诗学的开创性或拓荒性已被公认,中国新诗编年史,缺少《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肯定不能说是完整的。由此我在想,怎样衡量经典作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个重要指标,就是经得起重读。当然,伊蕾诗作是否具有重读价值,或者说,是否具备了某些经典元素,还有待于未来岁月的检验。

今晚报媒体融合部出品

今晚报记者朱孝兵  王晓明  黄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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