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口述中国｜北大教授④裴坚：很多老师在教学生走捷径，可悲
【编者按】
卢梭说：“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蠢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教育就是这样赐予人以全新的生命。
那么北大教授如何看待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际遇？读者可以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的北大教授系列口述中找到答案。
今天，我们将刊发北京大学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坚的口述。
裴坚
我的求学经历
我是1985年从浙江来到北大的。当年我们报考大学时，对专业没有什么概念，学化学还是学经济，很多高三学子都是一头雾水。我之所以报考化学，是因为我读高中时觉得化学还比较有趣。
我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大多还住在北大南门边的筒子楼里，只能放一张床一摞书，狭小的房间成为师生们讨论问题的空间。大三的春季学期，我跟着中文系的女朋友第一次采访了钱理群老师。从鲁迅谈到时事，从求学经历谈到对学生的期待，师生之间的谈话往往一开始便是几个小时。具体内容我已经记得不太真切，但那种师生间的氛围让我感到：这才是北大！那之后，我常去钱先生的宿舍聊天。在钱先生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或坐在床上，或坐在板凳上，不同专业、不同爱好的师生老少一起侃天侃地。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我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性情和喜好来做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一直对小说爱不释手。我的成绩在班里也就属于中等水平，但我从来不会为考90分还是85分而受苦，对于未来也很少自己主动规划些什么。不像现在的学生每天给自己安排得很充实，而且很有计划，比如这一步要做到什么，那一步又要做到什么。我是一个行动上比较偏向自由的人，走哪儿看哪儿的那类。
我不愿意考英语，那时候我们出国都要考托福啦、雅思啦、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啦，我也买过单词书，但是背了五页之后就感到难以忍受。我认为这种东西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就按部就班地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读完博之后我才出国。当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大，但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于是就选择了去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这个博士后是联合培养项目。当时又正好有机会去美国，我就留美一年半，之后又回到新加坡待了一年半，2001年4月才回到北大。
我到国外之后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别人的整体水平很高，我这才感到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也是博士刚毕业，彼此年龄也相仿，但自己的水平实在是不能和人家相媲美。于是特别有羞耻感，而这种羞耻感迫使我努力学习。而且，在国外读博后，不努力的话，人家随时可以炒你鱿鱼。如果真被炒鱿鱼就完了，博士后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当时足足有两万美金。后来决定回国倒不是因为在新加坡不好留。事实上，申请新加坡绿卡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学校好多人那时候都成了新加坡永久居民。我回来是因为我的妻子不喜欢新加坡。她觉得新加坡国家比较小，且比较“封闭”——新加坡的整体控制水平比较高。所以，她住了不到两年就回国了。我们不能长期分居两地，所以就有了回国的打算。
我的教学理念
2001年，我就回国到北大化学院工作。那时林建华担任院长，化学院的整体氛围是非常不错的。化学院在1995年之后，就进行了重新建设和构建。我能明显感受到化学院整体氛围的变化。
具体说来就是，研究意向不会受到太多的干涉，这样就拥有研究的自由，做研究的创造力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另外就是，整个工作环境氛围很好。老师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相互妒忌、相互鄙视的关系，大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内部竞争，而是国际竞争。这一点来得非常重要。任何单位和任何小的团体，大家的竞争不是内部的竞争，而是与外部的竞争。单位、团体的整体水平比同行高，才能显现出你的单位或团体有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北大化学院这些年一直在持续发展，始终有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保证大家顺利地进行研究。
就像我平时和学生说的，任何竞争都不是你的内部竞争，而是外部竞争。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比外面的学术水平更高？如果只是把自己人掐灭，那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这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很多学生都不喜欢学习化学，原因是感觉这门学科没有多大的用途。最关键的是，化学学起来真心太累了。如果是做化学方面的研究，那就更加艰难，因为这个领域很难出成果。就算好不容易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奖项也不一定是颁发给纯做化学的人，说不定会颁给跨界的学者，也就是理科综合奖。
数据表明，目前学习化学的人越来越少。在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这一点更多是由化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化学这门学科的成果需要不断被别人验证，也就是说你的任何一个成果都需要别人证明其正误。如果你做出的成果还没有被别人验证，那么你是不敢说大话的。你需要被别人承认，这是化学的学科特点。所以，学习化学的人往往相对理智。
社会对每个人基本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了、付出了，你就会得到足够的回报。如果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付出足够的努力，你肯定会做好。学会怎样与人交流，是大学里非常重要的一课。不仅要善于跟同龄人交流，也要学会跟师长交流，这会让你的人生成长得更快。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舍即是得。我们总是会发现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总想去补充、去弥补自己所谓的弱点。但是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点缺陷，一个人如果试图让自己表现得十全十美，就会越来越虚伪。所以还是活得真实一点，能正视自己的弱点就比较好，也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中国汉字很讲究，舍得——“舍”掉以后你才能“得”，不是“得舍”，是“舍得”，先舍后得。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本科教学本身算得上是良心活，根本原因在于教学没有显示度。显示度的意思是，比如你本科在北大读书，许多年后你成才了，人们说你是北大培养的，而不是北大的具体某一位老师培养的，但是研究生就不同，研究生贴的是导师而不是学校的标签。所以这个显示度就是你做了教学工作，培养了学生，但最终学生的成才并不打上你的标签。
哪怕最终这个学生得了诺奖，当了国家主席、总书记，他也不能说是北大某一位老师培养的，只能说他是北大培养的。更要紧的是，本科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力又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研究生教育或博士生教育，想要看见成果还是比较快的，比如不到几年，学生拿到“长江学者”了或者相关的学术荣誉了，他所贴着的标签上一定有他导师的姓名。相形之下，本科教育是个不折不扣的良心活。
良心活就是对教师自身的道德形成约束力。我比较强调这一点，你愿意做的事你就必须要做好；如果你不愿意做，你完全可以离开。例如，本科教学这件事你真心愿意付出，你就必须努力做到最好。因为北大的学生非常聪慧，你敷衍这些学生根本就行不通，而且学生这么优秀聪明，你怎么忍心敷衍了事？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很多老师都不愿意认真上课。其实，所谓“言传身教”，当老师们在想办法欺骗学生的时候，学生也就学会了糊弄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的学生来北大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我每次在自己的课堂上都会和学生讲，知识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印在教材里的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学生听过老师的讲解之后，能够学会翻书，能找到知识点所在就可以了。课堂上我们要学习的，首先是做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次是学会思考，遇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很重要。思维的能力比单纯地吸取知识来得更为重要，不是么？不过大前提在于首先要教导学生成为一个正派的人。我曾说，聪明人成为坏人的比例往往高于笨人成为坏人的比例。因为笨人做坏事，方法比较直接，容易识别出来。而聪明人做坏事，经常比较隐蔽，他骗笨人的方法也比较聪明，可以诱使更多的笨人去做坏事，而这就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些老师一定要教会孩子多少知识，这不是最关键的。
事实上，大学学到的这些知识又能派得上多大用场？
因此对于老师而言，教育的最高目标绝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导学生成为一个真诚而正派的人。本科生教育，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毕竟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加以掌握的。可是如果老师没能把学生带上做人的正轨，这将不仅仅是一件抱憾终生的事情。
老师日常的言传身教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很多次，我在与学生开座谈会的过程中就说，当年我愿意回到北大任教（我夫人也是北大的，在中文系，当年也是非回北大不可的），与北大在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氛围是分不开的。那时校园里面，老师总会去教导学生如何做正派的人，如何保持正直的心。对于一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事情，作为学生你应该直言不讳。
感觉现在老师们几乎都在给学生传授如何获取更多的资源，怎么样走捷径，让自己获取更多。比如：一个形象的描绘，说是“弯道超车”。但是在你弯道超车的过程中，你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危险。赛车是有弯道超车的情况，但是作为赛车手，更重要的是超车后才能在直道上比拼速度。弯道超车你需要考虑安全，不能给自己和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所以老师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教导学生按照自己的心意，合理而正规地把事情做好。相反，有些时候老师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利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曾讲到，我们不要埋怨学生过于功利——我们的老师动辄就批评学生，说这帮学生太功利，要分数，要这个、那个的。其实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就不功利么？是老师的功利，才会导致学生的功利。是我们大人教会了孩子功利。
所以大学里面的教学不是说要培养学生，学生是培养不出来的，我们要完成的是引导。现在我们常常谈到培养体系，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理想中的人才。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有失正确。
这十年之中，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个学生在想什么，他们有何需要，以及我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也就是说，去懂学生，而不是简单地制定规章制度。作为一名老师，你在学生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知道怎样去帮助学生们。一个例子是，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给每位学生家长留手机号，这样他们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到我。
我刚开始接手本科生教学事务时，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有这么多问题，当我把家长请来一看就知道，孩子就是家长的翻版。很多孩子有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家长的问题；就像学校里学生有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作为老师，如果你过于盯着自己眼前的利益，你自身将是非常堕落的。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老师，如何去引导学生，做一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你要去夸夸其谈些什么，而是尽你所能地去帮助到这个学生。如果你不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一味地指责社会，你觉得有多大意义？
这个岗位带给我的收获还在于，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讲话的方式，以及处世的方式。我也会考虑一些后效方面的问题。但是，你的身段是没有办法放软的，你的腰该怎么直还得是怎么直的。你弯是弯不下去的，除非你驼背。所以说，你不能没有底线，你可以有所妥协，但绝不能突破底线。
我看教学改革
这次北大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方式也随之变化。我们当年，20世纪5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建设国家的时代，50年代是战后重建，80年代是“文革”后重建，都相当于一切被毁坏之后开始重新建设。那时我们更加需要专业人才，譬如工程师和专业人士。所以那时我们强调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学习能够直接派上用场的东西，等到完成四年学业，你就可以到工厂干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时候，你的专业知识和各种技能非常重要。比如你学化学，必须会各种实验技术，把你送到工厂，你最好能直接上手。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迫切地需要专业人才，能够直接上手，直接操作，最好学出来以后就能派上用场。比如当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样的学生将来就是走进化工厂的路。
但是现在不应如此，大学的整个学习模式不应该再是这种简单专业性地操作，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应该能够胜任任何行业的工作。所以整个教学理念应该随之变化，不应再去强调一个学生在化学院就必须要学多少化学知识，而是应该让他建立起对一个学科的认识，以及对这个学科到底是怎样的发展思路的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因此，学生一进入大学并不是说一定要学多少课程、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学科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把学生招进来了，为什么不能教给他更多的知识？问题在于，教了这些知识之后，又有多大用处？且不说学生的消化和运用问题，单是对学科整体脉络的把握，我们就往往陷入不得要领的境地。
学生需要知道的是，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学生在大学里真正应该学会的是，明确他将来发展所需，而且明确现在如何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做好铺垫。而且北大的学生都是极其聪明的，你要教给他的不是课上的某个问题，而是说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他如何应对将来在工作中要遇到的具体问题，他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你应该传授给他解决方案是如何设计的。这些，是细枝末节的知识点所无法解决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也就是重新构建我们的教学模式。因此，此番本科教学改革强调的地方在于，一个学科应该能够提炼出你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最能代表学科发展水平，最能展现整个学科发展脉络的核心课程。
学生们在学习了这些课程之后，就对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范围有了掌握，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学生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他可以选择进一步钻研学习，以求掌握更多领域内的相关知识。他可以攻读研究生，甚至将来从事研究工作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他觉得这个专业的本科知识已经够用了，他愿意做别的事情，那么大学应该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利于他学习别的东西。这样才能出现更多复合型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交叉型的、融合型的。
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
科学这个概念，很多人把它宗教化了。什么叫科学？我一直在跟学生谈我的观念：科学本身无所谓对与不对，它强调的是发展，它强调的是后面的人可以否定前面的人。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永远正确的东西是宗教，而且要求永远正确的东西更是邪教。
科学没有强调永远正确，科学强调它的发展。所以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不断有后面的人为前面的人打补丁和做否定，那么也告诉后来的人，告诉他科学是内涵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进来都可以去质疑前人所做的奉献，也可以为前面的人去打补丁，甚至否定前面的人。所以这是科学观。
上化学课也是一样，我不断告诉学生，前面的人哪些是有局限性的，后面的人是怎么去把它补上的。但是现在这部分人的认识不一定是永远没有局限的，而是说也许等你们这帮人再进来的时候，又会发现他的局限性，再给他去打补丁。
所以每一个解释和每一个对理论的定义，都是有它的局限性在里面，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书写的知识都是对的，这是最关键的，这是科学的。
科学是持续往前走的，而且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它不断需要重复。
我和学生说：“你们不要看不起这重复，说这几年怎么又回来了，跟几年前的研究差不多。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螺旋是上升过程，再回来跟前面这个点差不多的时候，它比前面要远一点点，要高一点点。”所以科学的发展不是直线向前发展，它是螺旋式的，就跟DNA的分子式一样。每次重复回来的时候，它要比原来水平要高一些。所以，科学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对错。
【口述人简介】
裴坚，博士、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主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从事有机化学、功能发光分子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本文选自《我在北大当教授》，知识实验室编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卢梭说：“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蠢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教育就是这样赐予人以全新的生命。
那么北大教授如何看待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际遇？读者可以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的北大教授系列口述中找到答案。
今天，我们将刊发北京大学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坚的口述。
我的求学经历
我是1985年从浙江来到北大的。当年我们报考大学时，对专业没有什么概念，学化学还是学经济，很多高三学子都是一头雾水。我之所以报考化学，是因为我读高中时觉得化学还比较有趣。
我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大多还住在北大南门边的筒子楼里，只能放一张床一摞书，狭小的房间成为师生们讨论问题的空间。大三的春季学期，我跟着中文系的女朋友第一次采访了钱理群老师。从鲁迅谈到时事，从求学经历谈到对学生的期待，师生之间的谈话往往一开始便是几个小时。具体内容我已经记得不太真切，但那种师生间的氛围让我感到：这才是北大！那之后，我常去钱先生的宿舍聊天。在钱先生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或坐在床上，或坐在板凳上，不同专业、不同爱好的师生老少一起侃天侃地。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我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性情和喜好来做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一直对小说爱不释手。我的成绩在班里也就属于中等水平，但我从来不会为考90分还是85分而受苦，对于未来也很少自己主动规划些什么。不像现在的学生每天给自己安排得很充实，而且很有计划，比如这一步要做到什么，那一步又要做到什么。我是一个行动上比较偏向自由的人，走哪儿看哪儿的那类。
我不愿意考英语，那时候我们出国都要考托福啦、雅思啦、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啦，我也买过单词书，但是背了五页之后就感到难以忍受。我认为这种东西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就按部就班地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读完博之后我才出国。当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大，但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于是就选择了去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这个博士后是联合培养项目。当时又正好有机会去美国，我就留美一年半，之后又回到新加坡待了一年半，2001年4月才回到北大。
我到国外之后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别人的整体水平很高，我这才感到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也是博士刚毕业，彼此年龄也相仿，但自己的水平实在是不能和人家相媲美。于是特别有羞耻感，而这种羞耻感迫使我努力学习。而且，在国外读博后，不努力的话，人家随时可以炒你鱿鱼。如果真被炒鱿鱼就完了，博士后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当时足足有两万美金。后来决定回国倒不是因为在新加坡不好留。事实上，申请新加坡绿卡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学校好多人那时候都成了新加坡永久居民。我回来是因为我的妻子不喜欢新加坡。她觉得新加坡国家比较小，且比较“封闭”——新加坡的整体控制水平比较高。所以，她住了不到两年就回国了。我们不能长期分居两地，所以就有了回国的打算。
我的教学理念
2001年，我就回国到北大化学院工作。那时林建华担任院长，化学院的整体氛围是非常不错的。化学院在1995年之后，就进行了重新建设和构建。我能明显感受到化学院整体氛围的变化。
具体说来就是，研究意向不会受到太多的干涉，这样就拥有研究的自由，做研究的创造力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另外就是，整个工作环境氛围很好。老师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相互妒忌、相互鄙视的关系，大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内部竞争，而是国际竞争。这一点来得非常重要。任何单位和任何小的团体，大家的竞争不是内部的竞争，而是与外部的竞争。单位、团体的整体水平比同行高，才能显现出你的单位或团体有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北大化学院这些年一直在持续发展，始终有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保证大家顺利地进行研究。
就像我平时和学生说的，任何竞争都不是你的内部竞争，而是外部竞争。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比外面的学术水平更高？如果只是把自己人掐灭，那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这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很多学生都不喜欢学习化学，原因是感觉这门学科没有多大的用途。最关键的是，化学学起来真心太累了。如果是做化学方面的研究，那就更加艰难，因为这个领域很难出成果。就算好不容易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奖项也不一定是颁发给纯做化学的人，说不定会颁给跨界的学者，也就是理科综合奖。
数据表明，目前学习化学的人越来越少。在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这一点更多是由化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化学这门学科的成果需要不断被别人验证，也就是说你的任何一个成果都需要别人证明其正误。如果你做出的成果还没有被别人验证，那么你是不敢说大话的。你需要被别人承认，这是化学的学科特点。所以，学习化学的人往往相对理智。
社会对每个人基本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了、付出了，你就会得到足够的回报。如果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付出足够的努力，你肯定会做好。学会怎样与人交流，是大学里非常重要的一课。不仅要善于跟同龄人交流，也要学会跟师长交流，这会让你的人生成长得更快。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舍即是得。我们总是会发现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总想去补充、去弥补自己所谓的弱点。但是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点缺陷，一个人如果试图让自己表现得十全十美，就会越来越虚伪。所以还是活得真实一点，能正视自己的弱点就比较好，也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中国汉字很讲究，舍得——“舍”掉以后你才能“得”，不是“得舍”，是“舍得”，先舍后得。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本科教学本身算得上是良心活，根本原因在于教学没有显示度。显示度的意思是，比如你本科在北大读书，许多年后你成才了，人们说你是北大培养的，而不是北大的具体某一位老师培养的，但是研究生就不同，研究生贴的是导师而不是学校的标签。所以这个显示度就是你做了教学工作，培养了学生，但最终学生的成才并不打上你的标签。
哪怕最终这个学生得了诺奖，当了国家主席、总书记，他也不能说是北大某一位老师培养的，只能说他是北大培养的。更要紧的是，本科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力又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研究生教育或博士生教育，想要看见成果还是比较快的，比如不到几年，学生拿到“长江学者”了或者相关的学术荣誉了，他所贴着的标签上一定有他导师的姓名。相形之下，本科教育是个不折不扣的良心活。
良心活就是对教师自身的道德形成约束力。我比较强调这一点，你愿意做的事你就必须要做好；如果你不愿意做，你完全可以离开。例如，本科教学这件事你真心愿意付出，你就必须努力做到最好。因为北大的学生非常聪慧，你敷衍这些学生根本就行不通，而且学生这么优秀聪明，你怎么忍心敷衍了事？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很多老师都不愿意认真上课。其实，所谓“言传身教”，当老师们在想办法欺骗学生的时候，学生也就学会了糊弄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的学生来北大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我每次在自己的课堂上都会和学生讲，知识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印在教材里的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学生听过老师的讲解之后，能够学会翻书，能找到知识点所在就可以了。课堂上我们要学习的，首先是做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次是学会思考，遇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很重要。思维的能力比单纯地吸取知识来得更为重要，不是么？不过大前提在于首先要教导学生成为一个正派的人。我曾说，聪明人成为坏人的比例往往高于笨人成为坏人的比例。因为笨人做坏事，方法比较直接，容易识别出来。而聪明人做坏事，经常比较隐蔽，他骗笨人的方法也比较聪明，可以诱使更多的笨人去做坏事，而这就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些老师一定要教会孩子多少知识，这不是最关键的。
事实上，大学学到的这些知识又能派得上多大用场？
因此对于老师而言，教育的最高目标绝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导学生成为一个真诚而正派的人。本科生教育，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毕竟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加以掌握的。可是如果老师没能把学生带上做人的正轨，这将不仅仅是一件抱憾终生的事情。
老师日常的言传身教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很多次，我在与学生开座谈会的过程中就说，当年我愿意回到北大任教（我夫人也是北大的，在中文系，当年也是非回北大不可的），与北大在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氛围是分不开的。那时校园里面，老师总会去教导学生如何做正派的人，如何保持正直的心。对于一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事情，作为学生你应该直言不讳。
感觉现在老师们几乎都在给学生传授如何获取更多的资源，怎么样走捷径，让自己获取更多。比如：一个形象的描绘，说是“弯道超车”。但是在你弯道超车的过程中，你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危险。赛车是有弯道超车的情况，但是作为赛车手，更重要的是超车后才能在直道上比拼速度。弯道超车你需要考虑安全，不能给自己和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所以老师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教导学生按照自己的心意，合理而正规地把事情做好。相反，有些时候老师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利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曾讲到，我们不要埋怨学生过于功利——我们的老师动辄就批评学生，说这帮学生太功利，要分数，要这个、那个的。其实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就不功利么？是老师的功利，才会导致学生的功利。是我们大人教会了孩子功利。
所以大学里面的教学不是说要培养学生，学生是培养不出来的，我们要完成的是引导。现在我们常常谈到培养体系，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理想中的人才。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有失正确。
这十年之中，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个学生在想什么，他们有何需要，以及我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也就是说，去懂学生，而不是简单地制定规章制度。作为一名老师，你在学生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知道怎样去帮助学生们。一个例子是，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给每位学生家长留手机号，这样他们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到我。
我刚开始接手本科生教学事务时，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有这么多问题，当我把家长请来一看就知道，孩子就是家长的翻版。很多孩子有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家长的问题；就像学校里学生有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作为老师，如果你过于盯着自己眼前的利益，你自身将是非常堕落的。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老师，如何去引导学生，做一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你要去夸夸其谈些什么，而是尽你所能地去帮助到这个学生。如果你不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一味地指责社会，你觉得有多大意义？
这个岗位带给我的收获还在于，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讲话的方式，以及处世的方式。我也会考虑一些后效方面的问题。但是，你的身段是没有办法放软的，你的腰该怎么直还得是怎么直的。你弯是弯不下去的，除非你驼背。所以说，你不能没有底线，你可以有所妥协，但绝不能突破底线。
我看教学改革
这次北大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方式也随之变化。我们当年，20世纪5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建设国家的时代，50年代是战后重建，80年代是“文革”后重建，都相当于一切被毁坏之后开始重新建设。那时我们更加需要专业人才，譬如工程师和专业人士。所以那时我们强调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学习能够直接派上用场的东西，等到完成四年学业，你就可以到工厂干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时候，你的专业知识和各种技能非常重要。比如你学化学，必须会各种实验技术，把你送到工厂，你最好能直接上手。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迫切地需要专业人才，能够直接上手，直接操作，最好学出来以后就能派上用场。比如当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样的学生将来就是走进化工厂的路。
但是现在不应如此，大学的整个学习模式不应该再是这种简单专业性地操作，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应该能够胜任任何行业的工作。所以整个教学理念应该随之变化，不应再去强调一个学生在化学院就必须要学多少化学知识，而是应该让他建立起对一个学科的认识，以及对这个学科到底是怎样的发展思路的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因此，学生一进入大学并不是说一定要学多少课程、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学科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把学生招进来了，为什么不能教给他更多的知识？问题在于，教了这些知识之后，又有多大用处？且不说学生的消化和运用问题，单是对学科整体脉络的把握，我们就往往陷入不得要领的境地。
学生需要知道的是，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学生在大学里真正应该学会的是，明确他将来发展所需，而且明确现在如何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做好铺垫。而且北大的学生都是极其聪明的，你要教给他的不是课上的某个问题，而是说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他如何应对将来在工作中要遇到的具体问题，他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你应该传授给他解决方案是如何设计的。这些，是细枝末节的知识点所无法解决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也就是重新构建我们的教学模式。因此，此番本科教学改革强调的地方在于，一个学科应该能够提炼出你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最能代表学科发展水平，最能展现整个学科发展脉络的核心课程。
学生们在学习了这些课程之后，就对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范围有了掌握，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学生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他可以选择进一步钻研学习，以求掌握更多领域内的相关知识。他可以攻读研究生，甚至将来从事研究工作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他觉得这个专业的本科知识已经够用了，他愿意做别的事情，那么大学应该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利于他学习别的东西。这样才能出现更多复合型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交叉型的、融合型的。
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
科学这个概念，很多人把它宗教化了。什么叫科学？我一直在跟学生谈我的观念：科学本身无所谓对与不对，它强调的是发展，它强调的是后面的人可以否定前面的人。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永远正确的东西是宗教，而且要求永远正确的东西更是邪教。
科学没有强调永远正确，科学强调它的发展。所以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不断有后面的人为前面的人打补丁和做否定，那么也告诉后来的人，告诉他科学是内涵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进来都可以去质疑前人所做的奉献，也可以为前面的人去打补丁，甚至否定前面的人。所以这是科学观。
上化学课也是一样，我不断告诉学生，前面的人哪些是有局限性的，后面的人是怎么去把它补上的。但是现在这部分人的认识不一定是永远没有局限的，而是说也许等你们这帮人再进来的时候，又会发现他的局限性，再给他去打补丁。
所以每一个解释和每一个对理论的定义，都是有它的局限性在里面，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书写的知识都是对的，这是最关键的，这是科学的。
科学是持续往前走的，而且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它不断需要重复。
我和学生说：“你们不要看不起这重复，说这几年怎么又回来了，跟几年前的研究差不多。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螺旋是上升过程，再回来跟前面这个点差不多的时候，它比前面要远一点点，要高一点点。”所以科学的发展不是直线向前发展，它是螺旋式的，就跟DNA的分子式一样。每次重复回来的时候，它要比原来水平要高一些。所以，科学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对错。
【口述人简介】
裴坚，博士、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主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从事有机化学、功能发光分子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