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远去的顽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王朔既是文坛风头最劲的知名作家，也是影视剧行业的超级大户。姜文根据他的《动物凶猛》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米家山改编自他同名小说的电影《顽主》，他任主力编剧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等等诞生于该时期的影视剧，与他的不少小说一样，根植于时代又脱离时代的束缚，成为今时重温亦有价值的经典。
《顽主》电影海报
其后王朔在文坛几经沉浮，作家光环虽然逐渐剥落，由他小说而来或者他参与编剧的影视剧每隔几年仍会冒出一两部，不过反响参差不齐，与他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口碑形成呼应。
读者与观众的赞弹暂且不论，众多取材自王朔文学作品的影视剧，他个人最为满意的是1989年公映的《顽主》，原因是“影片老实照搬小说”。但米家山并不如王朔所说般将他的文字奉为圣典，“三T公司”的服务宗旨由“替人解难、解闷、受过”变为“替人排忧、解难、受过”，小小变动实已暗藏米家山的野心。
电影《顽主》中的“三T公司”宗旨
电影用增删情节、明晰关系、更改结局等手段，将王朔笔下顽主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强化呈现之外，更把镜头伸向首都的地标建筑、大小街头、汹涌人群，将广播口号、流行歌曲、市井喧哗收进画面，突破原著文字的局限，用直观记录的时代图景与声音，道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生文化震荡的必然。
那场让戏曲中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文武丑角，历史里的地主农民、五四学生、大军阀家，现实层面的人民警察、摇滚青年、健美女郎等等符号人物粉墨登场的“模特走秀”，台上诸位或互相欣赏或对视摇头，或自信满满或垂头丧气，道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外来思潮的几次大碰撞，更直指当时社会多元架构下的民众精神分叉。这在王朔小说里寻不着，在中国电影中也属于例外的突破。
T台上的中国上下五千年
“北京顽主”的时境过迁
小说《顽主》开场借于观、杨重、马青分别帮人组织文学奖、约会、挨骂，带出三人合办的“三T公司”为民服务无小事。三组交叉展现的故事，除了马青以“诚恳认错”换来别人家媳妇的满脸欢笑，宣告他圆满解决一对夫妻的矛盾画上句号之外，另外两则均有后续文章，并与三人都发生关系。
从左至右，电影中的青年马青、于观和杨重，分别由梁天、张国立和葛优饰演
杨重能言会道为人稳重，但招架不住百货公司手绢组组长刘美萍扑上来的热情与满口后现代理论，眼看约会由假变真，搬来救兵马青与于观。马青的主导下，三人协力将刘美萍打发。若干时日之后，刘美萍变成“三T公司”代人分手的对象，负责接待的于观虽感错愕，仍然硬着头皮当了一回她的“知心大哥”。
马晓晴（右）饰演刘美萍
于观应允为地摊文学作者宝康颁发文学殊荣，是公司一件大事，不仅让三人使出浑身解数，还把于观的旧情人丁小鲁，以及她的女朋友林蓓牵涉进来。热闹而戏谑的发奖大会过后，经由宝康介绍，他的老师德育教授、全国道德模范赵尧舜打着“关爱年轻人”的主意走进观众视野。
李耕（左）饰演宝康
上述人物加上零散与于观等人打交道的寻死糙汉、梦想开万人大餐厅的投机客、希望别人代劳擦屁股的肛门科大夫（刘美萍男友）、抱怨吃不起猪肉的市民等角色，几乎涵括中国当时的所有阶层，从知识分子到暴发户再到普通市民，似乎每个人都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宣泄不出的欲望，需要借助他人之力方能找到出口。同情普罗大众的于观等人乐意成为他们转嫁压力的载体，独对满口道德暗地龌龊的赵尧舜与宝康打心眼里瞧不上（两人的名字与行为构成反讽）。但于观父亲对儿子的“吊儿郎当”看不惯，训斥他胡作非为，又代表主流价值观念否定他们帮人排忧解难的意义，似乎活出人模狗样才是正经事。
电影中的于观父子
由此，带出顽主们处境的尴尬。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出生成长于特殊年代的前辈顽主们相比（王朔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出演传说中的一代北京顽主“小混蛋”），于观等人严格意义上已称不上顽主。跟随残酷时代的结束，培育“北京顽主”的环境，部队大院或者胡同也在逐渐消失。于观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仍有一定的行侠仗义成分，但已不再具备把玩儿当作正经事，誓要玩得兢兢业业玩出花样的激情。他们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是深受商品经济浪潮冲击的无可奈何。
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出演一代北京顽主
真正流淌北京顽主血液的，是谢飞1990年执导的电影《本命年》中的李慧泉。作为于观们的同龄人，穿梭游走于1988年北京街道胡同的李慧泉，即使出狱后成了孤家寡人，也不因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做人标准。他可以轻松挣钱但绝不把钱当回事，对利己主义者挥舞拳头，对邻居、兄弟、爱的女人甚至不上道的旧同学，却是英雄本色。
电影《本命年》里，姜文饰演的李慧泉最后死在街头
但正如《本命年》的结尾是以李慧泉被年轻一代的流氓刺死在街头收尾，失掉生存土壤的北京顽主可以依旧穿得体面，却难再活出尊严，站着死倒成了保全颜面的唯一方式。而即使活了下来，他们似乎也只能呆在角落，若干年后变成管虎电影《老炮儿》里的六爷，终究难以逃脱死于新生代流氓之手的命运。
事实上，小说《顽主》的原名“五花肉”更能说明王朔对于观等人的形象定位。“顽主”是小说在1987年第6期《收获》杂志上发表前，编辑征得王朔同意的改名。随着小说的大获成功，“顽主”一词迅速流行，词义也跟着发生变化，某些层面特指王朔创造的文学人物。同名电影的全国风靡，更让观众把顽主与于观、杨重、马青直接等同。
电影对小说的绝对超越
相比小说，电影《顽主》加强了于观三人的精神世界与外部现实的冲突程度，并用明朗的态度，肯定他们存在的价值。
电影《顽主》里的时代背景
像《编辑部的故事》及同期另一部引起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的诸多对话一样，电影《顽主》里于观与父亲的交谈内容，充满对道德话语与革命语录意义的挪用与偷换，由家庭成员或小团体之间的代际矛盾，凸显价值观念随时代更迭的变迁，只不过电视剧里是以喜剧形式展开，影片继承小说的灰色基调。于观厌恶父亲站在伦理制高点上的说教，但又撼动不了父权的地位，只能逞一时口舌之快，来做无效的反抗。
潘虹（右）饰演丁小鲁
于观父亲否定他们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之外，影片还把丁小鲁与于观的情侣关系明确，让她一改书中一味与顽主们打成一片的形象，时不时就会劝说于观报个进修班做个积极向上的青年。道不同不相为谋，于观主动提出分手。
与此同时，米家山放大了赵尧舜与宝康这对师徒道貌岸然的嘴脸、过河拆桥的行径（讽刺在于，两人也是表面一团和气，背地互相瞧不上），注入社会眼光。宝康如愿以偿拿到“三T”文学奖，把林蓓追到手之后与顽主们划清界限的情节，电影虽与小说保持一致，但画面对他神态与动作多变的捕捉带给观众的震撼，远大于文字的描述。
书中赵尧舜屡次找于观等人交流谈心的目的并没明确交代，于观他们对他的厌恶，近似一种生理本能。电影中赵尧舜把对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当作反面教材收进演讲稿，不巧被于观等人通过电视看到。而三人对他的捉弄，马青骗说街头偶遇的姑娘久仰他的大名要与他约会，小说里只有匆匆一笔并无下文，电影中他真的跑到长安饭店门口等了姑娘大半天。
此外，电影还增加他们替忙于工作的知识分子照顾瘫痪的母亲的情节。与其它精神层面的劝化与安抚相比，这段内容是对现实问题的唯一指向，但最终成为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导致“三T公司”关门整顿。由此，电影在内涵上也将原著超越：如果生活中的困境得不到解决，调侃式的所谓精神化解只能是自欺欺人。
导演米家山
不过米家山并不质疑新时期的“精神胜利法”存在的正当性。假如说小说结尾，于观父亲半夜倒腾半导体声音机，听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是王朔揶揄父权，电影结尾民众在“三T公司”门口排起长队的画面，则道出“刚需”。影片公映时观众蜂拥而至，并在哈哈大笑后宣泄掉了对生活的诸多牢骚与不满，也说明它准确指向时代的症候。
《顽主》里等着被排忧解难的人们
从此层面来看脱胎自该影片的《甲方乙方》与《私人订制》（王朔参与编剧的《私人订制》，“助人为乐”团队的两位男性，名字干脆叫杨重与马青），“好梦一日游”及“私人订制”团队以半公益形式帮人圆梦的行为，更像一场假定性极强的情境游戏。如果说《甲方乙方》尚且关涉各层人士的现实疼痛，《私人订制》则沦为讨好赞助品牌的“广告定制”——这点倒与当下的时代特征吻合。
《甲方乙方》里的葛优
行笔至此的题外话，电影《顽主》捧红了葛优、张国立、梁天、马晓晴等一众演员，助力王朔的事业如日中天，却可惜了米家山。他后来拍了犯罪悬疑题材的《圣·保罗医院之谜》、现实主义题材的《你没有十六岁》等几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掩饰不住对中国电影的失望淡出影坛（《顽主》尾声他已借电影拍摄现场的“草菅人命”揭示电影行业的乱象），再无佳作。
其后王朔在文坛几经沉浮，作家光环虽然逐渐剥落，由他小说而来或者他参与编剧的影视剧每隔几年仍会冒出一两部，不过反响参差不齐，与他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口碑形成呼应。
读者与观众的赞弹暂且不论，众多取材自王朔文学作品的影视剧，他个人最为满意的是1989年公映的《顽主》，原因是“影片老实照搬小说”。但米家山并不如王朔所说般将他的文字奉为圣典，“三T公司”的服务宗旨由“替人解难、解闷、受过”变为“替人排忧、解难、受过”，小小变动实已暗藏米家山的野心。
电影用增删情节、明晰关系、更改结局等手段，将王朔笔下顽主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强化呈现之外，更把镜头伸向首都的地标建筑、大小街头、汹涌人群，将广播口号、流行歌曲、市井喧哗收进画面，突破原著文字的局限，用直观记录的时代图景与声音，道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生文化震荡的必然。
那场让戏曲中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文武丑角，历史里的地主农民、五四学生、大军阀家，现实层面的人民警察、摇滚青年、健美女郎等等符号人物粉墨登场的“模特走秀”，台上诸位或互相欣赏或对视摇头，或自信满满或垂头丧气，道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外来思潮的几次大碰撞，更直指当时社会多元架构下的民众精神分叉。这在王朔小说里寻不着，在中国电影中也属于例外的突破。
“北京顽主”的时境过迁
小说《顽主》开场借于观、杨重、马青分别帮人组织文学奖、约会、挨骂，带出三人合办的“三T公司”为民服务无小事。三组交叉展现的故事，除了马青以“诚恳认错”换来别人家媳妇的满脸欢笑，宣告他圆满解决一对夫妻的矛盾画上句号之外，另外两则均有后续文章，并与三人都发生关系。
杨重能言会道为人稳重，但招架不住百货公司手绢组组长刘美萍扑上来的热情与满口后现代理论，眼看约会由假变真，搬来救兵马青与于观。马青的主导下，三人协力将刘美萍打发。若干时日之后，刘美萍变成“三T公司”代人分手的对象，负责接待的于观虽感错愕，仍然硬着头皮当了一回她的“知心大哥”。
于观应允为地摊文学作者宝康颁发文学殊荣，是公司一件大事，不仅让三人使出浑身解数，还把于观的旧情人丁小鲁，以及她的女朋友林蓓牵涉进来。热闹而戏谑的发奖大会过后，经由宝康介绍，他的老师德育教授、全国道德模范赵尧舜打着“关爱年轻人”的主意走进观众视野。
上述人物加上零散与于观等人打交道的寻死糙汉、梦想开万人大餐厅的投机客、希望别人代劳擦屁股的肛门科大夫（刘美萍男友）、抱怨吃不起猪肉的市民等角色，几乎涵括中国当时的所有阶层，从知识分子到暴发户再到普通市民，似乎每个人都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宣泄不出的欲望，需要借助他人之力方能找到出口。同情普罗大众的于观等人乐意成为他们转嫁压力的载体，独对满口道德暗地龌龊的赵尧舜与宝康打心眼里瞧不上（两人的名字与行为构成反讽）。但于观父亲对儿子的“吊儿郎当”看不惯，训斥他胡作非为，又代表主流价值观念否定他们帮人排忧解难的意义，似乎活出人模狗样才是正经事。
由此，带出顽主们处境的尴尬。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出生成长于特殊年代的前辈顽主们相比（王朔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出演传说中的一代北京顽主“小混蛋”），于观等人严格意义上已称不上顽主。跟随残酷时代的结束，培育“北京顽主”的环境，部队大院或者胡同也在逐渐消失。于观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仍有一定的行侠仗义成分，但已不再具备把玩儿当作正经事，誓要玩得兢兢业业玩出花样的激情。他们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是深受商品经济浪潮冲击的无可奈何。
真正流淌北京顽主血液的，是谢飞1990年执导的电影《本命年》中的李慧泉。作为于观们的同龄人，穿梭游走于1988年北京街道胡同的李慧泉，即使出狱后成了孤家寡人，也不因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做人标准。他可以轻松挣钱但绝不把钱当回事，对利己主义者挥舞拳头，对邻居、兄弟、爱的女人甚至不上道的旧同学，却是英雄本色。
但正如《本命年》的结尾是以李慧泉被年轻一代的流氓刺死在街头收尾，失掉生存土壤的北京顽主可以依旧穿得体面，却难再活出尊严，站着死倒成了保全颜面的唯一方式。而即使活了下来，他们似乎也只能呆在角落，若干年后变成管虎电影《老炮儿》里的六爷，终究难以逃脱死于新生代流氓之手的命运。
事实上，小说《顽主》的原名“五花肉”更能说明王朔对于观等人的形象定位。“顽主”是小说在1987年第6期《收获》杂志上发表前，编辑征得王朔同意的改名。随着小说的大获成功，“顽主”一词迅速流行，词义也跟着发生变化，某些层面特指王朔创造的文学人物。同名电影的全国风靡，更让观众把顽主与于观、杨重、马青直接等同。
电影对小说的绝对超越
相比小说，电影《顽主》加强了于观三人的精神世界与外部现实的冲突程度，并用明朗的态度，肯定他们存在的价值。
像《编辑部的故事》及同期另一部引起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的诸多对话一样，电影《顽主》里于观与父亲的交谈内容，充满对道德话语与革命语录意义的挪用与偷换，由家庭成员或小团体之间的代际矛盾，凸显价值观念随时代更迭的变迁，只不过电视剧里是以喜剧形式展开，影片继承小说的灰色基调。于观厌恶父亲站在伦理制高点上的说教，但又撼动不了父权的地位，只能逞一时口舌之快，来做无效的反抗。
于观父亲否定他们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之外，影片还把丁小鲁与于观的情侣关系明确，让她一改书中一味与顽主们打成一片的形象，时不时就会劝说于观报个进修班做个积极向上的青年。道不同不相为谋，于观主动提出分手。
与此同时，米家山放大了赵尧舜与宝康这对师徒道貌岸然的嘴脸、过河拆桥的行径（讽刺在于，两人也是表面一团和气，背地互相瞧不上），注入社会眼光。宝康如愿以偿拿到“三T”文学奖，把林蓓追到手之后与顽主们划清界限的情节，电影虽与小说保持一致，但画面对他神态与动作多变的捕捉带给观众的震撼，远大于文字的描述。
书中赵尧舜屡次找于观等人交流谈心的目的并没明确交代，于观他们对他的厌恶，近似一种生理本能。电影中赵尧舜把对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当作反面教材收进演讲稿，不巧被于观等人通过电视看到。而三人对他的捉弄，马青骗说街头偶遇的姑娘久仰他的大名要与他约会，小说里只有匆匆一笔并无下文，电影中他真的跑到长安饭店门口等了姑娘大半天。
此外，电影还增加他们替忙于工作的知识分子照顾瘫痪的母亲的情节。与其它精神层面的劝化与安抚相比，这段内容是对现实问题的唯一指向，但最终成为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导致“三T公司”关门整顿。由此，电影在内涵上也将原著超越：如果生活中的困境得不到解决，调侃式的所谓精神化解只能是自欺欺人。
不过米家山并不质疑新时期的“精神胜利法”存在的正当性。假如说小说结尾，于观父亲半夜倒腾半导体声音机，听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是王朔揶揄父权，电影结尾民众在“三T公司”门口排起长队的画面，则道出“刚需”。影片公映时观众蜂拥而至，并在哈哈大笑后宣泄掉了对生活的诸多牢骚与不满，也说明它准确指向时代的症候。
从此层面来看脱胎自该影片的《甲方乙方》与《私人订制》（王朔参与编剧的《私人订制》，“助人为乐”团队的两位男性，名字干脆叫杨重与马青），“好梦一日游”及“私人订制”团队以半公益形式帮人圆梦的行为，更像一场假定性极强的情境游戏。如果说《甲方乙方》尚且关涉各层人士的现实疼痛，《私人订制》则沦为讨好赞助品牌的“广告定制”——这点倒与当下的时代特征吻合。
行笔至此的题外话，电影《顽主》捧红了葛优、张国立、梁天、马晓晴等一众演员，助力王朔的事业如日中天，却可惜了米家山。他后来拍了犯罪悬疑题材的《圣·保罗医院之谜》、现实主义题材的《你没有十六岁》等几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掩饰不住对中国电影的失望淡出影坛（《顽主》尾声他已借电影拍摄现场的“草菅人命”揭示电影行业的乱象），再无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