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代，问问左右，看看出行

马车左行时，为了安全考虑，尊长居左。

唐交通法《仪制令》刻石现存于陕西略阳灵岩寺。

现在，人们出门行走、骑车或者驾车，基本都是靠右侧，这个做法似乎约定俗成。在路上，开车超速或者酒驾，违反了交通法规，便会受到相应处罚。但是，在我国古代，无论靠左还是靠右，人们都走过，而且“靠右走”比“靠左走”的历史短，并且驾车出了问题也会被处罚，如果想蒙混过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我们穿越回去看看。

左右谁为尊，皇帝说了算
太原人王昌龄几度左迁

要说古代走路靠左还是靠右，得先弄清楚历史上左和右的渊源。
以右为尊，在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大到政治活动、商务往来、文化交流，小到私人接触、社交应酬，但凡有必要确定并排列具体位置的主次尊卑，“以右为尊”都是普遍适用的。但在古代，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更显得尊贵、更有身份一些，却不是一贯的。周、秦、汉时，认为右是个好位置，比如皇亲贵族称为“右”戚，世家大族称“右族”或“右姓”。豪门世家必居市区之右，平民百姓则居市区之左;从东汉至隋唐、两宋，便逐渐颠倒过来，“左尊右卑”，比如左仆射高于右仆射，左丞相高于右丞相；元朝又“以右为尊”；明清又改“以左为尊”，沿用了五百多年。总之，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找点高大上的理由或者弄点“狗血”喷喷，便这么左右倒着“玩”。
古人做官，如果“左迁”，即表示贬官，“左”指“地位低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当时他从江宁丞被贬为龙标县（今湖南省怀化市）尉，李白在扬州听到消息后，便于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写下了大名鼎鼎的七言绝句《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题目中的“左迁”，说的就是此意。“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意思是说，暮春时节，杨花满天飞舞，飘零不定，杜鹃一声声鸣叫得很凄厉。当时龙标是个相当偏远荒僻的地方，王昌龄“左迁”赴任途中遍布穷山恶水，交通十分艰难，他需要受多少罪才能到达啊。李白对好友的“左迁”遭遇充满了同情和关心，并进行由衷地劝勉和宽慰。
“七绝圣手”王昌龄因为正直的性格，冒犯了当朝权贵，导致他一直奔波在“左迁”的道路上。要去岭南，孟浩然来了，给他深情写下《送王昌龄之岭南》；要去江宁，岑参又来了，送他一首《送王大昌龄赴江宁》。最后被贬龙标，李白托快递小哥火速送来一封信——《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也许很郁闷，自己忠心耿耿，怎么得到的都是“左迁”的窘境。同理，太原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序，有“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中的“左迁”，也是贬官之意。
古人尚右，右有“上，好，升官”之意，而左代表了“贬职”，有“旁门左道”之说。

古代出行，一般靠左
日常行路左为尊，战时行车右为尊

在交通上，左和右的位置视实际情况而定，变得非常务实。古代，车行一般靠左。日常出门和战场出行，左右有别。日常出门乘车时，多人同乘，坐左边的人一定是尊长；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右边，这样是为了保护尊长者。宋代大儒朱熹曾对弟子说：“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战车，靠右的人一定是长官，靠左的是车夫。因为在战场上，坐在车的右边相对安全一些。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全国各地大搞基础建设，于大道路边设里程碑，当时叫“堠”，用来记录行驶的距离。远行的人们如果想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路，看看大道左侧的堠即可，因此秦人走路也是靠左。

唐草民马周建议“靠右走”
政府采纳，推出交通法规《仪制令》

唐时期，国力鼎盛，文化繁荣，像长安、洛阳等一线城市人口众多，流动量超级大，和现在的北上广有得一拼。如果光靠“交管员”每天挥着小旗吹着哨子疏导交通，肯定会丢了长安这样国际大都市的脸面。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形式和现在的人民政府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一样。这时，一个叫马周的草民提出了“靠右走”，这种走法又称“来左去右”，不分男女。“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马周这一系列教化民众、创建新型社会风气的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马周说，要用击鼓的方式早晚提醒行人进出城门要分开，两边走，进城的走左边，出城的走右边。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进出都是“靠右走”。由此，还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左迎右送”的礼俗，即迎人站在路的左边，送人站在路的右边。
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颁布了我国首部影响深远的交通法规《仪制令》，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而且进出宫殿、房屋、校场、庙宇等公共场所也是如此。当然，皇帝出行则例外，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并且规定有紧急公务的大臣等，可不受交通法规的约束。

限速：不得在街市走马
人车分流：不得在人众中走马

《仪制令》还规定“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贱避贵，指草根见了官员得让路；少避长，指年轻人见了老年人得让路；轻避重，空手走路的见了挑担子的得让路，或者相遇的两辆车，载重轻的因为易于调头，应该主动给载重量大的车让路，有助于消除安全隐患；“去避来”，指下坡的见了上坡的得让路，“先来后去”的习惯也来源于此。当然，唐代繁忙而紧张的庞大交通网络体系仅靠这些法规还是会瘫痪的。于是，《唐律》进一步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订价，不得超载”，就是现在的“禁止超载”版本；“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类似于现在的“限速”和“人车分流”；“出航，要避风浪”，成为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唐代的交通法是非常先进的，放到现代也很实用。甚至还规定一旦出现有外国使节经过时，应该暂时封路，与现在一些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大同小异。

“超速”用板子打屁股
疲劳驾驶致人亡，流放三千里

长安，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过百万，如果发生交通堵塞、车辆滞留、行人拥挤等情况，极有可能酿成重特大交通事故，所以政府下大力气管理交通。唐交通法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肇事者将受到处罚，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听着心里就怕怕的，皮开肉绽，那份罪可是煎熬，谁敢以身试法。后来，唐太宗改为用竹板打屁股。这些严格的交通法规保证了道路安全，使得唐初商客“远道数千里反不持寸刃”，杜甫曾说“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
《唐律》还有“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保辜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意思是在伤害案件中，伤者伤势尚未确定时，先保留犯罪人的罪名，让其先为受害人筹钱医治，然后在一定期限之后，再来量刑处理。当时，一个叫康失芬的雇工驾驶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可由于疲劳驾驶，他的牛车把两个玩耍的孩子轧伤了，其中一个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粉碎，性命难保；另一个腰骨损折。康失芬的保辜期限是五十日，他今后会被判什么刑，要根据这五十日之内两个受伤孩子的病情判断。只要有一个人死亡，他就会被判流放三千里，因为其行车伤人，罪行比斗殴轻一个等级，斗殴杀人是死刑，减少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
当然，交通事故根据性质区分，也有量化处理。比如，因为公函传递、朝廷指令发布、有病求医等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假设因此构成人员伤亡的，交罚款赎罪。

本报记者　郭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