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康德+黑格尔+启蒙+去魅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
【编者按】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就在哈贝马斯89岁生日来临之际，西班牙《国家报》日前刊登了对他的最新专访，在对话中，哈贝马斯谈论了他所关心和思考的一系列话题，包括知识分子、媒体、哲学、移民、宗教、欧洲政治等等。
尤尔根·哈贝马斯
问：关于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您是否认为这一话题很少超出知识界的领域？
哈贝马斯：以法国为例，从左拉到萨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领域对于知识分子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脆弱的结构正在经历日益堕落的过程。“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种怀旧意味的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没有与之对话的受众，就不可能有坚定虔诚的知识分子。
问：互联网是否有损于支撑传统媒体的公共领域？反过来也对哲学家、思想家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哈贝马斯：是的。自海涅以降，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占据了位置。然而，这有赖于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和文化的假设，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闻界的存在，报纸、大众传媒有引导社会大众将兴趣转向那些与政治舆论有关的话题，也有赖于一个读者群的存在——这个读者群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对于舆论形成中的冲突习以为常，也肯花时间去阅读高质量的、独立的报道。
时至今日，这一基础已经不再牢固，尽管就我所知，它依然存在于西班牙、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但即便在那些地方，互联网的碎片效应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甚至早在新媒体离心化、原子化趋势产生效果之前，公共注意力的商业化也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瓦解。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及其专有的私人电视频道。现在，新的交流方式存在更潜在的商业化危险，其目的不仅仅是要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的个人隐私进行经济掠夺。他们在消费者不知情情况下掠夺他们的数据，为的就是更有效地操控他们，有时候甚至是出于邪恶政治目的，就像最近的脸书丑闻那样。
问：尽管存在明显的优势，您是否认为互联网也在制造一种新的文盲？
哈贝马斯：你说的是像特朗普推特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争论、泡沫和谎言？你甚至都没法说这个人低于他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平均水准。特朗普一直在摧毁那个水准。自从印刷媒体被发明以来，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潜在的读者。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潜在的作者，而这仅仅是几十年间的事。 或许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学会如何以文明的方式经营社交网络。互联网已经打开了上百万个亚文化入口，值得信赖的信息和完整的意见可以交换——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科学博客，学术研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放大，还有那些论坛，在上面得了罕见病的病人可以与在另一个大洲上某些得了同样病的人交换经验和建议。无疑互联网给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仅仅是加速了股票交易和投机的速度。我年纪太大了，摸不清新媒体的文化脉搏了。但让我感到恼怒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要为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
问：在今天这个被技术主导的时代，哲学未来是什么样的？
哈贝马斯：我的想法很老古董，哲学应当一直回答康德提出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知道什么？我期待的是什么？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不确定我们所理解的哲学会有什么未来。就当前来看，就像所有学科一样，它遵循着一条持续专业化的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哲学应当努力对整体做出解释，去增进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合理解释。
问：你曾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了什么变化？你依然是一个左派吗？
哈贝马斯：我已经在大学里和公共领域为左翼信念工作奋斗了65年。如果我花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为欧盟更大的政治整合出力的话，我的理念就是：只有这个大陆组织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我从没有停止批判过资本主义，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痒的诊断是不够的。我不是那种漫无目标的知识分子。
问：康德+黑格尔+启蒙+去魅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对吗？
哈贝马斯：可以这么说，尽管没有一丝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意思。
问：1986年的时候，你提出了宪政爱国主义这一政治概念，对今天那些动辄高唱国歌挥舞国旗的爱国主义来说，你这一概念几乎有治疗作用。你觉得宪政爱国主义更难实现吗？
哈贝马斯：1984年，我受邀在西班牙议会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去了一家老饭店吃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议会和太阳门广场之间。招待我们的人有许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们告诉我和我妻子，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宣言的阴谋就是于1873年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我们一听到这个事情，就有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宪政爱国主义需要一个合适的背景故事，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意识到宪政是一项全国的成就。
问：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吗？
哈贝马斯：我觉得我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者，这个国家在二战后，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在随后几十年的政治两极化之后，迎来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话题上说这么多，但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是一个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德国文化的产物。
问：随着移民的涌入，德国是否依然只有一种文化？
哈贝马斯：我为包容了土耳其、爱尔兰和希腊二代或三代移民的文化而骄傲，他们中涌现出了杰出的电影人、记者、电视明星以及企业家，还有最优秀的医生、作家、政治家、音乐家和老师。 这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文化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没有这些人，这就无从谈起。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对这些人的拒绝是无稽之谈。
问：您能谈一下您关于宗教的新书以及疗愈某些现代病症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效力吗？
哈贝马斯：这本书谈的更多的是哲学，而非宗教。我希望的是，建立在古老的信仰和知识之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谱系是能有助于避免一种在科学上不断退化的哲学遗忘起启蒙的功能。
问：说到宗教以及宗教和文化战争，你是否认为我们正在迎来文明冲突？
哈贝马斯：就我所知，（文明冲突论）这一理念是完全错误的。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有形而上学和马克思·韦伯研究过的伟大宗教的。所有这些文明都是潜在普世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能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壮大。事实上宗教原教旨主义完全是一个现代现象。它赖以生长的土壤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连根拔起。
问：你写到过欧洲应该发展出一套欧洲版本的伊斯兰。你认为这已经发生了吗？
哈贝马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努力将伊斯兰神学纳入我们的普世论中，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培养宗教老师，而不是从土耳其等别的地方引进。但这一进程有赖于我们实实在在地融合移民家庭。然而对于全球移民浪潮这也于事无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解决移民输出国的经济根源问题。
问：你会怎么做？
哈贝马斯：不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的话，就不用来问我。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专家，但如果你读一下Stephan Lessenich的那本《外部社会》（The Externalization Society），你就会发现席卷全欧和西方世界的移民浪潮的起源就在其根源内部。
问：您说过欧洲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似乎什么都没变好——我们面临脱欧、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
哈贝马斯：随着欧元的引入，欧洲的货币共同体被分裂成了北方和南方——赢家和输家。理由是如果没有政治统一上的进步，国家经济间结构性的差异就无法互相弥补。类似单一劳动力市场内的流动以及共同社会保障系统这样的安全阀是缺失的。欧洲也不具备提出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的力量。与此同时，渗入欧洲条约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模型也加强了民族国家间在全球市场的依赖关系。 南欧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得惊人。不平等在全欧加剧，侵蚀社会凝聚力。在那些成功挺过来的国家里，推崇个人成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位置稳固。在那些正处于不稳定状况中的地方，倒退的趋势和不理性、自毁式的愤怒正在蔓延。
问：对于加泰罗尼亚独立一事您怎么看？
哈贝马斯：我不明白像加泰罗尼亚这样一个先进的有文化的民族为什么要独立。我觉得那都是经济原因使然。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看？
问：我认为从政治上孤立一个两百万人左右的想要追求独立的民族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办到。
哈贝马斯：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问：您是否认为民族国家比过去更有必要了？
哈贝马斯：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相信过去也没人相信民族国家，但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得出现出这样一套东西。
问：我们总是将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怪罪于政客，但也许公众的信仰缺失是否也难辞其咎？
哈贝马斯：直至今日，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一直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行计划，而没有将人民纳入复杂的问题。我有一种感觉，甚至就连政党或国民议员们都不太熟知构成欧洲政治的复杂因素。在诸如“母亲照看你的钱袋子”这样的口号下，默克尔和她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危机中的措施是用私人问题来替代公共领域。
问：德国是否有时把领导权错当成霸权？法国呢？
哈贝马斯：问题显然是德国联邦政府既没有当霸主的才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有的话，他们会知道如果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把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经济问题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越来越表现得像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力量。说到马克龙，他一直在规劝默克尔要好好想想怎么被史书记载。
问：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西班牙扮演什么角色？
哈贝马斯：西班牙不得不支持马克龙。
问：马克龙跟你一样是哲学家。你认为政治和哲学能亲密无间吗？
哈贝马斯：看在上帝的份上，来管管我们哲学家吧！不过，马克龙值得被尊敬，因为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拥有政治视角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也是唯一追求欧洲的政治目标的人，在法国大选近乎绝望的情况下，他勇气可嘉，而且直到现在当了总统，他也在践行自己之前许下的诺言。在这样一个政治认同坍塌的时代，我也学会了欣赏这些个人品质，尽管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
问：然而，目前尚不可能知道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
哈贝马斯：你说得没错。我还没有看出这位法国总统在欧洲政治问题背后持何种信仰。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一个坚定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这是我所希望的。
问：关于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您是否认为这一话题很少超出知识界的领域？
哈贝马斯：以法国为例，从左拉到萨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领域对于知识分子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脆弱的结构正在经历日益堕落的过程。“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种怀旧意味的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没有与之对话的受众，就不可能有坚定虔诚的知识分子。
问：互联网是否有损于支撑传统媒体的公共领域？反过来也对哲学家、思想家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哈贝马斯：是的。自海涅以降，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占据了位置。然而，这有赖于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和文化的假设，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闻界的存在，报纸、大众传媒有引导社会大众将兴趣转向那些与政治舆论有关的话题，也有赖于一个读者群的存在——这个读者群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对于舆论形成中的冲突习以为常，也肯花时间去阅读高质量的、独立的报道。
时至今日，这一基础已经不再牢固，尽管就我所知，它依然存在于西班牙、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但即便在那些地方，互联网的碎片效应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甚至早在新媒体离心化、原子化趋势产生效果之前，公共注意力的商业化也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瓦解。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及其专有的私人电视频道。现在，新的交流方式存在更潜在的商业化危险，其目的不仅仅是要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的个人隐私进行经济掠夺。他们在消费者不知情情况下掠夺他们的数据，为的就是更有效地操控他们，有时候甚至是出于邪恶政治目的，就像最近的脸书丑闻那样。
问：尽管存在明显的优势，您是否认为互联网也在制造一种新的文盲？
哈贝马斯：你说的是像特朗普推特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争论、泡沫和谎言？你甚至都没法说这个人低于他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平均水准。特朗普一直在摧毁那个水准。自从印刷媒体被发明以来，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潜在的读者。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潜在的作者，而这仅仅是几十年间的事。 或许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学会如何以文明的方式经营社交网络。互联网已经打开了上百万个亚文化入口，值得信赖的信息和完整的意见可以交换——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科学博客，学术研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放大，还有那些论坛，在上面得了罕见病的病人可以与在另一个大洲上某些得了同样病的人交换经验和建议。无疑互联网给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仅仅是加速了股票交易和投机的速度。我年纪太大了，摸不清新媒体的文化脉搏了。但让我感到恼怒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要为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
问：在今天这个被技术主导的时代，哲学未来是什么样的？
哈贝马斯：我的想法很老古董，哲学应当一直回答康德提出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知道什么？我期待的是什么？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不确定我们所理解的哲学会有什么未来。就当前来看，就像所有学科一样，它遵循着一条持续专业化的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哲学应当努力对整体做出解释，去增进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合理解释。
哈贝马斯：我已经在大学里和公共领域为左翼信念工作奋斗了65年。如果我花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为欧盟更大的政治整合出力的话，我的理念就是：只有这个大陆组织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我从没有停止批判过资本主义，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痒的诊断是不够的。我不是那种漫无目标的知识分子。
问：康德+黑格尔+启蒙+去魅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对吗？
哈贝马斯：可以这么说，尽管没有一丝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意思。
问：1986年的时候，你提出了宪政爱国主义这一政治概念，对今天那些动辄高唱国歌挥舞国旗的爱国主义来说，你这一概念几乎有治疗作用。你觉得宪政爱国主义更难实现吗？
哈贝马斯：1984年，我受邀在西班牙议会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去了一家老饭店吃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议会和太阳门广场之间。招待我们的人有许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们告诉我和我妻子，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宣言的阴谋就是于1873年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我们一听到这个事情，就有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宪政爱国主义需要一个合适的背景故事，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意识到宪政是一项全国的成就。
问：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吗？
哈贝马斯：我觉得我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者，这个国家在二战后，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在随后几十年的政治两极化之后，迎来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话题上说这么多，但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是一个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德国文化的产物。
问：随着移民的涌入，德国是否依然只有一种文化？
哈贝马斯：我为包容了土耳其、爱尔兰和希腊二代或三代移民的文化而骄傲，他们中涌现出了杰出的电影人、记者、电视明星以及企业家，还有最优秀的医生、作家、政治家、音乐家和老师。 这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文化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没有这些人，这就无从谈起。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对这些人的拒绝是无稽之谈。
哈贝马斯：这本书谈的更多的是哲学，而非宗教。我希望的是，建立在古老的信仰和知识之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谱系是能有助于避免一种在科学上不断退化的哲学遗忘起启蒙的功能。
问：说到宗教以及宗教和文化战争，你是否认为我们正在迎来文明冲突？
哈贝马斯：就我所知，（文明冲突论）这一理念是完全错误的。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有形而上学和马克思·韦伯研究过的伟大宗教的。所有这些文明都是潜在普世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能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壮大。事实上宗教原教旨主义完全是一个现代现象。它赖以生长的土壤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连根拔起。
问：你写到过欧洲应该发展出一套欧洲版本的伊斯兰。你认为这已经发生了吗？
哈贝马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努力将伊斯兰神学纳入我们的普世论中，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培养宗教老师，而不是从土耳其等别的地方引进。但这一进程有赖于我们实实在在地融合移民家庭。然而对于全球移民浪潮这也于事无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解决移民输出国的经济根源问题。
问：你会怎么做？
哈贝马斯：不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的话，就不用来问我。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专家，但如果你读一下Stephan Lessenich的那本《外部社会》（The Externalization Society），你就会发现席卷全欧和西方世界的移民浪潮的起源就在其根源内部。
问：您说过欧洲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似乎什么都没变好——我们面临脱欧、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
哈贝马斯：随着欧元的引入，欧洲的货币共同体被分裂成了北方和南方——赢家和输家。理由是如果没有政治统一上的进步，国家经济间结构性的差异就无法互相弥补。类似单一劳动力市场内的流动以及共同社会保障系统这样的安全阀是缺失的。欧洲也不具备提出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的力量。与此同时，渗入欧洲条约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模型也加强了民族国家间在全球市场的依赖关系。 南欧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得惊人。不平等在全欧加剧，侵蚀社会凝聚力。在那些成功挺过来的国家里，推崇个人成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位置稳固。在那些正处于不稳定状况中的地方，倒退的趋势和不理性、自毁式的愤怒正在蔓延。
问：对于加泰罗尼亚独立一事您怎么看？
哈贝马斯：我不明白像加泰罗尼亚这样一个先进的有文化的民族为什么要独立。我觉得那都是经济原因使然。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看？
问：我认为从政治上孤立一个两百万人左右的想要追求独立的民族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办到。
哈贝马斯：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哈贝马斯：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相信过去也没人相信民族国家，但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得出现出这样一套东西。
问：我们总是将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怪罪于政客，但也许公众的信仰缺失是否也难辞其咎？
哈贝马斯：直至今日，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一直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行计划，而没有将人民纳入复杂的问题。我有一种感觉，甚至就连政党或国民议员们都不太熟知构成欧洲政治的复杂因素。在诸如“母亲照看你的钱袋子”这样的口号下，默克尔和她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危机中的措施是用私人问题来替代公共领域。
问：德国是否有时把领导权错当成霸权？法国呢？
哈贝马斯：问题显然是德国联邦政府既没有当霸主的才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有的话，他们会知道如果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把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经济问题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越来越表现得像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力量。说到马克龙，他一直在规劝默克尔要好好想想怎么被史书记载。
问：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西班牙扮演什么角色？
哈贝马斯：西班牙不得不支持马克龙。
问：马克龙跟你一样是哲学家。你认为政治和哲学能亲密无间吗？
哈贝马斯：看在上帝的份上，来管管我们哲学家吧！不过，马克龙值得被尊敬，因为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拥有政治视角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也是唯一追求欧洲的政治目标的人，在法国大选近乎绝望的情况下，他勇气可嘉，而且直到现在当了总统，他也在践行自己之前许下的诺言。在这样一个政治认同坍塌的时代，我也学会了欣赏这些个人品质，尽管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
问：然而，目前尚不可能知道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
哈贝马斯：你说得没错。我还没有看出这位法国总统在欧洲政治问题背后持何种信仰。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一个坚定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这是我所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