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喜过百岁生日

5月14日上午，夏县城郊车寺后村，锣鼓声响，热闹非凡。村民们聚在一个农家院落，为村里的一位老人庆祝百岁生日。
这个老人为邻居排解纠纷，引导村民打扫卫生，为村里捐资修建学校，捐资修复文物古迹，村里所有的好事，她都带头参与。她的高尚让村民感动，她的故事让村民传颂。
她是运城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工作的参与者，她是中国苦难辉煌的亲历者，她被运城革命史撰写者誉为运城革命的“活历史”。
她的名字叫傅毅。
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申太心、侯波、车范轩……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这些青年自觉自愿地加入革命队伍，去抗争、去奋斗、去奉献、去牺牲，他们感受的有艰苦、有死亡，也有召唤、有光荣。
他们的故事，可以从2013年讲起。

难忘参加革命队伍那段经历

2013年8月初的一天，毗邻夏县的运城盐湖区东郭镇里，和镇大街相通的一条小巷尽头，是一个农家院，91岁的老人申太心正在屋里坐着，这是她女儿家，老人长期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打开电视，安排她看电视，自己则在院子里忙活。老人已经有些糊涂，很多事情都记不得、厘不清了,电视也是懵懵懂懂看着，女儿就是让她听声音解闷而已。
突然，申太心在屋子里急切地呼唤：“快来！快来!”女儿闻声急忙奔回屋里。
申太心本来坐着，已经站起来，指着电视让女儿看，电视里播放的是新闻，内容是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政府布置寻找抗战老兵，90岁以上的予以生活补贴。
申太心格外激动，一反平常的羸弱平和，着急地对女儿喊：“电视上播了，组织在找我呢！90岁的，就是在找我呢……组织肯定以为我在城里呢，找不见，不知道我在村里住着……你们快去告诉组织，我在呢……”
女儿瞬间泪流满面，“她糊涂了，电视都看不明白。就是一件事记得牢牢的，要找组织，组织找她。”
申太心铭记在心的是自己参加革命队伍的那段经历。申太心出身书香家庭，父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母亲则是运城籍同盟会元老、著名学者景梅九的亲侄女。她从小跟随父母读书。1938年，她16岁，由亲戚中的地下党员介绍，她在新婚第十天的时候，离开家进入夏县中条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妇救会的一员，发动群众参加抗战。
著名夏县籍摄影家、《开国大典》的作者侯波，也是此时参加了夏县抗日妇救会。傅毅则是夏县抗日妇救会的第一任负责人。

许多知识青年踊跃参加抗战

傅毅，原名傅喜云，夏县南关人，因为早慧而闻名，只是父亲早亡，母亲凭着做针线活艰苦挣钱，供她读书。1934年，她成为夏县女子初级学校教员。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当年6月，她离开学校，加入夏县抗日牺盟会。
“我们一起参加的有好多女的，我是老师，还有的是学生，约好了一起去的。为了表示坚定革命，都改了名字，我改成傅毅，我的同学张金蝉改成张洁，还有申英、李坚、贾勇、吴真，都是女的，都是当时改的名字。”傅毅说，“10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牺盟干部训练班，我任女班长，指导员叫车范轩。车范轩1927年加入共产党，是夏县的第一批党员，后来经组织上介绍，我们成了夫妻。”
1938年5月，麦子正熟，日寇逼近运城，牺盟会从夏县县城转移进入中条山开展工作。当年，高小毕业的夏县知识青年阎千金，离开家到中条山参加了抗日妇救会。当时的上级，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阎千金改名为阎锋，她之后不久被组织委派到延安工作，出于保密，延安保卫处处长周兴又为她改名为侯波。和侯波一批从中条山奔赴延安的夏县籍革命青年里，还有为周恩来总理担任机要秘书的孙岳。
成为著名摄影家后，侯波的名字为全国人熟知，而她的本名阎千金，也只有傅毅等人记得。
“我们每天都要走百十里山路，进村入户发动群众。侯波比我小4岁，是一个小姑娘，走路的时候，我经常是一个胳膊上挎着她，一个胳膊上挎着一起参加革命的李坚。”傅毅说，“很多人说我是侯波的老师，不是的。我参加抗日时，是老师的身份，侯波是学生身份，但是，我们是姐妹、战友，不能说是师生关系。”
妇救会有十多个人，第一任负责人傅毅，第二任负责人张洁，晚上带着小姐妹们练习唱歌，早上揣着一个馒头，去到根据地周围的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唱歌演讲、说快板、演话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动抗日。

在河南时帮助革命战友脱险

1939年12月，阎锡山和共产党公开闹分裂，发动了“中条山事变”。在中条山中的共产党夏县抗日组织，决定向太岳根据地阳城转移，但是转移地点属于机密。
转移前夕，申太心和妇救会姐妹邢光华征得组织同意，回家乡看望亲人。谁知三天假期后，日寇封锁了道路，她们不能进山，等封锁结束，两人相跟着到原先的营地，发现大部队已经转移了。而转移到哪里，她们一概不知。她们之前留在营地的物品都没有留下。这也为她们之后不能获得身份证明，留下终身遗憾。
深山峻岭无法留存，而又不知道去哪里找组织，两个小姑娘只得先返回家，约定出发日期，要一起到延安找党组织。
没想到，申太心被婆家人严格限制了行动。封闭在家不让出门。
邢光华独自一人渡过黄河，来到河南灵宝县，得到当地党组织指令，就地潜伏，遂被雇用到一户人家中洗涮打杂。
在中条山某一个运输站任站长的共产党员郑佐周，工作地点距离营地70多公里，没能随大部队一起转移，发现自己和组织失联后，也在向延安进发，在渡过黄河时遇到日寇轰炸负伤，随后在农家养伤。伤好后，渡过黄河到灵宝，没有路费维持，在灵宝打工，经人介绍，和邢光华认识，结为夫妻，结伴向延安进发。到达西安后，因为得不到党组织引荐，在西安停留谋生。
中条山事变时，车范轩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抗日县政府任职，组织决定让傅毅和车范轩夫妻留守维持并负责谈判，不随大部队转移。谈判不成，车范轩随即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后经当地进步绅士营救保释出狱。但是，自此和原先的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1年，车范轩夫妻二人渡过黄河，到河南洛阳积极寻找党组织。
在河南期间，车范轩在街上恰巧遇到了曾在一块参加革命工作的薛韬，原本以为这下可以和组织重新联系上，不承想，薛韬此时因被叛徒出卖，正在被追捕。傅毅将自己的一个戒指当掉，买了一张火车票，助薛韬脱险。薛韬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榆林地委书记。
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冯彦俊，其与妻子孩子因为被追捕失散，也是傅毅夫妻在洛阳期间出钱资助并积极设法，才使得一家人团聚。遗憾的是，冯彦俊在解放战争中病逝于河北省。
而妇救会第二任负责人张洁当年随着大部队奔赴太岳根据地，1942年，在日军围剿根据地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年仅23岁。

战友们在世的时候，还会经常通信

运城解放后，车范轩被运城师范学校邀请，回到家乡任教，后来成为安邑中学的校长，傅毅则进入师范附小当老师。1958年，傅毅被打成右派，回到丈夫的老家夏县车寺后村务农，车范轩则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残病亡。
车寺后村村干部介绍，在村里生活的这些年里，傅毅老人给村小学捐款，还出资保护修缮村里的文物建筑，这些钱，大部分是她平常积攒的微薄收入，也有一部分是当年一起参加抗战的战友姐妹的资助。
“战友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经常通信，也邀请我去她们家里住。”傅毅说。上世纪90年代，傅毅曾经给李坚出具一份参加革命时间的证明材料，李坚因此涨了工资，她把这个归功于傅毅，坚持每月给傅毅邮寄一些钱来，一直到逝世，二人战友之情异常深厚。而这些钱，傅毅都陆陆续续用到公益事业中去。
老人坚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保存下来，年近百岁，依然坚持收看新闻，写日记，为中国的进步欢呼呐喊。
车寺后村党支部书记说，傅毅老人身在党外，其信仰和行动，却一直是以最先进的党员要求自己的，几十年如一日，确实让人感动，让村民敬佩。
申太心、邢光华、郑佐周，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组织失去联系的老人，也一直未能恢复组织关系，但是，在参加抗战、为党工作的短暂岁月中，党组织留给他们忠贞的信仰，让他们时刻铭记，并终身勇为表率，心向光明。
邢光华和郑佐周夫妻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回到夏县，一直务农为生。在生命的后半段岁月，邢光华经常让儿子把自己送到申太心的住处，两位老人唱着妇救会当年动员抗战的歌曲，回忆热血澎湃的青春岁月。

他们那代人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2012年，侯波生病住院，其孙徐涛回到夏县，企图了解奶奶到延安之前在家乡参加革命的那段历程。他找到了原夏县政协副主席、夏县革命史的研究整理者张英民老人。张英民带着徐涛到了傅毅老人的家，终于厘清奶奶早年的革命历程。他代表侯波老人，将一幅经典作品《开国大典》赠给傅毅，临行前，他又特地给傅毅留了一些生活费。
2013年，申太心老人一心找组织，其子女求助《山西晚报》寻找当年的战友，辗转问询到侯波老人，徐涛欣然安排采访，他将本报记者带到侯波老人病床前，老人不能说话，看到报道老战友的报纸，泪水涟涟。
2018年5月14日上午，本报记者将车寺后村民为傅毅老人庆祝百岁生日的消息以短信的方式告诉徐涛，在外地奔波出差的徐涛很快回复信息：奶奶去年11月底去世了，他们这一辈的老革命剩下的不多了，他们都是国家的功臣，我祝老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开开心心安度晚年。
申太心老人的二女儿田芸也是临时得知此事的，她电话告知记者，妈妈虽然神志依然不好，但是身体还可以，她特地和傅毅老人通话，给老人祝寿时声音哽咽。
来给傅毅祝贺百岁寿诞的，还有老人及丈夫车范轩从教时的多位学生，以及车范轩战友的后代。他们在村支部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简朴的车范轩革命事迹座谈会，回忆两位师长为国赴难，为民操劳的感人事迹。
夏县籍著名书法家、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卢元昭，在得知傅毅老人百岁寿诞信息后，联系本报记者，创作书法作品并专程送到老人家中。
张英民说，运城是山西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区域，而夏县则是当年运城革命的中心，傅毅老人为党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是运城革命的“活历史”，“她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女，孩子的好母亲，邻居爱见的好伙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那代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6、7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胡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