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种树的山西古人

古代，无论童叟，人人植树。

古代城市绿化讲究“美学”概念。

微历史

春天，万物更新，气象万千，是种树的好时节。早在古代，我国就非常重视植树，很多有情怀的“老西儿”以植树造林为己任。

人文始祖黄帝开创种树先河

传说黄帝战败蚩尤，定居桥山（陕甘交界），发现当地人为避免野兽袭击，大量砍伐树木盖房子。但他们并不懂得毁林的严重后果，没几年树木几乎被砍光。有一次，遇到一场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房屋被毁坏，人被冲走，惨不忍睹。雨停了，黄帝连忙带人上山救助，发现只要是树林被砍光的黄土丘陵或者小山包，泥土流失相当厉害，洪水所到之处，冲刷得干干净净，连根草都看不见。黄帝痛心之际，带头种下一棵柏树，当地人便都跟上栽植，不同的树种、花种，瞬间布满山峁。过了几年，林草丰茂，生态逐渐恢复，自然灾害越来越少。黄帝受到大家的爱戴，他亲手种植的柏树便被后人称为祖树。此后，植树的优秀传统流传下来。

山西人荀子最早提出生态理念　注重可持续发展观

当然，黄帝植树只是个美好的传说。种树是一种生态理念，而世界上最早明确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著名思想家荀子，他是山西运城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说，在草木开花结果的时候，不能砍伐山林，践踏和破坏草木的生长。他倡导的这种思想与鸟兽生长繁育季节不进行狩猎是共通的，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可持续发展观。
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是古代许多帝王和名流们的时尚追求。植树造林，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代代沿袭。《礼记》说：“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告诉人们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舜时，设立了执掌山林的官员“虞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长”，主管山林川泽。夏禹时出现了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殷商时期，人们在自家房前屋后栽花植树，成为社会潮流。西周，国家成立了管理自然资源的机构——“林衡”“山虞”，专门负责统筹种植、护林等环保工作。据说，为了让所有群众参与种树，有的地方甚至出台“不种者，无椁”的规定，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够严厉吧。今天听起来，感觉有点不近人情，可治理自然生态，哪个时代都需要“铁腕”。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城市——洛阳，植树造林后的一番美景：主干道，一条条，笔直平坦，树木排列在道路两边，一眼望去，整整齐齐，每棵树可不是杂乱无章，似乎都被精心修过。原来官方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而且还要建造一些设施简陋的房屋，在里面存放一些口粮，以便一线管理树木的员工食用，估计这些人的角色和今天的护林者差不多。这些人工种植的树木，不仅可以保持水土、美化环境，为行人遮蔽阳光，还成为路与非路的界限。
始皇帝统一全国后，大搞基础建设，改善交通状况。每个地方的车马大道，规定“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以想象，当时的行道树是多么壮观。

山西人柳宗元是环保绿色卫士　爱种柳和柑，造福群众

山西人自古重视环境保护，有些人无论在哪里，都积极倡导种树，引领社会潮流。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山西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姓柳，对柳也很痴迷，坊间称为“柳痴”。到柳州任刺史时，独爱种植清秀的柳树。每当春天，他号召各家各户在不误春耕的同时，都要积极出劳力种树，他说这是造福子孙的大业。在他的带领下，只要有荒地的地方，都种上了花草树木和各种蔬菜，一边美化环境一边发展生产。当地百姓收入增加，垦荒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柳州原本不多的耕种土地面积一下子增加不少，仅大云寺一处所开的荒地就种了三万竿竹子，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柳宗元是位“美学”专家，对城市规划很讲究，认为所种的树木一定要符合当地的人文气息，彰显地域性格，或者和当地的文化气质形成互补。他大力提倡植柳，或许这是因素之一。他治下的地方，无论城郭巷道、高坡矮堤，远远望去，满目皆柳。不仅如此，他百忙之中还亲自到柳江边植柳，并以诗《种柳戏题》记录下当时的情景，“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从中可看出，柳宗元种植柳树，排除了作为文人的感性认识，更深层次地体现出他为民造福的情怀。
柳宗元在柳州还大力倡导种柑树，“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描绘出柑树在春天一派碧绿繁盛的景色。柳宗元把自己种树的经验，以及防治病虫害的方法，都总结下来，留给后代研究。
“老西儿”柳宗元为此获得“环保绿色卫士”称号，不过是现代人给他颁发的，足见他的绿色理念影响深远。

山西人白居易是“树痴”　走到哪里，把树种到哪里

还有一位爱种树的“老西儿”白居易，也是有名的“树痴”，祖籍山西太原。一辈子以种树为乐，有“绿色诗人”之称。他在多地任职，积极倡导种树栽花，美化环境。公元819年，白居易到忠州（今四川境内）任刺史，看见城里有不少山，但是一片荒芜，没有任何生机，“巴俗不爱花，竟春人不来”，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让他下定决心改变现状。白居易很务实，他脱下官服，穿上一身普通的衣服，走到群众中间，捋起袖子，拿起锄镐，和大家一起植树栽花。“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东坡种花》记录了白居易掏钱买花树，并带人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陶醉其中。
他把植树造林作为城市的发展战略，制定了详细的目标，为实现心中这个伟大朴素的梦想，任职期间，他在城东郊广种树木，“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逐不去,好鸟亦来栖”“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白居易种树的境界很高，把树作为精神寄托，在人浮于事、腐败昏庸、风气日下的时局中，一些官员为世俗折腰，而这些树作为他的嘉宾朋友，却高洁傲岸，屹立不倒，白居易和树对话，把心灵安放在绿色和自然里，或是最好的慰藉。
同时，为保证树苗的成活率，他定期下基层考察，亲自到实地指导。后来，忠州城内，红花绿树，草长莺飞，美不胜收。几年后，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爱种树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大搞绿化建设，在西湖里筑起一道长堤，堤上种了许多柳树，“白堤”由此而来。白居易因为植树造林，受到地方群众的欢迎。

本报记者　郭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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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柳溪街，宋并州知州植柳万株

在太原有一条小街，名曰柳溪。街不甚宽，也不长，但树木葱茏，春来绿意盎然，夏时清凉宜人，秋至色彩斑斓，冬则冰清雪洁。殊不知，1000多年前，柳溪一带是太原城难得的一处公共园林。
柳溪街的雏形，是建国后形成的。此前，这里是旱西门外、旱西关西北的一片荒野坟滩。没人的蒿草，凸起的坟丘，散布于蒿草、坟丘间的狐穴兔窟……一派荒凉疮痍的凄凉景象。
建国后，为了城市建设需要，一批批建设者来到这里，修房盖舍，使这片多年无人问津的荒辟之野，充满了勃勃生机，形成了这一块土地上最早的街巷——旱西三巷。据地方史记载，建国初期的旱西三巷，是在宋代的“柳溪”故址上建成的。宋初，这一地带是太原城外西北隅的汾河荒滩。汾河常在这里决口，危害城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大约宋天禧年间，并州知州陈尧佐为治理汾河水患，在汾河大坝之东，又套建环坝新堤五里，引汾水灌注其中，把它作为汾河洪汛期间的分洪缓冲地带。为了加固这段新堤，陈氏亲率城民植柳树万株于堤坝之上，建彤霞阁等于众柳之间，于堤内汾河淤积的沙滩上种荷植藕，取名“芙蓉洲”。就这样，一个偏僻荒凉、人迹罕至、水患不息的荒滩，变为绿柳婀娜、荷叶田田、水光湖色、亭阁相映的自然园林，并获得“柳溪”美称，成为宋金时代太原的风景胜地之一。
每逢春和景明，红男绿女，官宦城民，或泛舟于湖面，或涉足于亭阁，或漫步于柳荫。元初太原府有名的和尚小仓月曾有诗赞美柳溪胜景，诗曰：“堤边翠带千株柳，溪上青螺数十峰，海晏河清无个事，画楼朝夕几声钟。”
元末明清以来，昔日风景宜人、游人如鲫的柳溪，由于年久失修，战乱不息，湖塘逐渐被汾河的泥沙淤灌壅积，树木花草，亭台楼阁，或被砍伐，或被湮没。明初之时，已是断壁残垣，残花败柳，不堪入目。及至嘉靖年间，洪水冲毁堤坝，由此入城，连那些断壁残垣也冲之一空。
建国后，太原人在此新建了宽广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并于1982年更旱西三巷之名为“柳溪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