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爱憎交织：李希霍芬与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交往
为人忽视的传教士因素
李希霍芬是德国知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他在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在总结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提出了著名的黄土成因说，还是指出罗布泊位置的第一人，而且首创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关于李氏之功，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曾称其“实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也”。但有意无意为人忽视的一点是，李希霍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上述考察，实际上与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的协助指引大有关系。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相较于外交官和商人，传教士为向中国“异教徒”传播福音，无论是通商大衢抑或乡野村镇，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对于李希霍芬而言，基督教会遍布各地的“传教网络”，是帮助他开展中国考察的得力工具。因此，七次地质考察期间，都有李希霍芬和传教士交往的记录以及真切的感受。
1868年9月初，李希霍芬由美国加利福尼亚抵达上海，然后坐船去往北京。途径芝罘时，他去拜访了传教士威廉森（Reverend A. Williamson）。这位传教士当时应该是从上海来此地度假，见多识广，李希霍芬认为能从他那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建议。此外，他手中还有李希霍芬大感兴趣的地图，上面标有煤、铁、金属的藏地，以及丝绸、棉花外运的路线。可见，李希霍芬正式开启考察之前，就很重视传教士的作用。
李希霍芬
考察途中与传教士的密切联系
第一次考察始于1868年11月12日，李希霍芬主要去了宁波、舟山群岛、杭州、太湖、镇江、南京这一带。在宁波周边旅行时，李希霍芬手头没有一张正式的地图，却有一张传教图。但他发现传教图上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因此感慨“如果有传教士爱好并且有点儿地质学的本领就好了”。不过他还是去造访了住在鄞江口的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独立传教士，二人在洗礼这件事情上有些不同的观点。12月5日到杭州后，李希霍芬拜访了之前有过联系的美国传教士G.先生。两人一起在城中的一座山上散步，从传教士口中李希霍芬了解到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州遭到了严重破坏。12月9日途径太湖时，李希霍芬发现太湖岛上的山丘“到处长满了野草，既没有树也没有葡萄，更没有羊”，他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些整日散播福音的传教士们如果帮着中国人在畜牧业、林牧业、葡萄和水果种植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话，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传教成绩。
次年年初的第二次考察范围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次，李希霍芬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比利时人翻译，名叫保罗•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t）。有意思的是，这位翻译曾长期为蒙古地区的传教士服务，并学会了汉语。此后这位保罗长期陪同李希霍芬在中国游历，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次考察李希霍芬结识了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一个是禽类学家，另一个是天文学家，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打算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一座观象台。3月1日，李希霍芬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谈及对传教士工作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孔子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很难真正皈依基督教，所以传教士们的努力基本上是白费的。根据他的了解，来自英美国家的许多新教传教士本身素质就是不合格的，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就会脱离传教这个行当。传教士如此，他们所牧养的中国基督徒的个人品质也就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天主教传教士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要优秀许多。可是天主教会里中国信徒的信仰虔诚度如何也成问题。总的来说，他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前景是持悲观态度的。在他看来，只有铁路和汽船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在这封信中，李希霍芬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
同年三月中旬，李希霍芬开始第三次考察，他从上海北上山东，接着渡海至辽东，又赴北京周边旅行。当3月17日船经扬州时，李希霍芬显然对去年发生的“扬州教案”印象深刻。这场教案中，英国内地会在扬州的教会被当地民众围困，教会房屋被毁，传教士及家属受伤，最终以英国领事用武力交涉，中国官方颜面尽失作结。李希霍芬认为由教案上升至外交纠纷大可不必，而且英国传教士是咎由自取，理应背负相当责任。因此，李希霍芬虽不得不在扬州过夜，但他宁可整晚待在船上，也没有兴趣去结识那些所谓的“当代烈士们”。3月30日，李希霍芬考察了传教士威廉森曾提及的沂州府附近的一处煤矿。4月8日，抵达济南府后的李希霍芬拜访了住在附近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但他对这些传教士的印象不佳，觉得他们设立的孤儿院太过简陋，没有向中国人展示出基督教的神圣。更令他不悦的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对自己的同行耶稣会士不乏排挤和污蔑之情。在李希霍芬眼里，前者明显没有后者那么智慧和博学。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当年秋季，李希霍芬又考察了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这次旅行，他和传教士之间的交集很少。在返途中，李希霍芬在杭州想要租船回沪，可当地的船老大对欧洲人很是排斥，无论大船小船，都说已被预订了。无奈之下，李希霍芬试图寻求教会的帮助，但这次连教会也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让官府出面解决此事。
第五次考察始于1869年底，李希霍芬从上海到香港，于12月24日入广州，翌年1月1日从广州出发，坐船至湖南、湖北，又经陆路赴河南、山西，6月到北京，8月返沪。原本李希霍芬是打算从广州前往广西、云南，但听闻那里局势不稳，遂不成行。让他放弃的另外一点原因是在广西几乎没有天主教会，而少了教会的协助，会让旅途充满艰辛。12月25日，李希霍芬刚到广州就去拜访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明稽章（Msgr. Guillemin）主教。让他难忘的是城中心那座哥特式建筑的大教堂（即知名的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当时尚未完工），完全由大理石打造，显得鹤立鸡群。李希霍芬说，本来教堂所在地被两广总署府占据，战后又被法国人拿了回来，教堂的建造“显示了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正是明稽章依靠法国政府的财力和武力，强取两广总督府旧址并建起了这座宣示法国在华势力的教堂。1870年2月份在湖南时，李希霍芬发现那里的传教士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当地民众非常排外，“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在此地尤甚，而传教士作为外国文化的传播者则首当其冲”。在汉口停留时，李希霍芬为使今后到达四川时旅途更方便一些，先行托人给在叙州府（宜宾市）的传教士送去了四大箱东西。5月初，李希霍芬一行于山西平阳府以北过汾河，他发觉当地人对待他们不像在河南那样友好，经常听见有人喊“洋鬼子”。李希霍芬认为，这是因为传教士威廉森及其同伴曾来此地兜售圣经的缘故，当地人谈起他俩时好像在说两个书商似的。他埋怨道：凡是之前传教士到过的地方，当地人对我们就不欢迎。李希霍芬在北京时，恰逢“天津教案”爆发。他密切关注着局势的进展，期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甚至坦白地说，如果最后不得不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不过，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排外事件，李希霍芬还是暂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考察了一段时期。
1871年5月，李希霍芬从日本回到中国。6月12日，他登上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汽轮，开始去往浙江、安徽和江苏的考察。当7月份行至安徽宁国附近时，李希霍芬曾专门去参观位于水东镇徐村的耶稣会传教站。早在1869年3月，李希霍芬就已结识负责该传教站的一位神父，他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些信息以方便安排下一步行程。但那位神父恰好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来自卢森堡的德国人，也算是老乡了。传教站所在的村子很破旧，而且李希霍芬惊奇地发现，在上海生活考究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这里居然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神父住的房屋兼作教堂，显得局促又炎热。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此地遭受过严重的损害，原先的住户只剩下大约百分之三，后来有其他省份的人迁入，包括许多教徒。在李希霍芬眼里，这些多来自湖北的教徒虽遵守教规，但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好奇、污秽和无知，女信徒也因裹脚而不便劳作。李希霍芬认为，神父应该首先将自己的信众从脏兮兮的外表里解脱出来，并去除信众头脑中原先的旧迷信。但他也认识到，这里的传教经费主要靠穷教徒的捐赠维持，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这又让他意识到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一大失误，即大把的钱被用于像广州、上海、南京、北京这样的主教区里建造教堂以及装点门面上，底下的小传教站却过这样的苦日子。
1871年9月底起的考察是李希霍芬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漫长的中国考察。他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至山西、蒙古、陕西、四川，再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一路上，李希霍芬和各地传教士来往相当密切。11月3日，李希霍芬途经宣化府时就曾去拜访位于市中心的天主教传教会。紧接着在张家口时，李希霍芬一行又遇上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费兰登（Mynheer Verlinden），而后者与李希霍芬的随从保罗是老相识。费兰登让教会的车辆帮忙运送众人行李，并带领他们前往教会驻地。从11月7日至16日，李希霍芬先后在教会驻地西湾子、西营子、二十三号居住，考察了当地的地理和煤矿井，生活也相当惬意。教会在这些地方拥有大量的土地，然后租给从山西来的移民，从而形成一个个教友村。李希霍芬透露，这些田产是传教士的有力权柄，教会从田地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二，收入颇丰。11月17日，李希霍芬又在费兰登神父的陪同下去往山西大同，于20日抵达目的地。22日，费兰登还亲自带他下煤矿井，矿井里温度很高，让从头到脚穿着皮衣的神父挥汗如雨。12月8日，李希霍芬到达山西太原，住进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的驻地房屋里。虽然心存感激，但李希霍芬对这里并不太满意，他觉得传教士的见识不高，伙食太差，而且在临别之前教会的代理主教居然还向其要钱。在给父母的信中，李希霍芬不禁抱怨道：尽管他住教会那里是免费的，但他平时经常请传教士吃饭，还塞给他们小费，想不到这些传教士还要向他这样身在半路的旅人索要“施舍”，且至少想要50两。最后他没给这笔“施舍”，但还是付了小费。相比之下，比利时传教士们的待客之道要高尚许多。次年1月3日，李希霍芬到达西安。因受回乱影响，沿途村庄尽毁，人烟稀少。西安城内也有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传教站，传教士们邀请李希霍芬去吃饭，还特地上了欧洲菜。但李希霍芬还是有点心有余悸。其中一位神父帮他租好了去四川的牲口，买好了15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其实李希霍芬原先的计划是从西安出发穿过甘肃和伊犁回到欧洲，但从神父那里得知回乱的详情后，他放弃了这一打算。
考察途中李希霍芬自画像
1月15日，李希霍芬离开西安。2月13日，他在四川梓潼县投宿，当晚有基督徒来访，李希霍芬认为他们很有教养，礼貌而聪明。2月18日，李希霍芬进入成都府。因为当地客栈不愿收留，他不得不住进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站里，之后呆了将近十天才搬去客栈。这里的法国主教说话漂亮，内心深处却压根不欢迎他来成都，原因就是主教要推行法国政策，将其他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排除在四川省之外。法国主教对李希霍芬充满戒备和猜忌，甚至派出不同的密探跟踪他们。因为受阻扰，李希霍芬想要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也相当困难。比如在博物学方面，李希霍芬很羡慕遣使会的戴维神父，因为他能得到教会的支持，在成都往西的雅安穆坪传教站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就在三年前，戴维神父在此发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大熊猫标本。李希霍芬说，戴维神父在穆坪时几乎不需要四处旅行，因为众多的基督徒会进山为他搜集东西。李希霍芬还发现，天主教会和本地官府、民众的关系也很紧张，结果就是主教试图更多的依赖法国政府的保护。李希霍芬认为，主教这样做很可能会招来厄运。3月13日，李希霍芬离开成都到邛州。晚上，当地的中国神父先是写信后又亲自跑来找李希霍芬。原来他以为李希霍芬是位法国公使或领事，会帮他为基督徒到衙门讨公道。李希霍芬讽刺道：这些基督徒期望受到政治保护，他们一定程度上将自己视作法国人的奴才。3月29日，李希霍芬抵达叙州府，造访了当地天主教会的传教站。此时他才知道，原先自汉口寄来的四大箱子东西都已被传教士瓜分一空。李希霍芬对这些法国神父们的行为感到既生气又滑稽，他认为这件事再次证明法国人即便身着教袍仍旧是个政客。4月17日，李希霍芬至重庆。他发现有天主教神父在指导当地的基督徒家庭如何从贸易的银子中提取少量的金子。传教士这种帮基督徒发家致富的举动很合李希霍芬的胃口，他仔细记录下提取的具体方法，同时将这个教会视作工业性质的传教会的第一个实例。4月23日，李希霍芬离开重庆，顺江而下返回上海。他的最后一次中国考察也就此划上句点。
殊途同归的“使命”
在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国考察中，他和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交往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反映出当时基督教会势力的无所不在，传教士深入中国的步伐已然走在李希霍芬这个探险家之前。同时，各地传教士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绝非千编一律，而是随着教会性质和传教地域上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化色彩。更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也是耐人寻味。李希霍芬需要传教士的帮助，同时他俨然又是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化身，因而对传教士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传教方式多有诟病。而传教士方面，既有真诚接待李希霍芬的，也有对他的到来忧心忡忡而加以阻扰的。传教士这种态度背后隐现出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相争。不过，无论是李希霍芬的地质考察还是传教士的传播福音，双方只不过是在用各自的方法服务于同一个崇高的“使命”——按照西方人的意愿改变中国。
（本文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参考资料：[德]李希霍芬著，[德]E. 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李希霍芬是德国知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他在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在总结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提出了著名的黄土成因说，还是指出罗布泊位置的第一人，而且首创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关于李氏之功，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曾称其“实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也”。但有意无意为人忽视的一点是，李希霍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上述考察，实际上与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的协助指引大有关系。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相较于外交官和商人，传教士为向中国“异教徒”传播福音，无论是通商大衢抑或乡野村镇，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对于李希霍芬而言，基督教会遍布各地的“传教网络”，是帮助他开展中国考察的得力工具。因此，七次地质考察期间，都有李希霍芬和传教士交往的记录以及真切的感受。
1868年9月初，李希霍芬由美国加利福尼亚抵达上海，然后坐船去往北京。途径芝罘时，他去拜访了传教士威廉森（Reverend A. Williamson）。这位传教士当时应该是从上海来此地度假，见多识广，李希霍芬认为能从他那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建议。此外，他手中还有李希霍芬大感兴趣的地图，上面标有煤、铁、金属的藏地，以及丝绸、棉花外运的路线。可见，李希霍芬正式开启考察之前，就很重视传教士的作用。
考察途中与传教士的密切联系
第一次考察始于1868年11月12日，李希霍芬主要去了宁波、舟山群岛、杭州、太湖、镇江、南京这一带。在宁波周边旅行时，李希霍芬手头没有一张正式的地图，却有一张传教图。但他发现传教图上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因此感慨“如果有传教士爱好并且有点儿地质学的本领就好了”。不过他还是去造访了住在鄞江口的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独立传教士，二人在洗礼这件事情上有些不同的观点。12月5日到杭州后，李希霍芬拜访了之前有过联系的美国传教士G.先生。两人一起在城中的一座山上散步，从传教士口中李希霍芬了解到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州遭到了严重破坏。12月9日途径太湖时，李希霍芬发现太湖岛上的山丘“到处长满了野草，既没有树也没有葡萄，更没有羊”，他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些整日散播福音的传教士们如果帮着中国人在畜牧业、林牧业、葡萄和水果种植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话，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传教成绩。
次年年初的第二次考察范围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次，李希霍芬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比利时人翻译，名叫保罗•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t）。有意思的是，这位翻译曾长期为蒙古地区的传教士服务，并学会了汉语。此后这位保罗长期陪同李希霍芬在中国游历，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次考察李希霍芬结识了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一个是禽类学家，另一个是天文学家，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打算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一座观象台。3月1日，李希霍芬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谈及对传教士工作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孔子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很难真正皈依基督教，所以传教士们的努力基本上是白费的。根据他的了解，来自英美国家的许多新教传教士本身素质就是不合格的，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就会脱离传教这个行当。传教士如此，他们所牧养的中国基督徒的个人品质也就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天主教传教士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要优秀许多。可是天主教会里中国信徒的信仰虔诚度如何也成问题。总的来说，他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前景是持悲观态度的。在他看来，只有铁路和汽船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在这封信中，李希霍芬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
同年三月中旬，李希霍芬开始第三次考察，他从上海北上山东，接着渡海至辽东，又赴北京周边旅行。当3月17日船经扬州时，李希霍芬显然对去年发生的“扬州教案”印象深刻。这场教案中，英国内地会在扬州的教会被当地民众围困，教会房屋被毁，传教士及家属受伤，最终以英国领事用武力交涉，中国官方颜面尽失作结。李希霍芬认为由教案上升至外交纠纷大可不必，而且英国传教士是咎由自取，理应背负相当责任。因此，李希霍芬虽不得不在扬州过夜，但他宁可整晚待在船上，也没有兴趣去结识那些所谓的“当代烈士们”。3月30日，李希霍芬考察了传教士威廉森曾提及的沂州府附近的一处煤矿。4月8日，抵达济南府后的李希霍芬拜访了住在附近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但他对这些传教士的印象不佳，觉得他们设立的孤儿院太过简陋，没有向中国人展示出基督教的神圣。更令他不悦的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对自己的同行耶稣会士不乏排挤和污蔑之情。在李希霍芬眼里，前者明显没有后者那么智慧和博学。
当年秋季，李希霍芬又考察了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这次旅行，他和传教士之间的交集很少。在返途中，李希霍芬在杭州想要租船回沪，可当地的船老大对欧洲人很是排斥，无论大船小船，都说已被预订了。无奈之下，李希霍芬试图寻求教会的帮助，但这次连教会也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让官府出面解决此事。
第五次考察始于1869年底，李希霍芬从上海到香港，于12月24日入广州，翌年1月1日从广州出发，坐船至湖南、湖北，又经陆路赴河南、山西，6月到北京，8月返沪。原本李希霍芬是打算从广州前往广西、云南，但听闻那里局势不稳，遂不成行。让他放弃的另外一点原因是在广西几乎没有天主教会，而少了教会的协助，会让旅途充满艰辛。12月25日，李希霍芬刚到广州就去拜访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明稽章（Msgr. Guillemin）主教。让他难忘的是城中心那座哥特式建筑的大教堂（即知名的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当时尚未完工），完全由大理石打造，显得鹤立鸡群。李希霍芬说，本来教堂所在地被两广总署府占据，战后又被法国人拿了回来，教堂的建造“显示了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正是明稽章依靠法国政府的财力和武力，强取两广总督府旧址并建起了这座宣示法国在华势力的教堂。1870年2月份在湖南时，李希霍芬发现那里的传教士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当地民众非常排外，“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在此地尤甚，而传教士作为外国文化的传播者则首当其冲”。在汉口停留时，李希霍芬为使今后到达四川时旅途更方便一些，先行托人给在叙州府（宜宾市）的传教士送去了四大箱东西。5月初，李希霍芬一行于山西平阳府以北过汾河，他发觉当地人对待他们不像在河南那样友好，经常听见有人喊“洋鬼子”。李希霍芬认为，这是因为传教士威廉森及其同伴曾来此地兜售圣经的缘故，当地人谈起他俩时好像在说两个书商似的。他埋怨道：凡是之前传教士到过的地方，当地人对我们就不欢迎。李希霍芬在北京时，恰逢“天津教案”爆发。他密切关注着局势的进展，期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甚至坦白地说，如果最后不得不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不过，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排外事件，李希霍芬还是暂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考察了一段时期。
1871年5月，李希霍芬从日本回到中国。6月12日，他登上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汽轮，开始去往浙江、安徽和江苏的考察。当7月份行至安徽宁国附近时，李希霍芬曾专门去参观位于水东镇徐村的耶稣会传教站。早在1869年3月，李希霍芬就已结识负责该传教站的一位神父，他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些信息以方便安排下一步行程。但那位神父恰好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来自卢森堡的德国人，也算是老乡了。传教站所在的村子很破旧，而且李希霍芬惊奇地发现，在上海生活考究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这里居然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神父住的房屋兼作教堂，显得局促又炎热。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此地遭受过严重的损害，原先的住户只剩下大约百分之三，后来有其他省份的人迁入，包括许多教徒。在李希霍芬眼里，这些多来自湖北的教徒虽遵守教规，但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好奇、污秽和无知，女信徒也因裹脚而不便劳作。李希霍芬认为，神父应该首先将自己的信众从脏兮兮的外表里解脱出来，并去除信众头脑中原先的旧迷信。但他也认识到，这里的传教经费主要靠穷教徒的捐赠维持，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这又让他意识到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一大失误，即大把的钱被用于像广州、上海、南京、北京这样的主教区里建造教堂以及装点门面上，底下的小传教站却过这样的苦日子。
1871年9月底起的考察是李希霍芬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漫长的中国考察。他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至山西、蒙古、陕西、四川，再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一路上，李希霍芬和各地传教士来往相当密切。11月3日，李希霍芬途经宣化府时就曾去拜访位于市中心的天主教传教会。紧接着在张家口时，李希霍芬一行又遇上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费兰登（Mynheer Verlinden），而后者与李希霍芬的随从保罗是老相识。费兰登让教会的车辆帮忙运送众人行李，并带领他们前往教会驻地。从11月7日至16日，李希霍芬先后在教会驻地西湾子、西营子、二十三号居住，考察了当地的地理和煤矿井，生活也相当惬意。教会在这些地方拥有大量的土地，然后租给从山西来的移民，从而形成一个个教友村。李希霍芬透露，这些田产是传教士的有力权柄，教会从田地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二，收入颇丰。11月17日，李希霍芬又在费兰登神父的陪同下去往山西大同，于20日抵达目的地。22日，费兰登还亲自带他下煤矿井，矿井里温度很高，让从头到脚穿着皮衣的神父挥汗如雨。12月8日，李希霍芬到达山西太原，住进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的驻地房屋里。虽然心存感激，但李希霍芬对这里并不太满意，他觉得传教士的见识不高，伙食太差，而且在临别之前教会的代理主教居然还向其要钱。在给父母的信中，李希霍芬不禁抱怨道：尽管他住教会那里是免费的，但他平时经常请传教士吃饭，还塞给他们小费，想不到这些传教士还要向他这样身在半路的旅人索要“施舍”，且至少想要50两。最后他没给这笔“施舍”，但还是付了小费。相比之下，比利时传教士们的待客之道要高尚许多。次年1月3日，李希霍芬到达西安。因受回乱影响，沿途村庄尽毁，人烟稀少。西安城内也有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传教站，传教士们邀请李希霍芬去吃饭，还特地上了欧洲菜。但李希霍芬还是有点心有余悸。其中一位神父帮他租好了去四川的牲口，买好了15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其实李希霍芬原先的计划是从西安出发穿过甘肃和伊犁回到欧洲，但从神父那里得知回乱的详情后，他放弃了这一打算。
1月15日，李希霍芬离开西安。2月13日，他在四川梓潼县投宿，当晚有基督徒来访，李希霍芬认为他们很有教养，礼貌而聪明。2月18日，李希霍芬进入成都府。因为当地客栈不愿收留，他不得不住进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站里，之后呆了将近十天才搬去客栈。这里的法国主教说话漂亮，内心深处却压根不欢迎他来成都，原因就是主教要推行法国政策，将其他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排除在四川省之外。法国主教对李希霍芬充满戒备和猜忌，甚至派出不同的密探跟踪他们。因为受阻扰，李希霍芬想要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也相当困难。比如在博物学方面，李希霍芬很羡慕遣使会的戴维神父，因为他能得到教会的支持，在成都往西的雅安穆坪传教站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就在三年前，戴维神父在此发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大熊猫标本。李希霍芬说，戴维神父在穆坪时几乎不需要四处旅行，因为众多的基督徒会进山为他搜集东西。李希霍芬还发现，天主教会和本地官府、民众的关系也很紧张，结果就是主教试图更多的依赖法国政府的保护。李希霍芬认为，主教这样做很可能会招来厄运。3月13日，李希霍芬离开成都到邛州。晚上，当地的中国神父先是写信后又亲自跑来找李希霍芬。原来他以为李希霍芬是位法国公使或领事，会帮他为基督徒到衙门讨公道。李希霍芬讽刺道：这些基督徒期望受到政治保护，他们一定程度上将自己视作法国人的奴才。3月29日，李希霍芬抵达叙州府，造访了当地天主教会的传教站。此时他才知道，原先自汉口寄来的四大箱子东西都已被传教士瓜分一空。李希霍芬对这些法国神父们的行为感到既生气又滑稽，他认为这件事再次证明法国人即便身着教袍仍旧是个政客。4月17日，李希霍芬至重庆。他发现有天主教神父在指导当地的基督徒家庭如何从贸易的银子中提取少量的金子。传教士这种帮基督徒发家致富的举动很合李希霍芬的胃口，他仔细记录下提取的具体方法，同时将这个教会视作工业性质的传教会的第一个实例。4月23日，李希霍芬离开重庆，顺江而下返回上海。他的最后一次中国考察也就此划上句点。
殊途同归的“使命”
在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国考察中，他和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交往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反映出当时基督教会势力的无所不在，传教士深入中国的步伐已然走在李希霍芬这个探险家之前。同时，各地传教士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绝非千编一律，而是随着教会性质和传教地域上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化色彩。更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也是耐人寻味。李希霍芬需要传教士的帮助，同时他俨然又是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化身，因而对传教士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传教方式多有诟病。而传教士方面，既有真诚接待李希霍芬的，也有对他的到来忧心忡忡而加以阻扰的。传教士这种态度背后隐现出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相争。不过，无论是李希霍芬的地质考察还是传教士的传播福音，双方只不过是在用各自的方法服务于同一个崇高的“使命”——按照西方人的意愿改变中国。
（本文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参考资料：[德]李希霍芬著，[德]E. 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