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面壁者
标题书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姜悦楷
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聚龙一号放电瞬间
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
编者按 “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
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
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
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
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
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
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
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
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
驾驭神龙二号的人
“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
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
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
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
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
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
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
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
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
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
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
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
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
80后山沟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
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
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
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
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
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
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
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
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
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
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
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
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
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
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
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
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
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
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
“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
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
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
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
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
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
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
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
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
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
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
“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
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
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
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
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
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
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
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
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
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
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六十年，三代人
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
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
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
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
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
“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
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
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
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
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
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
“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
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
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
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
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
“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
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
“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
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
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
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
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
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
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
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
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
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
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
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
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
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
但事实上，这很难。
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
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
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
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
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
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
……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纯金的颗粒
中物院这60年，像一块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显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强国一代”，不是因为你牺牲了在大城市的优厚待遇，放弃了火热的互联网生活，就能做成的。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双向选择”。
2016年一年，这里流失了百余名青年才俊。
李科有点着急，但没用。因为这是由九院的人才筛选物理机制决定的。
名校博士应该在一个方向精研，钻之弥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让你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车间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加工技术难题。这里的技术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国工匠，新来的毕业生，会被他们敲打。当你穿上统一的防辐射服，从头到脚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两只眼睛用来交流。你受得了吗？
名校生多深谙在学术圈成名的路数，发论文结交名人接受采访，而中物院不少岗位你只做不说，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能说。你受得了吗？
这里是任务导向，你必须在服务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你再聪明，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而只是大国重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受得了吗？
……
“我难道不能自由选择吗？”“选择我的对口专业不行吗？”可以，但选择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需要。
大国核竞赛，是一场淘汰赛。这决定了中物院必须以同样的机制，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才。而选择的同时，就是淘汰。
四所的黄鑫清华毕业来中物院时，心里也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
后来去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士时，他曾试着挣钱。一边在学校做实验完成学业，一边用打游戏的时间来帮人做程序挣外快，两三万元进账好像也不难。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我需要挣多少钱？我一辈子花多少就开心了？”
黄鑫意识到，挣钱养家当富人，太简单太没有挑战了。
等博士毕业，他再次走进中物院科技馆，从前难以入心入脑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怀先生，他的人生为什么无悔、为什么那么有意义。站在郭永怀烈士雕像前，黄鑫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说老一辈制造了歼7歼8，我们就必须造出歼20和五代机六代机。
是的，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傲娇时刻。
比如，九三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当大国重器东风31、东风5B这些战略核武器碾过屏幕、耀眼全球时，研究室的前辈们就会坐不住：“你看，你看！这个战斗部里有我的设计、有我的计算。”
新一代便会被感染，“10年后我设计的战斗部接受检阅时，我就可以对儿子说，你看这是你老爸团队做的！”这是用钱能买来的吗？
也因此，法涛们、胡建波们留下来了，他们相信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会理解老爸的荣耀与付出的真实意义。
年轻学霸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们开始关掉那些庸俗成功学的体系接口，把“一时挠不着的生活奇痒”真正放下。过去一边沉迷魔兽游戏一边搞研究也能出成绩的聪明头脑们，开始无暇个人生活了。
大浪淘沙，风雨砥砺，留下的，就是纯金的颗粒。
每次，蓝可一听到有谁说，“能干的人都出国了”，就很不服气。她会追上去抬杠：“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们这群不能干的人干出来的。”
或者听到谁说，“中国培养的最顶尖人才都出国了”。蓝可也会追上去不服气地争辩：什么叫顶尖？那些学校只培养出了国就不回来的学生，能叫顶尖吗？国家培养了你，你不服务于这个国家，能叫顶尖吗？！
一朝壁破惊天下
在中物院八所，横卧着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神光-Ⅲ号激光装置。
身高一米八的杨冬，经常带着名牌大学的在读生观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黄金种子。
宣传栏上，贴着两张科幻电影海报：一张是《钢铁侠》，因为它身上的聚能环就是核聚变的小反应堆；另一张是《星际迷航》，飞船在宇宙中的跃迁也是靠核聚变提供能量。
这个有60年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学着俯下身段，倾听90后95后的需求。
中科大毕业的杨冬发现，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时候，每一个90后都会在听到“砰”的一声时特别兴奋。杨冬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在上海“神光-Ⅱ号”实习的时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个电子的声音，什么什么准备好了，然后是《斗牛士进行曲》，最后“砰”的一声。这种仪式感给了他巨大的诱惑。
潘建伟是杨冬中科大的前辈，他和他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来很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杨冬希望像师兄一样建功立业。对他来说，没挑战的事，为什么要干？！
36岁的清华人邹文康，不厌其烦地为记者讲述可控核聚变的原理。“这是进行极端条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学实验很好的平台。”邹文康打开门，一座圆形大金属装置展露在记者面前。
“聚龙一号”如果通电，这些巨大的扇形金属装置，会释放出数百万安培的电流，散发出蓝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钨丝，在亿分之一秒内辐射出来功率数十万亿瓦的X射线……“当巨大的能量聚集在这些十分之一头发丝粗的钨丝上，引发核聚变”。
可控核聚变，人类能源革命的终极梦想。“真正的学霸来到这里，就会心里痒痒。”邹文康说。
杨冬他们走的是激光驱动聚变点火路径，而邹文康他们走的是Z箍缩驱动点火路径。人类探索未来聚变能源最前沿的两条路，建造出中国的“人造太阳”——就是两个人和他们所在团队每天的工作和要实现的宏伟目标。
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面壁者的一个重要国家使命，就是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杨冬、蓝可们，还有躺在病床上大脑仍然飞速运转的于敏先生，这几代人，正在共同酝酿、实施着这一世界上的超级大科学研究工程。
中国一度落后、一度彷徨，优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温高压高强度的压迫状态所激发，那种深藏着的潜能，就开始聚集、融合和释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像沸腾的巨大电流，从这片土地的深处迸发出来，抛开了对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尽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个伟大复兴的目标。
60年沧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
在记者面前，杨冬和中科大老同学言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一个院子里工作7年，这是第二次碰面。不见面不代表没联系，因为每个人手中的计算、心中的构思、忙碌的任务，都在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级的大任务。
当年的“神童”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并肩而战，正在开辟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径，挑战人类智商极限、忍耐力极限，和能量增益的极限。
杨冬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常对参观的95后说：一个比神光-Ⅲ号更先进的装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项目，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道最难的题目，你愿意来应战吗？你敢来吗？你能来吗？
一束束强烈的高功率激光，闪电般冲向一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下，氘氚材料应声而爆，原子聚变释放的能量四散溅开……
这时候，时间静止了。
只有望向微观世界旋转原子的一双双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是钱三强、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是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是蓝可、是杨冬、是黄鑫、是邹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涛——
“小时代”与他们无关。这些年轻人，注定是一个大时代的执剑人。
他们是中国面壁者。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堵力 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4月17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