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赴浙江采访组
引
子
桐乡,不是乡,是个县级市。
桐乡市隶属浙江省嘉兴市。
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就坐落在桐乡市乌镇。
近几年,桐乡市在努力做好一件事:传承“枫桥经验”精髓,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三治”建设。“三治”旨在促进群众参与、表达诉求,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产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28个字描述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方向:“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桐乡,就是这28个字的践行者。
图为浙江省桐乡市高桥镇百姓参政团成员就社区管理模式征求村民意见。 (高桥镇党委提供)
春日的虹桥村,和风暖阳,碧空中飘着丝丝薄云,虹桥村的主干道慈云路两边是联排仿古民居。
虹桥村是桐乡市乌镇下面的一个村子。“乌镇管家”是桐乡实践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一个缩影,虹桥村则是“乌镇管家”的发源地。
3月30日中午时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村民自管预防矛盾产生
在虹桥村村委会一间办公室里,66岁的村民田文荣取出一件红色的马甲套在身上,与他一样穿着红马甲的,还有63岁的村民吴宝林和56岁的邱明华。
马甲正中央是一个图标:黄色圆环,两条蓝色、两条绿色带子联通其间。图标的正下方是4个字:乌镇管家。
图标上面还有几个小字:乌镇管家联动中心。
陪同记者采访的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介绍说,“乌镇管家”其实是一支基层网格信息员队伍。
记者随田文荣等人从村委会走出来,开始例行巡查。一行人径直穿过街面,沿着慈云路一直向前走。
走出一二十米远,田文荣在北虹桥上停了下来,右手指着桥下的河水对记者说,河面上漂浮的落叶落花太多,影响环境,如果不及时清理,村民会对村里、镇里有意见。
又走出十几米远,吴宝林弯下腰在捡什么东西。
记者上前一看,是树坑里的鹅卵石滚了出来,吴宝林把石头捡回树坑。
“石头要是被谁踢到路面上,不安全,容易引发纠纷。”吴宝林说。
继续往前走,前面两个垃圾桶的盖被翻开,吴宝林上前把桶盖扣上,“天热了,垃圾容易生蚊虫,影响环境,大家会有意见”。
……
记者注意到,他们在街面上发现的问题、隐患,能解决的就自行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向村里反映,如果问题比较紧急或比较难办,则直接通过手机终端上传至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协调解决。
巡查间隙,穿着红马甲的吴宝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手中的笔记本。笔记本像小学生的识字本大小,封面正中央是竖排的“笔记本”3个字,左上角印着艺术字“乌镇”,右上角印有竖排“虹桥管家”字样。
另一位陪同记者采访的乌镇综治办工作人员高博是一位女生,说话风风火火。
她的体会是,“乌镇管家”继承和发扬了“枫桥经验”的精髓,推行以来,当地的矛盾纠纷少多了,现在的“乌镇管家”更多是及早发现隐患,预防和避免矛盾发生。
“好坏大家判”化解纠纷
站在慈云路上,田文荣讲起他的亲历。
2015年年初,为了协助维护乌镇社会秩序,紧挨着乌镇景区的虹桥村要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他作为村里的先进分子,报名参加。
田文荣述说着队伍组建时的情景:“那是2015年1月4日,是一个晴天,上午8点钟,我们先在村委会集合,每个人领到一件马甲、一个袖章,上级对我们动员后,我们就上街了。”
那天,田文荣他们出发不到500米,就看到慈云路上一座牌坊的一根木头快掉下来了,他们赶紧拍照,将情况汇报至村里的信息平台,再由村里的网格信息员上报乌镇有关部门。当天下午,乌镇相关部门派人将牌坊维修完毕。一个可能引发纠纷的安全隐患就这样被他们消除了。
田文荣自豪地说,到了2015年10月,乌镇才正式组建“乌镇管家”,而到今天,他已经当了近3年的“乌镇管家”。
高博边走边介绍说,“乌镇管家”组建后,曾处理了不少矛盾纠纷。
她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6年5月,“乌镇管家”、村干部吴晓峰在严家浜村民组巡查河道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吵架的声音。他走近一看,有四五个人在争吵,眼看就要打起来。
吴晓峰见状赶紧上前制止并了解情况。原来,严家浜村民组村民周关林家有一小块土地在另一位村民周某家门前,周关林在这块地上堆放着稻草和柴火等杂物。周某的儿子要结婚,觉得这堆杂物影响美观,要求周关林把杂物清除。周关林不予理会。周某急了,就出现上面的一幕。
吴晓峰提议,“乌镇管家”工作站里不是有道德评判团吗?你们这样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不让道德评判团来评评理?
双方都同意了,一起前往“乌镇管家”工作站。随后,道德评判团成员,也是村里颇有威望的人士周杏林、严鹤鸣、严永坤接到通知后赶了过来。
了解事情原委后,严鹤鸣说:“邻里乡亲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两户人家因为小事吵到要动拳头,你们看划得来吗?我的想法是大家都退一步,邻里关系和睦还是最要紧的。”
严永坤建议说:“周某家不是有块地么,你们两户人家换一下好了,平时大家也只是堆放点杂物,也没有多大用处。”
经劝导,双方接受道德评判团的建议,决定互换土地,再由村委会出具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
沈云波在一旁补充说,由“乌镇管家”组织的道德评判团在村里有威望,调解结果也能为村民所接受,把村里的矛盾化解在村里,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这也是对“枫桥经验”精神的发扬光大。其实,道德评判团是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
“枫桥经验”开出“三治”花
听说道德评判团是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记者提出要到越丰村看看。
沈云波遗憾地说,越丰村正在建设“三治”示范园,那里是一片大工地,交通不便,无法前往。
虽然无法前往,也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高桥镇党委副书记徐晓叶一直在“三治”示范园建设的工地上忙碌着,记者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
伴着工地嘈杂的“背景音乐”,徐晓叶告诉记者,在2013年,高桥镇率先建立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推行“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试点。
“我们对‘三治’的定位是,治未病,在矛盾爆发前,就进行沟通和疏导,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徐晓叶解释说。
徐晓叶进一步解释,百姓参政团就是让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村级层面道德评判团,就是要强化道德约束力,形成“好坏大家判”的民间氛围；此外,整合村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各支队伍,组建全方位的百事服务团,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
徐晓叶说了个百事服务团提供法律帮助的故事。
越丰村的张老太有3个儿子,但他们都不管母亲。2016年8月,为解决这起赡养纠纷,村干部为张老太请来免费的律师提供咨询,还喊来3个儿子进行调解。
法律、道德、规矩一起上,终于让3个儿子与张老太达成一致:轮流赡养,每月给母亲钱。
当时,村干部想,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出“大招”:请道德评判团上门做工作,对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议和曝光。
徐晓叶对记者说,2016年2月,高桥镇在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大治理载体基础上,把原设于镇级层面上的百姓参政团延伸到村和社区,设立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推进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再创新。
徐晓叶的真切体会是,这几年,高桥的大发展并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带来各种矛盾的大爆发。
记者问徐晓叶,建设“三治”示范园会不会对村民生活产生影响?
电话那头的徐晓叶说,在越丰村,由于供电线路改造、现场尘土飞扬,她特意问街道主管人员,有没有村民反映工程影响环境的,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施工期间没有接到一起投诉、也没有发生一起信访。“因为在工程开工之前,越丰村通过‘两团两会’载体就此问题有过充分沟通,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全力支持。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是为大伙办好事,有点麻烦能克服”。
见记者挂断了徐晓叶的电话,沈云波补充说,正是“三团”平台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越丰村矛盾纠纷“零上交”,真正实现了“大事、小事都不出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自治的方式；依法解决问题,是法治的表现；以评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越丰村的做法正是桐乡“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缩影。
结束乌镇采访返程,经过乌镇牌楼时,同行人提议,停车看看牌楼。站在牌楼下翘首望去,镌刻着“乌镇”两字的牌楼飞檐插向天际,展翅欲飞……
记者手记
在桐乡采访时,有一个疑问萦绕于记者脑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桐乡市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创新出“三治”基层治理模式?
也就是说,从枫桥到桐乡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
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给出的答案是,随着桐乡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的发展进入了“阵痛期”。
在他看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现象逐步显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
在此背景下,“枫桥经验”成为创新的源泉。
沈云波介绍说,“枫桥经验”的理念是,引导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不上交。桐乡市考虑,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如何能做到关口前移,从源头预防矛盾的产生。2013年,桐乡市坚持问题导向、群众导向,围绕源头性、基础性问题,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采访中,记者体会到,无论是在市级层面,还是在镇级层面、村级层面,大家始终把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贯穿于“三治”建设全过程。
对于记者的体会,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曹炳权回应说,桐乡市在创新“枫桥经验”时,始终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他解释说,桐乡市“三治”创新,并不是抛弃原有的“枫桥经验”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结合桐乡实际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法制日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陈磊 王春）
（编辑 席锋宇 张博 朱婵婵 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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