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中国河口县与越南老街省以红河为界，经常有贸易往来。正常情况下，商人们要经过海关安检和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来往于中越两国之间。但是这样的话，边民办理相关手续就会占用太多时间，也过于繁杂。所以除了正规的贸易往来之外，两国边民之间也有偷渡的情况存在。这种现象可能在内地人看来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在边境上，这好像是一种隐性的潜规则，来往于中越两国的边民对此也都习以为常。
红河岸边偷渡的船只。
偷渡来的越南商人
如果不是由于国际事务或者旅游，两国边民穿梭于中越两国之间，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偷渡。只要人们带上自己有效的通行证或者边民证，不是去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比如走私、吸毒或者贩毒之类的，一般情况下两国政府是见怪不怪的，都允许他们来往通商、做生意。中越两国处理这样一种经济交往关系，遵循灵活、变通的原则，红河两岸的偷渡，大家都容易接受，只要是正当的经济往来，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允许的。
驻扎在红河渡口的中国边防武警告诉我们：“越南人过来中国都有通行证，他们过来，我们都会检查，不然如果夹带走私毒品就不好了，这个渡口只允许坝洒两边的人通行。”
就在我们去往红河渡口进行调查的时候，正好遇到两位从越南那边偷渡过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她们正坐在岸边，等待着货物的运达。渡河的过程一般是先运人再运货，首先是坐船的人先过来，接着再用船把她们售卖的物品运过来。这些货物大多数是越南那边的农副产品，主要包括甘蔗、花生、红糖、干笋、大米、包谷种子等等。
正在做生意的越南人。
据她们跟我们介绍，这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分别是：
包谷2.3元人民币一公斤；
花生12元人民币一公斤；
甘蔗7元人民币一根；
包谷种子23元人民币一包；
红糖5元人民币一块；
大米5元人民币一公斤……
越南人从红河口岸渡船过来，坐船费要十块钱人民币，一袋货物的运输费收取五块钱人民币，帮他们运送这些货物到中国的帮工，一袋货物的搬运费付给他们十块钱人民币，这些货物的重量大概是七八十公斤左右。
这些过来卖东西的越南人都会说一点简单的中国话，以方便和客户交流。她们告诉我们，她们要把这些农副产品拿到中国河口的坝洒镇集市上去售卖。
越南货比中国货便宜
一位偷渡过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告诉我们，她今年50多岁了，在河口坝洒镇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我们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完了东西，今天就要回越南了。她跟我们说，如果她的东西卖不完，就会把商品放在集市旁边的一个商家店铺里，给一定的费用叫店主帮忙照管一下，自己就可以轻松回越南了。
这些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都有临时的居住点，她们会几个人一起约着在中国租一间房子，每个月付给房东500块钱人民币的住房费。吃饭的话，就随便在街上买一点东西吃，也可以自己做饭。
这位越南人非常会招揽生意。在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她看见一个之前买过她东西的中国顾客，于是就冲上去询问她还需不需要养猪、养鸡的玉米或者其他的商品，并表示可以为顾客预定这些商品。
我们问她：“你会不会进口中国的东西回越南售卖？”
她说：“中国的东西在越南并不好卖，老街省该有的全部都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越南的贸易逆差还是比较大的。越南人一般不会购买中国的商品，更多的是越南的商品拿到中国来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购买越南的商品是相对便宜的，而越南人购买中国的商品是昂贵的。这些越南的农副产品拿到中国市面上来卖，总体上要比中国人自己的商品便宜一点，所以也就更受顾客欢迎。
湖广寨的罗姐也跟我们说，来湖广寨务工的越南人经常会带一些牛肉和酒（自酿米酒）过来中国卖。“从开始40元人民币一公斤的牛肉，现在已经涨到60元人民币一公斤。”罗姐说。
罗姐接着说：“但是不管价格怎么涨，都比中国的牛肉要便宜。所以湖广寨的农户会跟越南人预定牛肉，然后越南人从红河口岸把牛肉偷渡过来湖广寨卖。越南那边带过来的一些农副产品售卖的价格要比中国的价格低很多。所以在中国，越南的这些牛肉都非常受欢迎。”
“中国·越南城”大门。
略显萧条的商贸城
“中国·越南城”是河口当地政府专门为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修建的一个商贸区。这里有很多越南人租设店铺售卖越南的商品，是一个越南商品的聚集区，有点类似于昆明的螺蛳湾商贸区。
越南人到“中国·越南城”做生意，河口当地政府对他们有优惠政策，这里的店铺租金较便宜。所以，商品的价格也就会相对低一点。例如，在“中国·越南城”卖25元人民币的咖啡，在外面的市场上要卖30-50元人民币。
“中国·越南城”周围的车流量并不多，只有几辆出租车等待接送人员，看上去不是很热闹。商贸区划分成一个个的单元格店铺，出租给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
这些越南人说着一口不是很流利的中国话，每个店铺门口都坐着店主或小工，与来往的顾客打招呼、招揽生意，并邀请来往的顾客进店购物、试吃、试穿。
越南的零食。
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是每一家的商品种类都差不多。有越南当地的衣服、帽子、人字拖鞋，有咖啡、干果、面包、饼干、香烟，也有玉石、珠宝首饰、沉香木、紫檀香以及生活必需品，一些小零食、小部件、稀奇古怪的玩具和手工艺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
越南的珠宝首饰。
我们总体感觉，越南人售卖商品的方式效果不是很好，所有的越南人似乎都在售卖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色，吸引的顾客不是很多。所以，“中国·越南城”给我们的印象有点萧条。
在“中国·越南城”一楼，我们认识了店主越南人阿丽。她告诉我们，她今年27岁，老家来自越南河内省，在“中国·越南城”已经工作两年了，一共有两间店铺正在经营，其中一间是姐姐租给她的，一年的租金是12000元人民币。阿丽说，她在越南那边有两个孩子，她自己每年回家两次。
“你别看这些商品都差不多，但是里面也都会掺杂了一些假货。”阿丽说。
进店以后，阿丽把真假两样咖啡放在面前，告诉我们市面上的假货是什么样子的，真货又是什么样子的，假货一般会怎么售卖，真货又怎么售卖。她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强调她家的货物绝对是真货，请我们放心购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获取顾客对他们家商品的认同、信任。我们在她的店里试吃了饼干，喝了咖啡，她向我们热情推荐她的各种商品。
“我们这里的越南货大多是从越南内地进口过来的。”阿丽说。这些越南商品大多数是从中国海关那边用自行车运过来的。阿丽很热情，也很会招揽生意。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老师和师兄、师姐购买了他店铺里面的饼干、咖啡、酸角、面包、红牛饮料等商品，一共花了300多元人民币。
在“中国·越南城”的二楼，也有一些店铺，但是相比一楼就略显稀疏了。据我们了解，来这里做生意的一部分越南人大多数都是亲戚关系。据一位卖香烟的女老板介绍，她旁边的店铺就是她姐姐开的。因为二楼的生意不是太好，所以当有顾客临门的时候，店老板就抓住一切机会想把自己的商品推销出去，难免让人有一点强买强卖的感觉。
在这里做生意的，不仅仅有越南人，也有中国的商人。
杨姐是来自河口本地的中国人，在“中国·越南城”二楼经营一家藤条手工艺品店铺。她告诉我们：“‘中国·越南城’一年的租金要两万一人民币，我在这里进行批发和零售一些越南进口过来的藤条手工艺品，总的来说，生意嘛勉强可以维持。”
越南秋藤手工艺品。
她说：“2017年的生意不是很好做，有一次半个月我都没有开张，所以经常是靠批发来赚钱，零售的情况不是很好。”
杨姐告诉我们，她的货源在越南河内省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专门编织这些藤条工艺品的越南人。杨姐说：“我是唯一一个与这个村编织藤条工艺品的越南人合作的中国人。越南那边农忙的时候，就会停止供应藤条给我，要等到过年的时候，货源才会更加充足一点。我一个月进货一次，每次去越南进货，这些藤条工艺品都在不断涨价，我也很为难，成本越来越高。”
杨姐每次去越南进货，都会带一个越南翻译过去帮她打理生意，并付给翻译2000元人民币的酬金。杨姐说：“一年下来，招揽这一趟生意，大概的利润只是10%左右。”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对于中越两国跨境的民族来说,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人文风俗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在边境互动过程中获得的地缘、人缘关系大致上是相同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边境贸易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条件。
一般来说,国境线是在民族国家出现很久以后才出现的,随着国境线的产生也才有了跨境民族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去谈论国家政治形成的制约，将横跨在其中的国境线从我们的研究视野里暂时抹掉,将跨境民族居住的地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边境的地理、地域很多时候是相似的。
其实说穿了,在中越两国边民的眼里,国境线并不像我们内地人想象的那样神秘和神圣。边界是流动的通道，它为中越边民的跨境互动提供了平台。边民遵循历史的传统，在这个平台上做生意、谋生活，互利共赢、各取所需。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中国河口县与越南老街省以红河为界，经常有贸易往来。正常情况下，商人们要经过海关安检和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来往于中越两国之间。但是这样的话，边民办理相关手续就会占用太多时间，也过于繁杂。所以除了正规的贸易往来之外，两国边民之间也有偷渡的情况存在。这种现象可能在内地人看来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在边境上，这好像是一种隐性的潜规则，来往于中越两国的边民对此也都习以为常。
偷渡来的越南商人
如果不是由于国际事务或者旅游，两国边民穿梭于中越两国之间，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偷渡。只要人们带上自己有效的通行证或者边民证，不是去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比如走私、吸毒或者贩毒之类的，一般情况下两国政府是见怪不怪的，都允许他们来往通商、做生意。中越两国处理这样一种经济交往关系，遵循灵活、变通的原则，红河两岸的偷渡，大家都容易接受，只要是正当的经济往来，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允许的。
驻扎在红河渡口的中国边防武警告诉我们：“越南人过来中国都有通行证，他们过来，我们都会检查，不然如果夹带走私毒品就不好了，这个渡口只允许坝洒两边的人通行。”
就在我们去往红河渡口进行调查的时候，正好遇到两位从越南那边偷渡过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她们正坐在岸边，等待着货物的运达。渡河的过程一般是先运人再运货，首先是坐船的人先过来，接着再用船把她们售卖的物品运过来。这些货物大多数是越南那边的农副产品，主要包括甘蔗、花生、红糖、干笋、大米、包谷种子等等。
据她们跟我们介绍，这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分别是：
包谷2.3元人民币一公斤；
花生12元人民币一公斤；
甘蔗7元人民币一根；
包谷种子23元人民币一包；
红糖5元人民币一块；
大米5元人民币一公斤……
越南人从红河口岸渡船过来，坐船费要十块钱人民币，一袋货物的运输费收取五块钱人民币，帮他们运送这些货物到中国的帮工，一袋货物的搬运费付给他们十块钱人民币，这些货物的重量大概是七八十公斤左右。
这些过来卖东西的越南人都会说一点简单的中国话，以方便和客户交流。她们告诉我们，她们要把这些农副产品拿到中国河口的坝洒镇集市上去售卖。
越南货比中国货便宜
一位偷渡过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告诉我们，她今年50多岁了，在河口坝洒镇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我们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完了东西，今天就要回越南了。她跟我们说，如果她的东西卖不完，就会把商品放在集市旁边的一个商家店铺里，给一定的费用叫店主帮忙照管一下，自己就可以轻松回越南了。
这些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妇女都有临时的居住点，她们会几个人一起约着在中国租一间房子，每个月付给房东500块钱人民币的住房费。吃饭的话，就随便在街上买一点东西吃，也可以自己做饭。
这位越南人非常会招揽生意。在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她看见一个之前买过她东西的中国顾客，于是就冲上去询问她还需不需要养猪、养鸡的玉米或者其他的商品，并表示可以为顾客预定这些商品。
我们问她：“你会不会进口中国的东西回越南售卖？”
她说：“中国的东西在越南并不好卖，老街省该有的全部都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越南的贸易逆差还是比较大的。越南人一般不会购买中国的商品，更多的是越南的商品拿到中国来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购买越南的商品是相对便宜的，而越南人购买中国的商品是昂贵的。这些越南的农副产品拿到中国市面上来卖，总体上要比中国人自己的商品便宜一点，所以也就更受顾客欢迎。
湖广寨的罗姐也跟我们说，来湖广寨务工的越南人经常会带一些牛肉和酒（自酿米酒）过来中国卖。“从开始40元人民币一公斤的牛肉，现在已经涨到60元人民币一公斤。”罗姐说。
罗姐接着说：“但是不管价格怎么涨，都比中国的牛肉要便宜。所以湖广寨的农户会跟越南人预定牛肉，然后越南人从红河口岸把牛肉偷渡过来湖广寨卖。越南那边带过来的一些农副产品售卖的价格要比中国的价格低很多。所以在中国，越南的这些牛肉都非常受欢迎。”
略显萧条的商贸城
“中国·越南城”是河口当地政府专门为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修建的一个商贸区。这里有很多越南人租设店铺售卖越南的商品，是一个越南商品的聚集区，有点类似于昆明的螺蛳湾商贸区。
越南人到“中国·越南城”做生意，河口当地政府对他们有优惠政策，这里的店铺租金较便宜。所以，商品的价格也就会相对低一点。例如，在“中国·越南城”卖25元人民币的咖啡，在外面的市场上要卖30-50元人民币。
“中国·越南城”周围的车流量并不多，只有几辆出租车等待接送人员，看上去不是很热闹。商贸区划分成一个个的单元格店铺，出租给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
这些越南人说着一口不是很流利的中国话，每个店铺门口都坐着店主或小工，与来往的顾客打招呼、招揽生意，并邀请来往的顾客进店购物、试吃、试穿。
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是每一家的商品种类都差不多。有越南当地的衣服、帽子、人字拖鞋，有咖啡、干果、面包、饼干、香烟，也有玉石、珠宝首饰、沉香木、紫檀香以及生活必需品，一些小零食、小部件、稀奇古怪的玩具和手工艺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
我们总体感觉，越南人售卖商品的方式效果不是很好，所有的越南人似乎都在售卖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色，吸引的顾客不是很多。所以，“中国·越南城”给我们的印象有点萧条。
在“中国·越南城”一楼，我们认识了店主越南人阿丽。她告诉我们，她今年27岁，老家来自越南河内省，在“中国·越南城”已经工作两年了，一共有两间店铺正在经营，其中一间是姐姐租给她的，一年的租金是12000元人民币。阿丽说，她在越南那边有两个孩子，她自己每年回家两次。
“你别看这些商品都差不多，但是里面也都会掺杂了一些假货。”阿丽说。
进店以后，阿丽把真假两样咖啡放在面前，告诉我们市面上的假货是什么样子的，真货又是什么样子的，假货一般会怎么售卖，真货又怎么售卖。她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强调她家的货物绝对是真货，请我们放心购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获取顾客对他们家商品的认同、信任。我们在她的店里试吃了饼干，喝了咖啡，她向我们热情推荐她的各种商品。
“我们这里的越南货大多是从越南内地进口过来的。”阿丽说。这些越南商品大多数是从中国海关那边用自行车运过来的。阿丽很热情，也很会招揽生意。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老师和师兄、师姐购买了他店铺里面的饼干、咖啡、酸角、面包、红牛饮料等商品，一共花了300多元人民币。
在“中国·越南城”的二楼，也有一些店铺，但是相比一楼就略显稀疏了。据我们了解，来这里做生意的一部分越南人大多数都是亲戚关系。据一位卖香烟的女老板介绍，她旁边的店铺就是她姐姐开的。因为二楼的生意不是太好，所以当有顾客临门的时候，店老板就抓住一切机会想把自己的商品推销出去，难免让人有一点强买强卖的感觉。
在这里做生意的，不仅仅有越南人，也有中国的商人。
杨姐是来自河口本地的中国人，在“中国·越南城”二楼经营一家藤条手工艺品店铺。她告诉我们：“‘中国·越南城’一年的租金要两万一人民币，我在这里进行批发和零售一些越南进口过来的藤条手工艺品，总的来说，生意嘛勉强可以维持。”
她说：“2017年的生意不是很好做，有一次半个月我都没有开张，所以经常是靠批发来赚钱，零售的情况不是很好。”
杨姐告诉我们，她的货源在越南河内省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专门编织这些藤条工艺品的越南人。杨姐说：“我是唯一一个与这个村编织藤条工艺品的越南人合作的中国人。越南那边农忙的时候，就会停止供应藤条给我，要等到过年的时候，货源才会更加充足一点。我一个月进货一次，每次去越南进货，这些藤条工艺品都在不断涨价，我也很为难，成本越来越高。”
杨姐每次去越南进货，都会带一个越南翻译过去帮她打理生意，并付给翻译2000元人民币的酬金。杨姐说：“一年下来，招揽这一趟生意，大概的利润只是10%左右。”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对于中越两国跨境的民族来说,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人文风俗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在边境互动过程中获得的地缘、人缘关系大致上是相同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边境贸易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条件。
一般来说,国境线是在民族国家出现很久以后才出现的,随着国境线的产生也才有了跨境民族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去谈论国家政治形成的制约，将横跨在其中的国境线从我们的研究视野里暂时抹掉,将跨境民族居住的地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边境的地理、地域很多时候是相似的。
其实说穿了,在中越两国边民的眼里,国境线并不像我们内地人想象的那样神秘和神圣。边界是流动的通道，它为中越边民的跨境互动提供了平台。边民遵循历史的传统，在这个平台上做生意、谋生活，互利共赢、各取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