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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南京有部千年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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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刻书、印书、藏书

上个周末,是一年之中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南京鸡鸣寺、南京林业大学、情侣园等处,到处挤满了赏花的人潮。然而,有一个地方比赏樱花的胜地还要热闹和火爆,那就是南京国展中心——3月22日至25日,为期四天的南京书展主场馆累计人流量70927人次,双休日共有近6万人参观书展,这再次印证了南京人的一份骄傲:这里是中国最爱阅读的城市之一。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在南京的历史上,始终弥漫着淡雅的书香,有太多读书、写书、藏书的故事,在这个城市次第上演。

南京最老的“读书台” 接近1700年

南京老门东历史街区东侧,有一条长不过三四百米的老街巷——老虎头,两侧多为低矮的平房民居,走到小巷尽头,眼前是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牌坊式大门,横额上写有“周处读书台”五个字。再往里走,地势逐渐升高,两侧和山坡顶部,共有三栋建于清代的老宅。

“这处古迹与‘读书’有直接的关系,相传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和记者一起寻访的南京古建筑摄影师黄荣说,在南京漫长的历史上,被命名为“读书台”的古迹还有多处,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老虎头的“周处读书台”。它的存在和延续,记录着这座古都延续千年的读书风尚。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最早记录在南朝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之中:西晋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横行乡里,人们将他与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合称为“三害”,深恶痛绝。周处得知后,未泯的羞耻心使其幡然醒悟,随即入水搏杀蛟龙,入山手刃猛虎,并痛改前非,跟随当时著名的学者陆云学习,勤奋读书,励志图强,终于成为一代能臣名将。

史载,周处曾在东吴任东观左丞,居住在南京城南,即如今的老虎头。堂宅名为“子隐堂”。传说“周处读书台”就是“子隐堂”的故址,也是他当年勤学苦读的地方。清代吴敬梓曾登临周处读书台,留下“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孝侯”是周处战死之后的封号)的诗句。

千年白云苍狗,南京古城的六朝印记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且多为皇家贵族的陵墓、宫阙府邸的遗迹。以“读书”直接命名的“周处读书台”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

历史上,周处读书台屡废屡兴,多次得到修葺,屋内保存着的清代石碑显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地方政府整修周处读书台,工程完毕后,引得文人纷至沓来,登临怀古。

南京文史作家张智峰介绍,读书台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文人喜欢选择高高的台地,在上面阅读修身,著书立说。后人将这样的台地冠以“某某读书台”名号,作为人文胜迹,互相激励,修身向善,励学精进。

在南京地区,时间较早的读书台还有溧水的伯喈读书台(伯喈,东汉文学家蔡邕)、城区的“二陆读书台”(文学家陆云、陆机的读书台)、朝天宫附近的郭文举读书台等。

南京历史上留下读书台最多的人,是著名文学家、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统仅仅活了30岁,短暂一生中,因主持编撰《昭明文选》而被载入中国文学史。萧统自幼嗜书如命,南京至少有五处和昭明太子有关的读书遗迹,分别是紫金山北高峰的“太子岩”、江宁湖熟秦淮河边的“梁台映月”、六合横山的六峰书院、玄武湖的梁园(相传是萧统编选《文选》的地方)、江宁牛首山佛窟寺的“昭明太子饮马池”。

三山街: 明代全国印刷出版中心

南京城的书香,从遥远的六朝发端,沁染了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到明清时代,南京城南三山街一带书坊林立,刻书业无比发达,成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

据学者考证,明代南京出版业的繁华,首先和南京重要的城市地位有关。有明一代,南京先为京师,后为留都,始终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教育、文化事业极其发达;其次,明代在南京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南京任职的官员们较为清闲,业余就以著书、刻书为乐。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将一批熟练的雕版工匠集中到南京居住。位于鸡鸣山下的南京国子监(明代初年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宋元以来江南各地的木刻书板。永乐迁都以后,国子监刊刻的书籍称为“南监本”,整个明代,“南监”刊刻的图书超过两百种,其中,利用元代集庆路儒学书板刻印的“南监二十一史”流传最广,不亚于宋元精椠。《元史》《大藏经》等重要文献,也是在南京首次出版。

据学者考证,南京最早从事私家刻书的书坊名叫“王氏勤有堂”,洪武四年(1371),刊刻了识字带图的《新刊对相四言杂字》。

嘉靖年间以后,三山街成为全国著名的书坊集中地。文学家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点出明代天下四大书肆繁荣之地:北京、南京、苏州、杭州,而南京的书店书坊,主要集中在三山街以及夫子庙附近。

明清南京民营印刷业主要有坊刻和家刻两种形式。著名书坊有唐氏富春堂、广庆堂、世德堂、嘉宾堂、寿德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汪氏环翠堂等。由于声名远播,安徽徽州、福建建阳等传统雕版中心的大量熟练刻工慕名而来,在这座城市里施展拳脚,留下名字的著名刻工有万历年间的刘素明,崇祯时的项南洲、洪国良等人。

三山街民间书坊兼具刻印、出版、批发、零售等功能,是“出版社”与“书店”的综合体,所刻印的书籍涉及经、史、地志、文集、医药、小说、戏曲等各个门类,内容极其丰富,什么样的书畅销,就刻印什么书。明代南京书商刻印的戏曲类书就有两三百种。

这些在南京诞生的书籍质量上乘,装帧精美,明代学者谢肇淛有“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之赞。

“家刻”则是指文人在家中雇佣刻工,刻印书籍。明清藏书家焦竑、黄虞稷、甘熙都曾在家中刻书。最有名的当数清代文人,创办南京“芥子园”的李渔。

老门东历史街区内,重建的李渔芥子园即将和游客见面。这座雅致的私人园林小如芥子,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代表了清代南京高超的造园艺术。

除了名园,“芥子园”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书肆,这里也是李渔芥子园书铺所在地。

清顺治十四年(1657)左右,为了应对各地翻刻自己作品的不良书商,李渔把家搬到了江宁(南京),因为这里是清代重要的图书集散中心,便于维权,打击盗版。在周处读书台旁边,他建造了“芥子园”,开办芥子园书铺。李渔在这里完成了《凰求凤》《巧团圆》《十二楼》《无声戏》等著作。书铺则由女婿沈心友打理,不但出版李渔自己创作、编辑的书,还推出《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畅销书。

李渔是一个出色的书商,芥子园书铺还刊刻了不少科举考试方面的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考辅导书”,销路极好。

康熙十八年(1679),沈心友邀请画家王概三兄弟,花费三年时间,编成《芥子园画谱》初集,由芥子园书铺推出,迅速引起轰动,“遐迩争购”,流传至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十竹斋画谱》

现存的《西游记》诸多版本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金陵“唐氏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最接近吴承恩原本,也是最早的《西游记》版本。这个“世德堂本”就是在南京问世的。

“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本草纲目》是我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药学及博物学巨著,它的首次出版也是在南京。

李时珍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立志重修。他遍寻草药,求访医书,考辨异同,历时三十多年,基本上完成了《本草纲目》。1579年,李时珍来到南京,希望找到书商出版,但未能如愿。一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书商胡承龙看了《本草纲目》的稿本后,认为很有价值,遂出巨资付梓,六年后,52卷本、190万字的《本草纲目》终于在南京付梓。可惜的是,此时李时珍已经去世三年。

除了《西游记》和《本草纲目》,明清两代,在南京首次刊刻,或者刊刻较早的书,还包括《三才图会》《三国志通俗演义》《娇红记》《牡丹亭》《紫钗记》《南柯梦》《金陵梵刹志》《闲情偶记》《西湖佳话》等。

南京著名学者、藏书家薛冰则颇为推崇明末在南京出现的《十竹斋画谱》(明天启七年刻印)和《十竹斋笺谱》(明崇祯十七年刻印)。“这两种书绘制精美,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饾版、拱花技艺,在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鲁迅评价这两套书为“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

清代、民国初年,三山街印刻的图书依然在江南地区产生着广泛影响。红学家、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回忆,他幼年时在家乡江阴读到的蒙学课本,就是百年前金陵书坊刻印的本子,一本《千家诗》的扉页上还印着“金陵聚宝门内状元境,状元境口状元阁,自梓印订书籍发兑”。吴新雷考进南大中文系后,还特地去寻找这家“状元阁”书店的遗址。

三山街、夫子庙书店街的繁华,持续到清末民初。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写道:“(南京)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民国年间,状元境最有名的一家书店名为“李光明书庄”,所刊刻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蒙书享有很高声誉。李光明印的书卖的书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南京民间由此衍生出一句俏皮的歇后语“李光明的伙计——做(坐)书(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山街书肆渐渐衰落,杨公井花牌楼成为南京最集中的书店街,大大小小的书店足有四五十家之多。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著名的书店、出版社在这里设有分店。学者纪果庵在《白门买书记》中对当时南京花牌楼、状元境、贡院西街、莫愁路等处的书店有着生动细致的描写。

袁枚的藏书“史上第二多”

走进位于南京南捕厅的甘熙宅邸,在整个建筑群的西部,有一座两层小楼,匾额上写着“津逮楼”三个大字。“津逮”二字出自《水经注·河水》,意为“求知入门之道路”。这是清代南京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楼主是清代著名学者甘熙。津逮楼仿宁波天一阁而建,阁内曾藏古籍善本十余万卷。可惜的是,老的津逮楼毁于咸丰年间的兵燹,如今的这座是按照原样,于2007年重建的。

津逮楼的兴衰,只是历史上南京众多藏书楼的一个缩影。在这座氤氲书香的城市里,从六朝到现代,读书的风尚薪火相传,藏书家也是代代不绝。

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南京的书香》一书指出,南京地区的藏书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的郡学。南朝谢弘微是南京地区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私人藏书家。谢弘微出身贫寒,藏书却多达数千卷。前面提到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是狂热的藏书家。藏书将近三万卷之多。

明清是南京民间藏书的高潮时期,明代出现了徐霖、黄琳、罗凤、谢少南、顾璘、张晟、盛时泰、朱之蕃、茅元仪、顾起元等知名藏书家。万历年间,高中过状元的南京人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其藏书楼位于珠江路西端的原焦状元巷。焦氏藏书代表了明代南京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平,清代人评价他:“明代藏书之富,南中以焦氏为第一”。

清代,民间藏书家更是层出不穷,多筑有藏书楼或藏书室。著名的有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八万多卷,位于城南马路街;丁雄飞的心太平庵坐落于城西乌龙潭边,藏书装满40个书橱;目录学者孙星衍,藏书十万卷于二条巷五松园;等等。

诗人袁枚退居江宁(南京)。在小仓山筑随园,藏书竟多达三十多万卷,以数量论,仅次于南浔巨富藏书家刘承干。

和其他藏书家相比,袁枚对于藏书读书有着更深的感悟,他幼年时家贫无法买书,夜晚常梦见自己去人家借书,“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当了官之后,袁枚大部分俸禄都用来买书,读书反而不及幼年家贫向人借书之时。他在《书仓》一诗中写道:“聚书如聚谷,仓储苦不足。为藏万古人,多造三间屋。书问藏书者,几时君尽读。”

袁枚告诫藏书者,不但要藏书,更要读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将“室藏”化为“腹藏”,并鼓励别人利用自己的藏书做学问。到了晚年,袁枚甚至主动“散书”,他在《散书记》中表达这样的观点:书散出去,才能促使自己不得不读书,不再将书籍束之高阁。他也希望藏书散得其所,为人所用。 卫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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