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过20年，我们再相会
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菲和她的好友那英用天籁之音演唱了一首《相约98》，歌曲迅速传唱大江南北，此后一整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舞蹈在这首近乎魔性的旋律之中。
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吴晓波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中，将这一年的主题定为“闯地雷阵”，语出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当年两会答记者问时震惊四座的那句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总理的表态深刻揭示了改革在那一年的复杂和艰难，在邓公南巡6年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与旧的经济治理体系发生尖锐的碰撞，于是在那一年，潘宁无奈出走，褚时健锒铛入狱。
在这样一个巨变之年，中国的企业家们有怎样的应变之策、又有怎样的憧憬之思？这些思想对20年后依然拼搏在改革深水区、依然追寻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我们，无疑是一笔前鉴的财富。
所幸的是，《中国经营报》当年用“与老板对话”的报道形式，真实记录下20年前中国企业家的所思所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相信做这样的回望是有益的，更是必要的。
是为前言。
主持人的话
恐龙灭绝的启示
有一位日本经济学者曾提出所谓“恐龙的经济学”：恐龙因为对生存的环境过于适应了，所以当冰河期到来时，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因为不能适应而灭绝了。经济也可以同样这样讲，那位日本学者就曾发出了如下的警告：经济一旦对于时代的环境过于适应了，将因为对变化环境的不能适应而衰退。对企业来讲，也是同样道理，时代总是在变化的，企业如果不具备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它将会破产。
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有许多人都在讲21世纪将是中国的时代。从市场的广大、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资源的丰富、经营者的资质等诸方面来看，确实中国经济今后将会持续发展。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怎样适应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是否具备面对变化的适应力，也就是说企业自身是否能够进行自我更新，也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暴发户”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那之后，经济发展迟缓的一个原因，我以为是因为对环境的变化，经营者自身不能进行重新认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企业的发展不仅要求经营者个人的力量，而且对于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综合力也提出了要求。正像段总裁所讲的那样，四通在创业之初是不懂得经营管理的，而现在不同了。段总裁自身在学习海外的经营理论，而且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后实施运行。也就是说，无论是段总裁还是四通集团自身，都在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着自我改造、更新。通过与段总裁的交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四通集团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先进企业的代表。
实业——四通的根基
主持人：四通是中国的著名企业，我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您作为四通的领导人、一名企业家，您的经营策略和对今后发展的想法。首先我想知道四通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公司。
段永基：四通是一家民营公司，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在此之后出现了民营公司。像我们这种非国家投资的公司政府不会过多干预，当然啦，政府也不对我们承担任何责任。政府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应是对等的。我曾对一些政府官员开玩笑说，你们没算过账，政府对国营公司的管理相当于用有限的权力换来无限的责任，其实很吃亏。
主持人：请您介绍一下四通的经营策略。
段永基：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没有国家的照顾，就需要经常审时度势，根据企业的生存环境调整自己的战略。目前，四通的经营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生产通用电子产品。这几年我们兴办的合资企业有18家，正在谈判的还有三四家。合作对象有日本、欧洲、美国的许多著名企业。我们今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29亿元人民币。
第二方面，致力于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改造。中国的经济管理水平十分落后，中央提出，经济要有两个方面的转变，其中，效益转变的关键环节就是经济管理系统的电子化改造。这对电子类企业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市场。以前我们发展方向是办公自动化产品，现在转向行业信息化设备的生产。
第三方面，应用软件的开发。国内大型的信息系统都需要中文终端，像INTERNET在世界上配置的唯一中文平台就是我们四通利方公司开发的，Window95中文版也是我们开发的，这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香港的许多公司也都在配置我们的中文平台。美国的《商业周刊》称我们是中国最好的软件公司。
主持人：如您介绍，四通现在已有了许多制造业的公司，而据我所知，它过去是以贸易为主的，四通是怎样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
段永基：我们在产业化发展方面，实施与巨人同行的战略，就是选择在各个行业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跨国公司，进行合资，迅速地形成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以这些合资企业的产品竞争中国市场、国际市场。我们建立这些大型的产业基地，是为了摆脱过去以技术贸易为主的被动局面。四通要继续发展，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必须产业化。如果没有自己的产业，四通的事业就像一棵大树种在沙滩上一样，没有根基。要搞产业化，怎么搞法，我们面临着各种选择，但都脱离不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即我们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先进技术，没有组织市场的能力，没有管理的经验。在这个现实情况下，在中国市场日益为外来的跨国公司占领的前提下，怎么建立我们的产业基地?只能走与巨人同行道路。
参加全球经济的“奥运会”
主持人：四通从创办到现在，人在变，经营在变，在向现代化发展，而且不仅在国内，同时也向国际发展。我想请教一下，四通是如何由最初的状态，一点点演变过来的。
段永基：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92年以前，中国还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改革，1992年以后，才真正进入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国营企业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自主权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像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真正的企业了。同时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95年底，非国营企业在中国GNP中的比重已超过50％。在政府税收中，非国营企业已占到46％。这些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在如何经营、如何组织资源方面比我们有经验，这是个严峻的挑战。第二，中国开始和世界经济接轨。今天，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里，许多外国企业、世界名牌产品已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吃、穿、用各个方面。同时中国的一些产品也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这一点我每一次出国都有新的感受，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了;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992年以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不到两位数，而近年已占到3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的企业来讲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机会。
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中国经济进入国际竞争的大环境。这种竞争的方式目前主要还不是中国公司都跑到了外边去，而是外国公司大规模、大踏步地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产品等各个方面的竞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水平。迫使中国的企业必须全面参加这种国际性的竞争，不在这种国际性竞争中生存就在其中灭亡。什么叫国际竞争?怎么参加国际竞争?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就好像过去我们参加的是全运会，对手都是中国人，现在要参加奥运会，对手都是世界级的选手。要参加奥运会，首先要懂得奥委会的比赛规则，第二需要大幅度提高自身素质，取得参赛资格。所以这几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对集团的若干骨干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造，其中一个重大措施是1993年集团电子公司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后完全按照香港的规范进行改造，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报告，都是按香港会计制度做的，我们的财务顾问、会计师也是从香港聘请的。这对四通今后若干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它使四通的活动空间、经营舞台国际化(上市公司在国际市场获得贷款是不要担保的)，这就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不要担保”，四个字看似简单，但凭什么不要担保?因为信任你。凭什么对你信任?因为按照国际标准测评的结果，你的经营状况值得信任，你的财务系统、物资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都符合国际标准。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香港上市使我们获得了与外国大企业合作的“资格认证”。
主持人：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强大，向海外投资也开始增加，四通也是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的，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何见解？
段永基：公司要取胜，它赚钱的能力强不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金、技术、原材料和市场的能力如何。一个有眼光的企业，都应该着眼于到全球组织资源，开辟国际市场。四通目前还没有考虑向海外投资，因为我们涉及的领域和行业，在未来10年中、世界范围内，中国都将是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每个企业都有它的经营主项，比如做木材生意的公司去赤道几内亚收购森林，搞农业的公司到澳大利亚买农场，都是很划算的，因为那儿森林、土地便宜。我认为一个公司不论采取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的方式，考虑问题的立足点都应该是全球、全球的观念、全球的意识。
作为一个企业，其国际竞争的能力体现在哪里？是体现在它的产品能卖到国外去？这么说，中国的茅台酒厂早就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了，或者说生产山西醋、红枣脯的公司也有了。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它通过什么手段、方式来盈利呢?我看要通过组织资源的方式来盈利。可否这样说，通过组织资源的方式来盈利的组织就是企业。跨国公司为什么可怕?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意义的企业，它的能力所在，它的强大所在。它能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资金、人才、市场、产品等资源。首先，它组织资源的地域是十分广阔，遍布全球的，其次，它组织资源的能力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要和它们竞争必须全面提高这种能力。
不当“义和团”
主持人：我注意到去年中国国内的舆论开始讲要保护民族工业、民族产业，对外资进入要限制，您在这里却大谈向外国企业学习、吸引外资和技术，您不认为这样做会毁灭中国的民族电子工业吗？
段永基：我个人不同意在高科技产业中提什么民族工业，什么是民族的电脑?我想不明白。 CPU是中国造的才是民族的吗?但全世界上86％的CPU都是intel的，而CDROM是日本公司的，日本、美国都没资格说电脑是自己的民族工业，高科技产业应该是全球一体化。中国非常大，人口比较多，我想一些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像国防工业、石油开采、钢铁制造等应以中国的资本为主，其它未必。举个例子：耐克鞋风靡全球，但耐克的中低档鞋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你说它是哪个民族的?当然我们要创出自己的品牌，但这同跨地区、跨国家地组织资源并不矛盾，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仅限于本土，以狭隘的意识来理解民族工业，别说竞争我看生存都很难。
四通 “与巨人同行”的战略是不是如某些人的议论，是搞洋务运动，全盘西化，帮助、勾结外国公司把中国市场全占了？我说不是，我们大型合资企业的产品都是以外销为主。同时我们在合作中，也时时处处注意维护中方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利益，看看我们每个项目的合资条件，从技术转让费的数额、支付方式到销售权利等方面，我们竭尽全力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前面说过，之所以选择同他们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组织国际市场的能力。另外，对中国市场也要有个分析，很多人总以为中国市场大得不得了。我看在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方面的确是大得不得了，因为12亿人口。但是某些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是很小的，比如个人电脑，1995 年的份额占全球市场不到2％，半导体不足0.3％。如果我们现在兴建一个高科技产品的大型企业，目标是中国市场，肯定是建一个死一个。所以对中国市场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有个正确的评价。
主持人：这种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倾向似乎是以《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为代表的，您看过吗?有何评价？
段永基：对于这本书我有我的看法。作者都是年轻人，还很不成熟。对一件事情、对一段历史的判断不能仅看个别的例子，个别反面的例子永远都能找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之后，事实证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过去几十年相比，进步是相当大的，我们的综合国力和过去绝对不能同日而语，我认为这才是主流，这才是评价改革开放的根本依据。这本书以偏盖全是不可取的。反过来讲，产生这种情绪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实行了不恰当的政策，像在珠海一家韩国企业让工人下跪，这在韩国也是不恰当的，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情绪，但如果形成某种盲目的排外情绪，就很可怕了，我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九十年代的“义和团”思想。
主持人：请您谈谈对日本企业的看法。
段永基：日本公司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尽管谈判过程非常困难，但谈判成功之后信守诺言，信誉非常好。第二、日本企业和你合资之后，就把你当作了永远的朋友;而且它会把这个合资企业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不会中途改变计划，不会背叛。缺点也有两个，一是技术保护，不转移技术。二是算账太精，自己的利润要大大的而合作伙伴的利益要小小的。美国企业呢，在技术转让时比较大方，甚至还未签署协议就向你传授技术了，另一方面，在利润分配方面比较照顾合作方。缺点是热的快冷的也快，形势不好立刻就跑，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工作效率和遵守协议也比日本企业差。
作华盛顿不作秦始皇
主持人：我看到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令人遗憾地发生了分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段永基：我想这是在产权不清晰而又发了财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最容易产生分裂的时候，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是李自成的毛病。许多企业在创业时产权糊里糊涂，一旦赚了钱，要分钱了，就出问题了。第二点，没有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当然还有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大多数中国人不明白：你是要企业还是要资产？外国人明白，麦道可以被波音收购，只要被收购时赚钱了，人家要的是资产，不要企业的那个名。中国人不行，没有资产经营的观念，就像西北农民宁愿饿死也不讨饭一样。再比如，日本企业分裂的就很少，你们的民族强调团队精神，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学习日本的管理。为什么总也学不好，跟文化背景不同有关，我听说日本的中小学评优秀，不评个人，评的都是优秀集体。中国不行，它就评优秀学生，而且就是一个。50个学生1个上49个下。另一方面，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特强，我们从小生活在“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教育中，日本则认为自己是个小国，没有资源，必须团结起来拼命干。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要想健康发展，一要产权清晰，二要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三要克服文化传统中的劣根性。
主持人：战后日本经济是由几大集团发展起来的。比如本田、丰田、松下，这些公司都是以最初创业者的名字命名的。到后来，第一代领导人下去后，新的社长由普通职员升任，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这些公司不再以个人的形象存在，而是以集团形式存在。但中国情况不同，那么，企业的发展是个人力量起决定作用，还是整个集团力量起作用？
段永基：我认为在一个企业中，领导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松下幸之助先生，盛田昭夫先生对他们的企业的成长、壮大、完善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有句老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才总是一代代地涌现，一般讲，后一代比上一代会更优秀些，如果有一个更优秀的人接替了创始人，可能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它的创业者是库帕，后来请来了斯卡里，斯卡里以前是做饮料生意的，他彻底改变了库帕的作法，使苹果公司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老一代创业者对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斯卡里不得不含着眼泪将库帕开除出董事局。优秀领导人的产生，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方法，初期是从原始的创业者、投资者中遴选，而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则是由董事会、股民推举，这就要看董事会的眼光了。
主持人：在今天，日本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个人的力量，而是靠整个企业组织的力量，而在中国，个人的力量所起的作用还很大，从这一点来看，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四通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是否已经由个人发挥作用发展到了由整个组织发挥作用的阶段？
段永基：我很早就提出一个口号：四通要作民营企业的华盛顿而不作秦始皇。华盛顿留下一部民主治国的美国宪法，而秦始皇留下的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结果一个是二百多年仍旧生生不息，一个是二世而终。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有一套他的经营理念，而这个理念是否符合现代标准则是另一回事。中国有许多企业家希望家族化管理，另有部分企业家追求公司式的管理;再比如对权力的限制，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董事长和总裁是一人兼任还是各行其职，这都取决于企业家不同的管理思想。我们四通可以说直到最近才铲除创业者各立山头的分封局面，向着现代企业的集团化方向发展。
总之，企业一定要注重自身的改造，美国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管理思想：再创公司。什么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学术界有许多争论，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创新，翻译成中国话就是：第二次创业。
主持人：第二次创业这个口号现在在中国很流行，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段永基：最早就是由四通提出来的，后来之所以被很多人认同，就是因为我前面讲的， 1992年前后经济环境大不一样了，企业必须学会调整自己，否则将无法生存。我常在四通说，我们的二次创业、再造公司不是要把自己雕琢成一件稀世珍宝，将来送进中国的艺术殿堂，而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一台具有现代商战能力的机器，改造成一个新系统。具体来说，要形成我们的跨国经营能力，这就是我们进行公司再造的根本目标。
主持人为特约记者 迫田胜敏
校对：汪兰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也是一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记录着企业家群体的创业创新，也见证着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成熟。
《中国经营报》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希望通过文字、镜头与企业家、学者深度对话，多维度唤醒他们青春的记忆，多层次了解他们对于未来的判断，总结新时代企业的发展规律与制胜之道，挖掘企业家的经营智慧与人生思考，从而提炼出独特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2018年系列报道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