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用生肖组词的时候,为何与“狗”有关的多是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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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在博大精深的汉语里,有不计其数的成语、谚语,其中关于“狗”的为数不少。奇怪的是,这些熟语往往以贬义居多,这是为什么呢?
鄙夷狗狗的古人
狗是人类最早豢养的动物,很多人说狗是我们人类很好的朋友。因此狗文化很早就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生根发芽。各种语言中几乎都有关于狗的熟语词汇。譬如在英语里,狗是“忠实、卖力、辛劳”的化身,这便有了诸如“像狗一般的忠诚(as faithful as a dog)”、“像狗一样的累(dog-tired)”之类的说法;甚至连上夜班也被有趣地说成“狗值班(dog-watch)”,读书之类的事按理说与狗毫不相关,可英语中却将读得卷了边的书戏言为“像卷起的狗耳朵似的书(dog-eared books)”。与此同时,英语论及论功行赏时常说“好狗应有好骨头(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当然,由于《圣经》将狗描写成不爱干净而又堕落的动物,英语中也保留了一些对狗的贬义用法,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就常常将狗和战争恐怖,如饥荒、屠杀和暴行等联系在一起,譬如“the dogs of war”就是战祸、兵变的意思。但总的来说,英语关于狗的词汇以中性或褒义为多。
莎士比亚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东亚大陆的蒙古语中见到。蒙古语中满是对狗的赞美之词。蒙古谚语中也常把狗的忠实与贪官污吏的奸诈、贪婪对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褒狗贬官。譬如“狗守护浩特(城市),官剥削庶民”、“ 劣狗尚能保护家园,贪官只会盘剥百姓”、“诺海(nohoi,狗)不狡猾,诺彦(noyan,官)没脸皮”等等。甚至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员名将(忽必来、哲别、速不台、者勒蔑)也被称为“四狗”,足见蒙古族始终保存着对狗的钟爱。
“四狗”中的哲别
可是汉语中的情况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俗语都带有贬义,常常用于比喻坏人坏事坏行为。“蛙鸣狗吠”用来比喻拙劣的诗文。“鸡鸣狗盗”:比喻卑微的技能,也比喻偷偷摸摸的样子。“狗苟蝇营”的意思是像狗那样苟且求活,像苍蝇那样营营往来,引申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狗嘴吐不出象牙”用来讽刺坏人的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声色犬马”则用良犬、骏马、音乐、女色借指穷奢极侈的享乐……
当然,尽管今天的“狗”与“犬”是一组同义词,但从文字史的角度来看,是先有“犬”后有“狗”的。“狗”字尚不见于甲骨文。在春秋以前传世文献里,也只见用“犬”指“狗”,譬如《诗经·小雅》里就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说法。甚至起初的“狗”也是指小兽(不单是小犬)。《尔雅·释兽》就说,“熊虎醜,其子狗。”意即熊虎之类的猛兽的幼子也是称之为“狗”的。后来是为了区分彼此才分别写作“狗”、“豿”(幼熊、幼虎)、“驹”(幼马)等字而已。只是到了战国之后,后起的“狗”字逐渐在口语中取代了“犬”的地位。汉代的许慎在《说文》里认为,“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象形。”他把“犬”说成是“狗”的一个“有县蹄”品种,可能是受到小篆形体的影响而误解了,同时也说明在汉代,人们对“犬”的口语用法已然不甚了了。到了如今,全中国更是几乎只有闽东一隅还在口语中保留了“犬”的说法(福州话:k’iɛŋ),此是后话不提。
问题在于,即使是古意盎然的“犬”字相关的成语,其含义同样不佳。“犬牙鹰爪”比喻奴才。“丧家之犬”用来比喻失去依靠、无处投奔或惊慌失措的人。“土鸡瓦犬(泥捏的鸡,瓦做的犬)”指的也是徒有其名而不实用的东西……虽然现在的汉语里还保留着狗的个别优点,例如“狗不嫌家贫”。但相对于铺天盖地的贬辞,这点褒扬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了。
起初并非如此
毕竟今天一般说到狗,人们往往会想到忠诚、老实、温顺、体贴、勇于献身的精神这些词。狗聪明通人性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这点其实也是被认可的。中国民间流传着很多义犬救主的故事。《论衡》说“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其犬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义犬》一文对“狗品”也大加赞扬。以此观之,汉语熟语对狗的评价如此之低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聊斋志异》
但在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的。《易经·艮卦》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这说明艮卦是吉卦。根据《易经·说卦》的解释,“艮为狗”。用吉卦艮与狗相匹配,自然说明狗是吉祥的动物。历代“祥瑞志”中狗都被列为重要的祥瑞之物,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与《易经》同样列入儒家“六经”的《礼记》则说,狗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关于这三种用途的狗,在古代文献里留下的也都是褒义的记载。
“田犬”,也就是狩猎犬,可能是狗被驯化后的首个用途。在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时代,人们狩猎能否满载而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犬的有无及其优劣。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说,“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者,狗恶故也。欲须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这样对猎犬的良好评价一直持续到汉代初年,《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临刑前慨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既以良“狗”自喻,可见其尚不是贬义。
《吕氏春秋》
“食犬”,就是用来吃的肉犬。但即使是用来吃的狗,也反应了上古时期狗并没有什么恶评。因为用狗祭祀,古典文献上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羹献”。《礼记·曲礼(下)》上面就说,“凡祭祀宗庙之礼……犬曰羹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故而祭祀用狗,并不是对上天与祖宗的不敬。与此同时,《礼记·王制》也记载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更加说明西周时期狗肉的地位相当之高,只有“士”以上的“诸侯”、“大夫”阶层才有随意享用狗肉的权力。
至于“守犬”,顾名思义用来看门、守御。《吕氏春秋·士灾口论》有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邻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之,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由此可知,对付鼠害或许是守犬的份内事务之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样的贬义用法,在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
地位的沉浮
毋庸讳言,即使在先秦时期,对狗的贬斥也是存在的。譬如《荀子·荣辱》中就认为:“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不若也”,将狗看作劣类的象征。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文化里,狗之劣质愈来愈深,以致汉语熟语中褒狗之辞几乎消失殆尽了……
或许这与狗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地位日渐下降有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以种植业为主业的经济形态下,在民众生活和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农耕所需的牛、马等役畜以及能给他们带来较多肉类的猪、羊和家禽等等。结果,“田犬”几乎成为上层贵族狩猎娱乐的专利而淡出普通农民的生活;“肉犬”也逐渐成为猪、羊之外可有可无的补充;因此上古家犬所具有的三项功能就只剩下了“守犬”一项。正是在农耕社会里,家犬失去了远古时期在人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京巴
这与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古代社会,马不但是一种重要的畜力,还以骑兵在战场上不可取代的价值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人武力之所以孱弱,就是因为“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正因如此,尽管在中性的“犬马之劳”一词中,家犬尚与马匹相提并论,但汉语中关于马的褒义词远多于狗,“塞翁失马”、“千军万马”、“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天马行空”、甚至连“老马”也被称赞可以“识途”……这当然是与马匹的重要性密切相关的。
在狗的实用价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狗生活中比任何其它动物喜欢在人类面前摇头摆尾、巴结人、取悦人的天性也逐渐为人所诟病。古代中国人将狗的这种本性与那些阿谀奉承、巴结讨好上司的谄媚形象相联系,使那些摇头摆尾的狗,被附上了贬义色彩。唐代的韩愈在《应科目与时人书》中说:“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晋代的葛洪在《神仙传·刘安》里也说,“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后来,人们就以“淮王鸡狗”来比喻攀附别人而得势的小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词。倒是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为狗狗说了句公道话,“余谓犬为之物,不烦驱策,而惊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童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可惜历史上类似纪昀这样的明白人,似乎不多……
葛洪
于是,在具有几千年农耕社会历史的中国,虽然狗为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表示狗贬义色彩的词汇却在汉语在中占了绝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犬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有人评价说,“动物类詈语用得最多的是‘狗’,古往今来,国人多有以‘狗’骂人的,似乎唯有骂人以‘狗’才能一泄心中之愤……”只不过,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狗的观念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既然英语中的狗会与聪明 、幸运联系在一起 ,人们也常常以狗自喻;“单身狗”一词今天已流行于网络,并且形成了一批以“狗”为中心语素的指人名词,这些词语都是善意的,有自嘲和调侃的意味,却褪去了传统的贬义色彩。或许,这对于中国的狗狗们而言,算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好消息吧。
网络上的“单身狗”
鄙夷狗狗的古人
狗是人类最早豢养的动物,很多人说狗是我们人类很好的朋友。因此狗文化很早就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生根发芽。各种语言中几乎都有关于狗的熟语词汇。譬如在英语里,狗是“忠实、卖力、辛劳”的化身,这便有了诸如“像狗一般的忠诚(as faithful as a dog)”、“像狗一样的累(dog-tired)”之类的说法;甚至连上夜班也被有趣地说成“狗值班(dog-watch)”,读书之类的事按理说与狗毫不相关,可英语中却将读得卷了边的书戏言为“像卷起的狗耳朵似的书(dog-eared books)”。与此同时,英语论及论功行赏时常说“好狗应有好骨头(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当然,由于《圣经》将狗描写成不爱干净而又堕落的动物,英语中也保留了一些对狗的贬义用法,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就常常将狗和战争恐怖,如饥荒、屠杀和暴行等联系在一起,譬如“the dogs of war”就是战祸、兵变的意思。但总的来说,英语关于狗的词汇以中性或褒义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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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东亚大陆的蒙古语中见到。蒙古语中满是对狗的赞美之词。蒙古谚语中也常把狗的忠实与贪官污吏的奸诈、贪婪对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褒狗贬官。譬如“狗守护浩特(城市),官剥削庶民”、“ 劣狗尚能保护家园,贪官只会盘剥百姓”、“诺海(nohoi,狗)不狡猾,诺彦(noyan,官)没脸皮”等等。甚至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员名将(忽必来、哲别、速不台、者勒蔑)也被称为“四狗”,足见蒙古族始终保存着对狗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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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汉语中的情况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俗语都带有贬义,常常用于比喻坏人坏事坏行为。“蛙鸣狗吠”用来比喻拙劣的诗文。“鸡鸣狗盗”:比喻卑微的技能,也比喻偷偷摸摸的样子。“狗苟蝇营”的意思是像狗那样苟且求活,像苍蝇那样营营往来,引申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狗嘴吐不出象牙”用来讽刺坏人的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声色犬马”则用良犬、骏马、音乐、女色借指穷奢极侈的享乐……
当然,尽管今天的“狗”与“犬”是一组同义词,但从文字史的角度来看,是先有“犬”后有“狗”的。“狗”字尚不见于甲骨文。在春秋以前传世文献里,也只见用“犬”指“狗”,譬如《诗经·小雅》里就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说法。甚至起初的“狗”也是指小兽(不单是小犬)。《尔雅·释兽》就说,“熊虎醜,其子狗。”意即熊虎之类的猛兽的幼子也是称之为“狗”的。后来是为了区分彼此才分别写作“狗”、“豿”(幼熊、幼虎)、“驹”(幼马)等字而已。只是到了战国之后,后起的“狗”字逐渐在口语中取代了“犬”的地位。汉代的许慎在《说文》里认为,“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象形。”他把“犬”说成是“狗”的一个“有县蹄”品种,可能是受到小篆形体的影响而误解了,同时也说明在汉代,人们对“犬”的口语用法已然不甚了了。到了如今,全中国更是几乎只有闽东一隅还在口语中保留了“犬”的说法(福州话:k’iɛŋ),此是后话不提。
问题在于,即使是古意盎然的“犬”字相关的成语,其含义同样不佳。“犬牙鹰爪”比喻奴才。“丧家之犬”用来比喻失去依靠、无处投奔或惊慌失措的人。“土鸡瓦犬(泥捏的鸡,瓦做的犬)”指的也是徒有其名而不实用的东西……虽然现在的汉语里还保留着狗的个别优点,例如“狗不嫌家贫”。但相对于铺天盖地的贬辞,这点褒扬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了。
起初并非如此
毕竟今天一般说到狗,人们往往会想到忠诚、老实、温顺、体贴、勇于献身的精神这些词。狗聪明通人性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这点其实也是被认可的。中国民间流传着很多义犬救主的故事。《论衡》说“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其犬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义犬》一文对“狗品”也大加赞扬。以此观之,汉语熟语对狗的评价如此之低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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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的。《易经·艮卦》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这说明艮卦是吉卦。根据《易经·说卦》的解释,“艮为狗”。用吉卦艮与狗相匹配,自然说明狗是吉祥的动物。历代“祥瑞志”中狗都被列为重要的祥瑞之物,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与《易经》同样列入儒家“六经”的《礼记》则说,狗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关于这三种用途的狗,在古代文献里留下的也都是褒义的记载。
“田犬”,也就是狩猎犬,可能是狗被驯化后的首个用途。在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时代,人们狩猎能否满载而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犬的有无及其优劣。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说,“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者,狗恶故也。欲须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这样对猎犬的良好评价一直持续到汉代初年,《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临刑前慨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既以良“狗”自喻,可见其尚不是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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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犬”,就是用来吃的肉犬。但即使是用来吃的狗,也反应了上古时期狗并没有什么恶评。因为用狗祭祀,古典文献上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羹献”。《礼记·曲礼(下)》上面就说,“凡祭祀宗庙之礼……犬曰羹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故而祭祀用狗,并不是对上天与祖宗的不敬。与此同时,《礼记·王制》也记载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更加说明西周时期狗肉的地位相当之高,只有“士”以上的“诸侯”、“大夫”阶层才有随意享用狗肉的权力。
至于“守犬”,顾名思义用来看门、守御。《吕氏春秋·士灾口论》有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邻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之,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由此可知,对付鼠害或许是守犬的份内事务之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样的贬义用法,在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
地位的沉浮
毋庸讳言,即使在先秦时期,对狗的贬斥也是存在的。譬如《荀子·荣辱》中就认为:“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不若也”,将狗看作劣类的象征。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文化里,狗之劣质愈来愈深,以致汉语熟语中褒狗之辞几乎消失殆尽了……
或许这与狗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地位日渐下降有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以种植业为主业的经济形态下,在民众生活和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农耕所需的牛、马等役畜以及能给他们带来较多肉类的猪、羊和家禽等等。结果,“田犬”几乎成为上层贵族狩猎娱乐的专利而淡出普通农民的生活;“肉犬”也逐渐成为猪、羊之外可有可无的补充;因此上古家犬所具有的三项功能就只剩下了“守犬”一项。正是在农耕社会里,家犬失去了远古时期在人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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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古代社会,马不但是一种重要的畜力,还以骑兵在战场上不可取代的价值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人武力之所以孱弱,就是因为“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正因如此,尽管在中性的“犬马之劳”一词中,家犬尚与马匹相提并论,但汉语中关于马的褒义词远多于狗,“塞翁失马”、“千军万马”、“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天马行空”、甚至连“老马”也被称赞可以“识途”……这当然是与马匹的重要性密切相关的。
在狗的实用价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狗生活中比任何其它动物喜欢在人类面前摇头摆尾、巴结人、取悦人的天性也逐渐为人所诟病。古代中国人将狗的这种本性与那些阿谀奉承、巴结讨好上司的谄媚形象相联系,使那些摇头摆尾的狗,被附上了贬义色彩。唐代的韩愈在《应科目与时人书》中说:“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晋代的葛洪在《神仙传·刘安》里也说,“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后来,人们就以“淮王鸡狗”来比喻攀附别人而得势的小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词。倒是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为狗狗说了句公道话,“余谓犬为之物,不烦驱策,而惊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童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可惜历史上类似纪昀这样的明白人,似乎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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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具有几千年农耕社会历史的中国,虽然狗为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表示狗贬义色彩的词汇却在汉语在中占了绝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犬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有人评价说,“动物类詈语用得最多的是‘狗’,古往今来,国人多有以‘狗’骂人的,似乎唯有骂人以‘狗’才能一泄心中之愤……”只不过,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狗的观念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既然英语中的狗会与聪明 、幸运联系在一起 ,人们也常常以狗自喻;“单身狗”一词今天已流行于网络,并且形成了一批以“狗”为中心语素的指人名词,这些词语都是善意的,有自嘲和调侃的意味,却褪去了传统的贬义色彩。或许,这对于中国的狗狗们而言,算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好消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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