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记者 叶薇 方翔
征集“红色基因”线索踏访革命旧址，寻找光辉足迹，感悟红色传统，激励奋斗精神。本报自2017年11月27日起推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传承红色基因”专栏，今天已刊出第50期。通过阅读专栏，读者更了解上海这座“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城市的光荣与传奇，对党的辉煌历史也有了更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传承红色基因”从首篇《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到第50篇《挥行云之笔激荡复兴伟业 聚磅礴之力传递进步声音》，分为创立之路、主要领导居住地、中共中央机关、重要会议会址、宣传教育机构、工人群众运动等六大板块。
专栏推出以来，不少市民越来越关注身边的红色基因。本报独家报道的《“四大会址”周边风貌或将证实》，正是本市一批党史研究专业人员和党史爱好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需要全社会参与。本报编辑部今起向社会征集红色基因线索，读者发现任何有关上海红色基因的线索，可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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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德里625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张龙 摄
揭秘 | 人民出版社曾藏身在这个楼梯间，马列思想火种由此播向全国！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户看似普通的石库门建筑，却有着三重身份：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的寓所、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在一个不足六平方米的楼梯间里，人民出版社在李达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十几种革命理论书籍，马列主义的思想火种就从这里播向全国。
雄心勃勃谋团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光辉历程。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的第一份通告原件中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1922年）之前，必须出书20种以上”，很显然，中央局把出版宣传工作列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忠杰介绍：“当时，许多中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因此，我们党从一成立开始，就非常注重宣传工作，成立出版社来传播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政治主张。”
1921年9月，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刊登了一则通告，它标志着中共中央直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正式诞生。出版社的创始人就是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通告说：“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实施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怯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列出了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的49种书目，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社科著作9种，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中央局的要求。
灶间木柴藏玄机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一楼，还保存着一个灶间，内有一个当年李达家烧饭的灶头，灶头旁堆满了稻草和木柴。二大会址纪念馆馆员倪娜介绍，在当时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理论书籍是非法的。如果有搜查，就把印刷器材和出版物藏在木柴堆里；如果碰到紧急情况，只能把印刷物放进灶台里烧毁。
在纪念馆的展示柜里，我们可以看到李达编撰的一系列革命刊物：《共产党礼拜六》《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这些书的封面和版权页上都写上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地址设置写的广州《新青年》一个通讯联络处——广州昌兴马路26号。
当时广州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都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短短一年内，在李达的主持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几种革命理论书籍。除注译书稿外，丛书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都由李达一人承担。
在二大会址纪念馆，通往二楼的楼梯窄而陡。“为了保护文物，也为了安全起见，平时这里我们不对外开放。二楼就是李达的卧室和书房。”在馆员倪娜的带领下，我们拾级而上，书桌、书柜映入眼帘。多少个日夜，李达就在这里伏案工作，奋笔疾书。
当时办社条件十分艰苦。除了人力不足，更有经济压力，人民出版社的图书印数为3000册，大部分是秘密赠送，而非公开发售，很快就入不敷出，经费困难。从后来沈雁冰和李达的回忆中得知，当时为了人民出版社的经费，他们经常写文章卖给商务印书馆，赚取稿费，补贴出版社的经费。在人员紧张，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出版社坚持不断出书，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详细列出了人民出版社成立九个月的出书目录，共12种。
启蒙思想传薪火1922年年底，出版工作实在难以为继。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随后人民出版社并入广州《新青年》社，后来大革命失败，出版工作转入地下，随后歇业。
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开拓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新路子，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有计划地在中国传播起过很大作用。这些著作在党初创时期成为众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告一段落，但其精魄犹在，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党的出版事业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26年，广州《新青年》社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我们为什么斗争》；1931年至1932年，河北保定“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数十种图书；1938年，延安解放社以“人民出版社”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毛泽东论中日战争》；194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联合生产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人民丛刊”4种；1949年，解放社再度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曾以“人民出版社”之名出书的出版机构，与人民出版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继承了人民出版社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人民出版社于1950年12月1日重建，继承了革命年代的光荣传统，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
专家点评
远见卓识 把握未来
人们时常会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不掌权，二无钱财，还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迫害，为什么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留下诸多彪炳史册的杰作？答案是：因为拥有一大批理想崇高远大、文化积淀深厚的志士仁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张闻天；从李达、艾思奇，到郭沫若、茅盾……依次类推，屈指一数，多少人学贯古今，多少人思维超前；多少人著作等身，多少人文采飞扬。这一民族精英队伍，因智慧才情与理想信仰的完满结合，源源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写下的政论文章，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发展前景；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鼓舞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向往光明。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格外重视文化建设：创办大学、创办各类讲习所；创办出版社、创办报纸杂志。尽管困难重重，但依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充分展现了他们善于把握未来发展的远见卓识。
本文择取人民出版社创立发展的独特视角，生动描绘了共产党人致力于革命文化建设的建树贡献，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淞沪抗战的珍贵视频中有了新的发现
“四大会址”周边风貌或将证实
中共四大会址的原建筑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中共四大到底是在哪里召开的？这曾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虽然据曾经担任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中共四大书记员郑超麟回忆，确定中共四大会址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但依然缺乏影像。然而，最近上海音像资料馆的一段珍贵影像资料，将极有可能揭开“四大会址”所在区域的历史风貌。
“一二八”事变后，宝山路淞沪铁路横浜路一带日军阵地。画面来自视频截图 上海音像资料馆 供图
无意间的珍贵发现
“我们这段影像资料是在一段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影像中偶然发现的。”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乐建强说，“首先提出这段影像可能与中共四大会址有关系的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首席编导吴钧，他曾担纲《1921：点亮中国》《1922：指路明灯》等党史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炸成废墟的宝山路横浜路口。上海音像资料馆 供图
根据吴钧的建议，上海音像资料馆的资料采集与编研团队前往图书馆、档案馆查找历史地图、老照片、老报纸等文献，通过交叉比对、实地走访等多种方法对这段影像进行考证与研究。根据1932年出版的《上海战影》第一集、第二集中的部分图片与“日兵纵火焚烧横浜路之教堂及民房”“日本海军在北四川路横浜路一带所掘之地穴”的文字记载，上海音像资料馆资料编研李东鹏发现照片与这段影像所拍摄画面内容高度一致，特别是教堂三角形尖顶、窗户数量、墙立面的文字，可证明图片与影像为同一场景，应该在横浜路。而判断属于横浜路哪一段，则是依据影像中出现的淞沪铁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疑似四川北路一带。上海音像资料馆 供图
李东鹏表示，根据1932年的老上海地图显示，淞沪铁路与横浜路的交界之处，只有宝山路、横浜路一处。另根据照片与影像所拍摄的画面可以确定这幢建筑上的文字为“真耶稣教会”，查1947年出版的《真耶稣教会卅年纪念专刊》记载，其总部“至十七年再移至宝山路850号，与对面横浜路口820号，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的沪变，总部与印刷厂全被炮火毁化，有三年两个多月。”其记载的方位正位于现在的宝山路横浜路口的位置，与研究结论相互印证。
宝山路以西区域已经拆迁重建，但道路走向、建筑方位与影像画面符合。宝山路以东横浜路区域，正在拆迁中，但现存里弄建筑与影像拍摄的建筑风格非常相近。综合影像、文字、照片资料，李东鹏在与同事讨论后，判断该影像所摄内容为1932年横浜路宝山路一带的历史影像。虽然并非四大召开的确切地点，但与中共四大会址仅一河之隔，直线距离在五六百米左右，属于同一片区域。
张人亚（右二）在1925年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的照片。上海音像资料馆 供图
“这段影像非常有价值。”上海音像资料馆采集专员毛为勤说，“之前有关拍摄这个区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像基本上都是反映商务印书馆周边地区被炸毁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段影像则完全不同。”接下去音像资料馆采集编研团队还将通过搜寻淞沪抗战期间闸北虹口交界处的影像资料，来进一步寻找四大会址的线索，相信有了这次的建筑标志之后，会对下一步的找寻提供更明确的方向。
扩大对四大的研究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看来，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一，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四大的研究和宣传只能更多依赖相关的档案文献。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 上海音像资料馆 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党史部门的努力下，通过当时参加四大的郑超麟老人的回忆和实地勘查，并借助历史档案，最终确立了四大召开的地点。在郑超麟老人实地寻找勘查四大会址时，重要的地标依据就是东宝兴路永明路的教堂，而对当时四大会址周边的历史风貌，尽管郑超麟老人也曾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但囿于历史图像的缺失，对后人来说很难一一对应。”徐建刚说，“虽然此次的教堂并非位于东宝兴路永明路，但相距非常近，无意之间为我们还原四大历史场景提供了新的可能，将会进一步扩大对四大的研究和宣传。”
编辑：唐梦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