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1月，我出生在江苏省昆山市阳澄湖畔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那个年代，孩子们都想当解放军，我也不例外。我爱读战斗英雄故事书，爱看战争电影片，爱画画，特别是照着小人书临摹杨子荣、郭建光等英雄人物的画像……
印象最深的，要数我自己用薄铁皮做五角星的事。大姐夫是一名现役军人，有一次他回家探亲，我用尺子量下了五角星的尺寸，然后用废弃的铁皮簸箕边角料，自己做了一颗五角星并刷上红漆。
此后，我又做了第二颗、第三颗……别在帽子上，还送给要好的同学。戴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红五星，心里特别自豪，仿佛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对军营的向往，一直是我不变的情怀。上中学时，姐夫送给我一套旧军装。我高兴极了，一直穿了好多年。磨破了就缝缝补补，个子长高了、衣服显小了还舍不得扔。
1982年，空军在昆山招飞，我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偷偷报了名。体检散瞳之后，我戴着墨镜回家，在妈妈再三追问，这才漏了底。
那天晚上，爸爸甩给我一句话：“我和你妈妈不会干涉你的选择，但是你一旦作出选择，就一定要干好，要对得起你自己的选择！”
从此，爸爸这句话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暗下决心，既然想当飞行员，就一定要当最好的飞行员。
很幸运，我通过了各项体检，真正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学员。在四年的航校生活中，我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在训练中加倍努力，基本上每个科目都是第一个“放单飞”。由于成绩优秀，在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初教机飞行期间就被留校任教，比同期入伍的战友提前3个月完成了全部训练内容，随即进入飞行教员的飞行训练。
空军飞行员必须完成航空学校的高教机训练全部内容且成绩合格，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因此，我又和同期战友一起到位于大西北的空军第五航空学校进行高教机训练。
由于训练成绩突出，毕业前夕，学校领导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留在五航校任教。考虑到飞行事业的需要，我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回内地条件较好的九航校任教的机会，选择留在大西北，成为了空军第五航空学校的一名飞行教员，一干就是15年。
任教期间，我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为祖国培养出最好的飞行员成为我的座右铭。记得有一次，组织安排我带3个学员。大队长告诉我，这3名学员的接受能力、模仿能力都比较差，只要我能带出1个，就算很不错了。
虽说我能听出这是大队长对我的宽慰，但内心里还是铆足了劲，一定要尽全力把他们带出来。此后，我放弃了周末、休假、疗养，甚至为此推迟了婚期，给他们“开小灶”，一遍不行就来两遍、三遍，直到他们听懂学会为止。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3学员，除1人因身体原因离开学校外，其余2人都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了真正的飞行员。
当送他们登上火车即将分别时，他俩紧紧抱住我泣不成声，我同样泪流满面，那是不忍和战友分别的泪水，是为他们成功喜悦的泪水，更是自豪的泪水。就这样，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飞行学员。离开学院前我带的最后一期2名学员，因为成绩优异全部留校任教。
1988年，我和我的爱人王洁经朋友介绍相识，经过2年的交往，于1990年结婚。婚后我们一直两地分居。1992年我们的儿子降生，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部队正在组织“地靶”科目飞行训练，我没有回来陪伴在妻子身边，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提出希望妻子随军和我一起到西北生活时，没有想到，她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只是问我决定了没有，如果决定了她就向单位打报告。
爱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要让她离开一直生活工作的北京去西北生活，别说我不敢想，就连我们单位领导都觉得这个思想工作很难做通。
当我们去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时，工作人员用怀疑和惊讶的眼光看了我们好长时间，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傻事”，一再追问我们知不知道北京户口有多难办、父母是否同意、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办。
当时，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王洁是瞒着父母把户口本拿出来的。几天后，我们才把此事告诉岳父岳母。当时，岳父沉默了一会说：“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作为父母只能是理解和支持，我们只希望你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今后你们工作忙如果带孩子有困难，我和你妈就帮你们带孩子吧。”
我的岳父是一名老军人，他知道军人的付出是什么，他更知道军人家属的付出是什么，但他还是那么平静地同意了我们的选择。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学院训练处工作，每年都有大半年时间都要到各个训练团检查考核指导。为了让我们能够安心工作，岳父岳母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千里迢迢赶到大西北，帮我们带孩子，直到我调回北京。
记得那是1988年，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访问中国时说：“人类第一位向往飞向月球的人是谁？是中国一位美丽的姑娘。人类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是谁？是一位美国人。那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那个美国人，就是我。”美国宇航员充满自豪的浪漫联想，在我听起来却特别刺耳。
我想，飞天，中国不能只有传说，只是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航天员。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开启了叩问苍穹的艰辛征程。3年后，第一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在空军飞行部队展开。机会来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的岳父从事航天科研40多年，深知航天事业的风险，劝我慎重考虑。但妻子坚定地站在我这边，她说：“只要俊龙愿意，我就全力支持！”
当飞行员精神高度紧张，有段时间我习惯了抽烟缓解压力。有一天，妻子回家看到烟雾缭绕，板起脸来责问我。我笑着说：“你就让我过过瘾吧，我打算下一步就把它戒了。”妻子说：“你要是真想当航天员，就别等下一步！”
我沉思了一会儿，狠狠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缸里。
从那天起，我再没有摸过香烟，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当航天员，为了飞天！
1996年初夏，我接到通知，到空军庐山疗养院参加航天员初选体检。初检合格后，又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参加临床体检。顺利通过体检后，我和其他同志又被安排到航天员中心，参加航天生理功能特殊检查。
1998年1月，我如愿以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光荣地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来到航天员大队，面临的第一个坎就是基础理论学习。当了十多年飞行员，现在重新坐进课堂里，《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解剖生理学》、《星空识别》……许多课程都要从头学起。
为了尽快掌握这些知识，初来的两年时间里，晚上12点前我基本没睡过觉。我的英语底子薄，为记住单词和语句，就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王洁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反复提问，最后考试时竟然考了100分。
第二道坎是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训练。仅以其中的“超重耐力”训练为例，在火箭发射升空和飞船返回地球时，航天员处于超重状态，要承受相当于自身重量数倍的压力。教员介绍，超重过载达到一定程度，会使人呼吸极度困难甚至停止，意志丧失、黑视甚至直接影响生命。
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天。不上天，要命做什么？！
那段时间，为了能尽快达标，训练之余，我还给自己“加餐”。有一次，王洁回家时发现我一个人在客厅里不停地转圆圈，问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说：“过两天就要进行转椅训练考核了，我先刺激刺激自己。”
就是靠这种劲头，我在转椅训练中，取得了最优成绩，其他体质训练、心理训练、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等等，成绩也都比较靠前。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时，我入选了5人名单，但最终没有进入3人梯队。
当时，我们首批航天员，人人都想进入太空，个个都具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但现实条件摆在那里，首飞任务只能由1人执行。尽管每个人都做好了选不上的心理准备，不过得知结果后，我的心里总还是有些失落。
但我尽快从失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利伟飞天的时候，我在北京指挥大厅担任技术支持，职责是注意观察利伟，检查飞行准备有无遗漏，几个小时里，我一直站在工作台前，紧紧盯着显示屏，直到宣布发射成功。
那一刻，我为我的战友骄傲，为航天事业骄傲，也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我想，利伟开了个好头，树立了榜样，我得跟上，争取“神六”上天！
“神六”成为下一个目标后，我在训练上就更努力了：
转椅训练，一秒钟转18圈，达到10分钟就算优秀，我一般都做15分钟；
头低位训练，整整5天时间，脚高头低仰面朝天，躺在一块特制的“床板”上，连腿都不能蜷一下，大小便都在“床”上处理，简直像个重病号，有时想看书，但是看不进去，脑袋充血，眼睛发胀，吃饭也成了问题，正常时候吃饭，食物一咽就下去了，但在那种状态下，食物往回走、往上顶，但我还是坚持练；
离心机训练，4个G坚持80秒，6个G坚持60秒，直到8个G，相当于在全身压了8个自己的重量，还要坚持40秒，每次停下来脑子还感觉在转。
那段时间，我经常呆在“飞船模拟器”中，熟悉飞行程序和操作程序。后来，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厚厚的飞行操作手册，我能背诵下来，遇到特殊情况，不看手册也完全能处理好。
记得在一次考核中，当考官问到“大气层内、外应急返回模式有几种”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标准答案，并提出了标准答案外的补充说明，以及具体的理论依据。
听到我的回答，包括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在内的几名考官都感到非常吃惊和满意。那一刻，我自己也很高兴，更加坚定了全力备战神舟六号任务的信心和决心。
2005年1月，航天员中心完成了神舟六号任务飞行乘组的初选工作，我的初选成绩排名第一，顺利进入任务预备乘组。
又经过9个月的强化训练，我和搭档聂海胜终于迎来了飞天的光荣时刻。
2005年10月12日凌晨，我和海胜被工作人员从睡梦中叫醒，经过常规体检、早餐、在问天阁公寓房门上签名后，我们身穿乳白色的航天服走出问天阁。一向降水稀少的酒泉发射场突然天降瑞雪，我和海胜踏雪出征。
9时整，神舟六号飞船拔地而起，我们终于飞上了太空。
与神舟五号相比，“神六”飞船增加了一个轨道舱舱段，我们要在轨道舱进行科学实验，验证航天员活动穿舱程序和飞船多舱构型。飞行期间，我和海胜成功进行了4次穿舱试验。
“神六”任务共安排了5天飞行。上天前，大家都担心我们能否适应这种长时间太空飞行，进入太空后，我和海胜适应得都很好。
飞到第3天，我就想，以什么样的形式让地面的科技人员和亲人、战友放心呢？就大胆地在座椅上一连做了4个“前滚翻”。
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跟斗”，让地面科研人员紧张了好一阵子，也让看电视直播的观众开心了许久。“前滚翻”的成功，也证明我们多舱段飞船的姿态控制稳定性良好。
“神六”飞船还全面启用了环控生保系统，吃喝拉撒睡都是试验内容。尽管这些安排让飞行程序变得很复杂，增加了我们很多的工作量，但我们深知，只有不断摸索试验，才能为战友们的后续飞行积累宝贵的太空生活经验。
早在地面时，我们就做了很多准备和训练。在任务前2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早中晚，我们每天的大小便，都坚持到飞船模拟器中去处理，力争在地面就把大小便收集装置使用熟练。
我和海胜在太空飞行的5天时间里，环控生保分系统工作正常、顺利，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
10月17日凌晨，神舟六号飞船按计划返回地球。我和海胜自主出舱，为中国人第二次太空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结合切身感受对后续工程产品提出了一切建议，有些已被采纳，并应用于后续飞船改进。
2006年我出访比利时，遇到一位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的老华侨，老华侨向我谈起了“神六”成功后自己生活的变化：
多年来，每逢节日，从没有本地居民、邻居主动邀请他去参加聚会，都是老华侨去邀请别人。但2006年元旦，一些比利时朋友第一次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
老华侨说，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聚会，但它却丈量出中国人在海外的位置。我常和战友朋友谈到这件事，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一名航天员感到骄傲。
2009年4月，我担任了航天员大队大队长。5月，5男2女共7名航天员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我国选拔的第二批航天员。
面对这一新变化，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头脑中每天都在思考带好队伍、提升能力的思路对策，把严格管理贯穿工作和训练的全过程，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生活中。严格的管理让第二批航天员成长很快，刘洋、王亚平先后飞上太空，更是让我感到欣慰。
神舟九号任务成功后，看到刘洋这个“小师妹”也成为“英雄航天员”，我渐渐意识到，怎样对待荣誉、保持清醒，在未来的新征程上再创佳绩，是摆在我们航天员大队这个英雄集体面前的一件大事。
为此，我在大队提出了“珍惜崇高荣誉、迈向更深太空”的口号，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大队管理建设中。在全队努力下，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如今，这句话成为了大队的队训，镌刻在航天员大队公寓的门柱上，更牢记在每名航天员心中。
2014年2月，我担任了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副主任。由此，我的身份变得更加多重，既是航天员，又是管理者，还是航天员训练的策划者。我深知，领导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旗帜，无论训练试验再难再危险，我都要始终冲在前面，为战友做好表率。
为此，对水上（陆上）出舱等大型试验和每周每天的第一项训练，我都要第一个上，亲身验证策划是否科学、程序是否合理、设备是否正常、过程是否安全，以便及时改进完善，确保试验训练的效果。
如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迈进了空间站建设的新时代。在建设航天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将始终做矢志航天的坚定者、英勇无畏的奋进者、追求卓越的搏击者，为载人航天事业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
（下图为费俊龙2005年在太空拍摄的地球）
消息来源：沧海观澜
本期编审：孙 利
责任编辑：朱西迪、蔡 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