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书评：
毕飞宇
深
度
访
谈
毕生苍白好读书
○ 罗婉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以来，毕飞宇的小说可谓本本出彩，从《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到《玉米》《平原》《推拿》，不一而足，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更是对他青睐有加。近些年，毕飞宇小说出版的速度放缓了，他从一名作家转身成为一名开授小说课的大学教授，传播阅读的经验，带领更多的人体味阅读的另一番趣味。
在《小说课》的扉页上，毕飞宇写道：“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生活经验，他拿起了笔。我正好相反，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在毕飞宇看来，如果真有写作的天才，那他首先得是一个阅读的天才。而与众不同的阅读才华，恰恰能让人在输出的时候成为一名写作的高手。这或许就是毕飞宇所说的“作家与评论家互相照亮对方”吧。
《小说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2
《深港书评》
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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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所有的“他们”都是我自己
毕飞宇
在作家圈里，毕飞宇是出了名的喜欢聊小说的“话痨”。与许多靠生活阅历写作的“40后”和“50后”作家不同，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毕飞宇坦言，自己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
2013年，写了30多年小说的毕飞宇来到南京大学，给学生们开了一堂小说课，反响热烈。这些课堂讲稿与他在其它高校几次讲座的讲稿一起，集结成了《小说课》，亦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读大家”丛书的先声。
在2017年深圳读书月的读书论坛上，毕飞宇作为读书论坛嘉宾又一次来到深圳，这距他上次来深已有七年之隔。作为一名作家，以一名阅读者的姿态，他向读者分享了他阅读的经验与乐趣。
当时讲座场地从安静的图书馆换到了人声鼎沸的中心书城，对谈嘉宾问他：这样吵闹的环境会影响你演讲的发挥吗？毕飞宇不假思索地笑言：“我是常年阅读的人，长期读书的人有一个后天优势，即注意力比较好。我很难被外界所干扰，写作亦如是，家里电话线不拔，它响它的，我写我的。”
这位对阅读、健身有着强烈热忱的作家，在许多年的磨砺中培养出了自己内心安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写作状态。面对着这些年各种文学奖项的荣誉加身，毕飞宇却摆摆手说：“我的理想状态是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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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课》有“遗憾”
Q
《小说课》源于您在南京大学开设读书系列讲座的讲稿，您最初设定这门课的初衷和规划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哪里有什么初衷，也没有规划。解读小说这个想法，其实是我的同事王彬彬教授送我的一个礼物。来南大了，不能只拿工资不干活吧，我也愁啊，你让我这个年纪再去备课，实在是有点吓人。王教授说，你就讲讲经典小说吧。他这么一说，我高兴坏了，没想到这样也能当教授（笑）。至于出书，我也没想过，丁帆教授看到我的讲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恶狠狠地表扬了我一番，让我把讲稿都给他。《小说课》就是这么来的。我做事没头绪，没计划，到哪儿是哪儿。
Q
这本书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读大家”丛书系列，作为一位作家，您认为这种由作家来解读名作、推广阅读的方式，与一般评论家以系统的文学原理解读经典的方式和效果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大家读大家”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是由南大的丁帆教授和苏大的王尧教授组织的，这个丛书大概会有几十本书，我的只是其中一本。因为我的讲稿是现成的，压了一年多了，所以，他们决定先出，也叫“投石问路”。《小说课》出版后，效果挺好的，八个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要说有什么不同，本质上没有，样式上有一些，就是讲稿的个性特征更强烈一些，这个差异也许就是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个性差异。
Q
许多读者在阅读您的《小说课》后反馈，觉得您的这种解读方式更为“深入浅出”，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毕飞宇：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就文学来说，大体上有三个语言体系，一个是诗性的，一个是叙事性的，一个是理论性的。比较下来，叙事性的语言，也就是小说家的语言，通常都是生活语言，我们过日子用的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懂。诗性的语言和理论性的语言其实也不复杂，但是，普通读者因为接触少，就比较陌生，读起来相对困难。我是个作家，作家的语言相对接地气，读起来确实要容易一些。许多人都觉得作家讲小说比批评家讲得好。但老实说，这只是大家的一个错觉罢了（笑）。
Q
您在深圳读书月的读书论坛中曾言自己对《小说课》的出版抱有“遗憾”，说这里有作为一名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必须运用的理性，以及作为一名作家深知在创作时许多感性经验的冲突。这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毕飞宇：您在深圳读书月的读书论坛中曾言自己对《小说课》的出版抱有“遗憾”，说这里有作为一名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必须运用的理性，以及作为一名作家深知在创作时许多感性经验的冲突。这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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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读者不仅能走进文本
而且能走进作者的内心
Q
《小说课》中的小说涵盖古今中外，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鲁迅、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您选书分析的标准是什么？
毕飞宇：没有标准，我不是文学裁判，没有具体的标准。我不是现在才看小说的，脑子里有大量的储备，有许许多多好小说，至于讲哪一个，很随机。比如我讲海明威，是正好有人和我说起他了，于是就选择了他。至于选择《杀手》这篇小说，却是做了认真比较的。《杀手》算不上有多好，但是它典型，它最能够体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老实说，《杀手》比《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差多了，在《杀手》里，海明威玩得有点过，太不体谅读者，海明威的身上有我很不喜欢的东西。
海明威短篇小说
Q
在您的阅读经历中，哪些作家对您的人生以及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毕飞宇：如果要说对我有影响的，中国作家里面影响最大的是曹雪芹、蒲松龄、鲁迅，一个是白话长篇，一个是文言短篇，一个是白话短篇，他们是汉语小说的三座高峰，代表了汉语小说的最高成就。曹雪芹和鲁迅，这两个作家不仅好，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可以学。有些作家是不能学的，像莫言，你就没法学，你学莫言你要死掉的，你身上没有那种近乎野蛮的能量，没法学得来。说到影响我的西方作家，则是托尔斯泰、雨果、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
Q
您曾称自己在读小说方面是算得上一个相当有能力的读者，怎么样才算是有能力的读者？
毕飞宇：不仅能走进文本，而且能走进作者的内心，这就算有能力。
Q
您在《小说课》中写道，“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的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从这点出发，您是否认同罗兰·巴特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的“作者已死”的这一理念？
毕飞宇：我不相信罗兰·巴特。他说，在文本内，“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对此我同意。但作者还有风格，还有个性与气质的，这些也在作品的内部，读者都可以感受到，那么作者怎么会死？说不通嘛。话又说回来，我在讲小说的时候，只认文本，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个和“作者已死”没有关系。
Q
在解读《促织》“夫妻向隅，茅舍无烟”这八字时，您尤其称赞这寥寥数字就渲染出的凄凉与悲痛的笔法，提到了在“知”与“意”中间地带的“Aesthetics”（美学）。在《小说课》中，“美学”或“审美”的字眼频繁出现，您似乎特别在意“美学”在作品中的呈现。
毕飞宇：就艺术而言，最本质的东西就一个，那就是审美。在创作的这一头是这样，到了接受的那一头也还是这样。我在课堂上最在意的就是提升同学们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一个人的大事，它关乎一个人的质量。在审美方面，第一要义是审美趣味，一个人的趣味坏了，那就彻底坏了，反过来说，趣味上去了，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Q
您在分析鲁迅的小说《故乡》时使用了一个概念：作家的基础体温。从温度来谈文学并不多见，您的这个概念是自己创造的吗？您认为自己作品的基础体温是怎么样的？
毕飞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创造的，这个不重要。但分析一个作家是热的还是冷的，就太重要了。比方说，你找对象，你希望找一个热心肠的人还是一个冷漠的人，这是你必须回答自己的问题。冷和热，也不是好和坏，是特征，是感知的方式，是表达的方式。至于我的基础体温，要读者自己到小说里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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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秀这个人物
让我明白自己不是“上帝”
Q
您笔下不少女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好强、有韧性，可以说生命力极旺盛，但是她们却总是被无形的命运压着，挣扎、扭曲、无奈，比如《推拿》中的都红、金嫣，《青衣》中的筱燕秋，《玉米》三部曲中的玉秀等，您为什么会更倾向于赋予她们这些特性？
毕飞宇：我一直在写小说，我告诉自己，不许再写女性了，可是不行啊，我到街上一看，一半是女性，这就是问题（笑）。我写女性并不是我痴迷于女性，而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里，确实存在一半的女性。话说到这里就很简单了，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写不写女性，和你的喜好无关，和你的价值观无关，她们是你不能回避的。你不能自说自话，你不能把这个世界写成一座庙，那是一个多么畸形的社会形态啊。
《玉米》
Q
据说您在写《玉米》中的《玉秀》这一部分时，原来的结局是“玉秀怀着身孕和一个男人在粮库的油菜籽上做爱，两人陷了进去，一年后化作了两具白骨”，对许多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悲剧。然而，后来您又重写了结局，让玉秀活着出现，为什么会做这种调整？
毕飞宇：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拿起笔了，一直有一个错觉，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是上帝，我主宰一切，包括小说人物的命运。这让我疲惫，也让我获得了难以捉摸的快乐。
写《玉秀》的时候，我37岁，一般说来，一个小说家在接近40岁的时候会迎来一个高峰。我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我写《青衣》的时候35岁，写《玉米》36岁，大部分人认为，《青衣》和《玉米》代表了我那个时候的最好状态，但是我要说，是《玉秀》，是玉秀这个小说人物让我明白，我不是上帝，即使在虚构的世界里，我也不是“上帝”，我只是小说人物的亲人。
《青衣》
这话怎么讲？小说人物是有权利的，他们不是作者的奴隶。这是一次顿悟，它使我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我是另一个层次的作家了。《玉秀》这样改好不好也是次要的，关键是，我知道作家是谁了，我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了。我很感谢玉秀这个小说人物。是玉秀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谦卑，谦卑感让我彻底安静下来了。谦卑让我更高尚，而不是更卑微。
Q
除了描写女性，您笔下许多主角大多着眼于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是主流社会中的“弱者”，比如《推拿》中的盲人推拿师们。您在创作中，是否有自己更关注的书写群体或对象？
毕飞宇：我没有特殊的书写对象，什么打动了我，我就写什么，什么让我不吐不快，我就写什么。作家要面对的一个词就是“他们”，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心理活动。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他们”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他们”都是我自己，那些感受都是我自己的感受，一个作家，写过来写过去，就是写他自己，不同的自己，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面。作家就是这样拓展自己的，也是这样修正自己和提升自己的。
《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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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浮就说明轻了
连水都压不住了
Q
2017年8月，您曾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而您的不少作品也在法国有着广泛的译介，可以谈谈您与法国和法国文学的渊源吗？您认为是什么让您的作品在法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毕飞宇：我是法国文学的读者，实际上，我也是其它语种的读者，这个是不分国界的。我在法国受到更多的关注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法国翻译我的作品多，出版得多，书多，读者就多，影响力就会扩大，这个过程差不多二十年了，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没有神话。
Q
您的获奖记录可谓相当丰富，从茅盾文学奖、两届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到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等等不一而足。您所期望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或向往创造的文学价值是怎么样的？
毕飞宇：获奖会带来平静，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可，我也是一样的。小说不是竞技体育，没有直接的结果，获奖多了，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认知。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安静，你知道，写作的人都敏感，内心其实波动很大，但到了写作的时候，不安静却写不好。我的小说品质一直比较好，我也不在意作品量，这个和我的心理建设有关。我稳得住，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浮。再有才华的人，一浮就完了，因为浮就说明你轻了。你连水都压不住，你连空气都压不住，那你还有几斤几两？
Q
您分析过这么多作家的作品，是否也会用相似的方式去分析自己写过的作品？
毕飞宇：那个不会，分析是一种很高端的方法论，用于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对自己是用不着的，人类了解自己大多靠本能。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种本能而去分析自己，那是变态，我认为需要去看医生，最起码要吃镇静剂（笑）。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大学的讲台上看见我在分析自己的作品了，你一定要帮我叫一辆叫救护车，同时做好自我保护（笑）。当然，新书发布会除外，那个属于吆喝，替出版社打工，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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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创作或者评论文章时，总喜爱用运动来作比喻，比如在讲《促织》时用投篮和扣篮来说明蒲松龄构想出小蟋蟀挑战公鸡这个情节的高明，比如在李敬泽称您为“一个能力均衡的作家”时，您曾用“所有好的运动员都是能力均衡的，一定是没有短板的”来回应，据说您的长篇小说《平原》也是创作于您健身的“黄金时期”。您对运动和健身似乎有着强烈的热爱，这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毕飞宇：所谓比喻，那就是用大家最熟悉的东西去讲大家不熟悉的事，它有利于交流。我夸你漂亮，说你像一朵花，大家就都明白了。如果我说你漂亮得像植物的光合作用，那就费劲了。我经常用比喻，无非就是想把话说明白。
我健身这件事看起来有点“臭名昭著”了（笑），好像谁都知道了。但我喜欢健身就是一个爱好，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喜欢打比赛，我指的是比较正式的那种。我非常喜欢竞技体育里生死攸关的那种煎熬，它让我亢奋，恐惧，同时也镇定，这让我有说不上来的好感受。这对写作有什么影响呢？好像也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让我安宁，等你从那种煎熬里出来的时候，刹那间会有一种巨大的释放，心一下子就安静了。我喜欢内心安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写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