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 东（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亲历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迅速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总理马上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回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的秘书值班室，这个电话正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总机找跟随总理在大会堂的张树迎，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总理本人。
我报告了这一情况。“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我意识到总理没在会场，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总理得知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叶群说没有。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别人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与我一同值班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了，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这时我俩心里犯了嘀咕，我们分析：一是总理在大会堂开会，一夜未回，研究四届人大的报告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呀；再有，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事和这架直升机迫降的事，都很异常，但我们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这时天已大亮了。大约7时半，电话响了，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但也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去大会堂。我直奔总理所在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他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后来才知道总理一夜没睡。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留在西花厅值班。
我仔细观察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工作人员也明显比以往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6个多小时了。后来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政变阴谋计划被打乱了。当晚，周总理查问“256”号飞机去向，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飞机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周围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机上没有任何回音。
在“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解放军五位副总参谋长张才干、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还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周总理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在小厅外面的地毯上和衣而卧。
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马上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就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我把报告递上。开始，总理眉头紧皱，双手在微微颤抖，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至此，“九一三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才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据《党建》2018年第1期《一个大写的人——回忆我亲历的周总理的故事》，记者刘文韬、慈爱民根据纪东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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