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与陈寅恪先生私交友谊几十年，我处尚存若干陈函。征得寅恪先生三位女公子流求、小彭、美延的同意，由我发表。2015年我告诉她们，计划随函附文：“以读信说往事的形式展开，综述陈氏三姐妹与亚明的多次交谈。事无巨细，有空多聊聊，积累资料。……共同怀念老一辈，尽可能为后人留下些史料掌故。”
2016年已有拙文解读1942年3月19日陈函，本篇探讨1942年7月23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
1942年7月23日陳寅恪致沈仲章函
以上识读由夏剑钦相助，并经陈氏女儿校勘更正。以下是我逐句细读这封陈函正文的笔记，其间得到陈氏女儿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参考其他资料，并请教友人包括史界内行。不过成稿较匆促，仍盼指正。
“锡馨兄左右：”
沈锡馨是父亲的排行名，上私塾和小学时的学名。仲章原为字，父亲十一岁半辍学离家后，一直以字行。抗战期间父亲因救护居延汉简，遭日方追捕。1941年底前父亲在香港，仍用仲章。1942年后因流落日占区，才改用这个久弃不用的本名。学界与文坛知道沈仲章又名锡馨的人不多，寅恪先生为内圈相熟之友。
“前在港连寄上二函，不知达览否？ ”
我处寻得1942年3月19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内中言“日前奉复一片”。暂且先假定，3月19日陈函及“一片”，就是7月23日陈函所云“连寄上二函”。至于“不知达览否？ ”到底是父亲没回复，还是复函没收到？我不清楚。
我仍在思索两个问题：一是寅恪先生何时得知父亲改用锡馨及其原委？二是寅恪先生脱离香港险境前，一共给沈仲章写过几封信？二事有关联。
父亲大概于1941年11月离港，原计划短期出差，不见得与寅恪先生相约通信，似乎无必要告知另有锡馨一名。12月7日后，父亲无法返港才改名。寅恪先生在1942年3月，已改称仲章为锡馨。我很想知道得更清楚，陈沈两人在这三个月中如何沟通。
“弟于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友人家借住。”
读此长句，多层信息。
首先旅程如何？据陈函，旅程自1942年5月5日到7月5日，恰恰两个月。计算年龄，其时寅恪先生五十二岁，夫人唐筼也不老，但两位都体弱多病。三个孩子皆年少，长女流求十三岁，次女小彭十一岁，幼女美延才五岁。战乱路长，一家五口之艰辛，不难想象。
关于旅途细节，荐读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简称《也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2010年，已再版）。约两年前我读过《也同》，但写本文时手边无书，小彭姨给我寄的新版还在路上。这也有好处，我不会复述《也同》，可从我自己的视角，相对独立地思考，搜寻对比其他文献，以冀互证补证。（该书寄到后核对几处关键，无大出入。）
1942年5月陈家出发时，寅恪先生作诗为记（本文陈诗及唐筼诗均引自《陈寅恪集·诗集》，简称《陈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三版）：
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髮，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人生苦，未待崩離早白頭。
《陈寅恪集·诗集》陈小彭题赠页
据陈流求笔记：他们“带了简单行李乘海轮去广州湾”，“遇到狂风巨浪，多数乘客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上，父亲把我拉起，说他像我同样年龄（十三岁）已乘海轮东渡留学，最初也是晕船，以后逐步锻炼，能在恶劣的天气和水手同时进餐”（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简称《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其次“返乡”何谓？小彭姨答曰，广西桂林是她母亲唐筼的家乡。流求姨读了拙文初稿特意补充，母亲家乡原在灌阳，后长住桂林。据此小彭姨更正，“返乡”泛指广西。
不久前，陈氏三女结伴返乡，重访桂林，也去了灌阳故居。正因最近她们传来广西行的照片和报道，我才起兴重续解读这封陈函的任务。
左起：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铜像为唐筼祖父唐景崧；2017年秋，广西桂林溶湖旁。陈氏女儿提供。
再者“借住”谁家？小彭姨认为，“友人”指物理学家丁西林。她说：“丁西林是物理所所长。”丁西林这个名字，听父亲提过多次。丁西林当过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而父亲1926年考入北大，读的正是物理系。丁西林也是著名剧作家，父亲在北大十一年，从第一年开始，便热衷于戏剧，是一些学生剧团的骨干。抗战时，丁西林随中央研究院属下的物理研究所，迁至桂林良丰。
丁西林。（友人提供，原出处不明。）
小彭姨回忆：“到了良丰山上，丁西林分了一半房子给我们住。山上我们就住在那儿。记不清以前还有什么地方住。”对抵达良丰前的居住情况，小彭姨留有余地。
下引1942年7月陈诗，未标具体何日。读标题陈家初抵桂林时，曾暂寓旅舍。
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賸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江東舊義饑難救，浯上新文石待磨。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
《陈诗集》编者注：“此诗作者壬午寄赠吴宓时题目书作‘壬午五月五日发香港七月五日至桂林良丰雁山作’。”寅恪先生这封7月23日致沈函也云：“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又据《事辑》，寅恪先生“六月末抵桂林”。我见日期和地点都小有差异，便请小彭姨核查三姐妹的记录，回复6月18日抵达桂林。应该说，《事辑》所记“六月末”，相差还不算太远。
大概可以这么想：陈家6月18日到桂林（大地区），“尚困居旅舍”。少年陈小彭仍有颠簸感，故而记不清具体信息。及至7月5日，迁至良丰（小地方），孩子们有了临时的“家”，印象很深。（有关丁西林的接纳，友人摘录传来陈流求另处发表文词，可与陈小彭叙述互证。）在山中小住一阵后，寅恪先生确定了暑假定居处和代收信地址，7月23日向沈仲章报平安。
至于“良丰”何山？小彭姨说是“雁山”。并追加解释说，从山下一处望去，山头好似大雁之头，山坡走势犹如大雁之身，两边则像翅膀，所以取名叫雁山。
小彭姨的记忆中，良丰是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两边有些铺子。小镇一边傍山，即雁山。往上大约走一里多路，就到了坐落于半山腰的物理所。陈家借居之屋，就在那里。
小彭姨描述少年时从良丰到家常走之路：“山间小道略有起伏，山坡上满是杜鹃花，春天开花时节非常漂亮。小路两旁还有人种的油茶树……
“那个山不高，每天来往都很方便。我们去买菜、趁圩（墟）都很方便。那时还有‘圩日’呢，每个礼拜有三个圩日。我们去趁圩，随便走去。就是爹爹去上课，也是那么走下来。我们买点菜也要走下来，走到镇上来，有些铺子有些杂货什么的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朋友助我查得，按现在行政区域划分，广西省桂林市有雁山区，下设雁山镇，辖良丰村。但询问研究民国政区者，暂无法确定其时良丰是镇、是村或是区。浏览几份提及抗战时“良丰”的文献，也未见标明行政等级之语词。
友人传来参考信息：置雁山管辖良丰，应为后来之事。1980年代中期，美籍华人靳羽西来广西寻找出生地，其父告知地名“良丰圩”。那一带曾流传“四圩”歌谣：“六塘的竹子，大埠的谷子，良丰的拐子，马面的槌子。”此外，繁荣时期（不明年份）良丰圩有四条街，分别为西景街、关帝庙街、水洞街和下水洞街。街边店铺林立，货物多样。
有篇1940年的文章，支持小彭姨对1942至1943年“良丰只有一条街”的记忆。沙夫在《广西大学在良丰》中写道：“良丰是一个属于桂林的乡镇，有一条很可怜的街道，……”（《四友月刊》第六卷，1940年）
至于村或镇，我认为小彭姨言之有理，良丰有街道、有铺子、有定期集市，实际上具有一个微型小镇的功能。流求姨预览拙文初稿后也说：“良丰是一个镇，所以才有圩，应该不是乡。”我还认为，一方面专家可继续调查，良丰在1942年左右，有无官方定级定称，与雁山有无政区隶属；另一方面当年在当地生活者的常识共识，对有机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陈流求和陈小彭对良丰的印象正属此范围，理应受到重视。
陈氏三位女儿预览本文修改稿后，又增补回忆：“跟妈妈去‘趁圩’，并不是科学馆与广西大学之间那条路上的圩市，而是后山的古老圩市。前面那条路上也有定期买卖，很多人聚集，但跟旧的良丰圩市不一样。我们经常走通往西大的那条路，不需要特别去趁圩。”这段补充有其意义，若细探雁山地区民俗与经济变迁，可参考。欧美治史有一传统，考证关注对象的行止，细致入微。我愿保存这类信息，以备陈氏研究继续深化。
我还注意到，陈氏三位女儿挺在意细节以及用词之准确，情感自然随之流露。小彭姨追加说明：“前后方向只是依我们的习惯而已，我们叫科学馆前的那面‘前山’，另一面‘后山’。”已知科学馆在半山腰，依我想象人若背向山坡，那么下山去平地一条街的方向，就是“前面”。而“古老圩市”在另一面，是“后山”。陈家平日不走那一带，逢圩日妈妈才带孩子去，也是母女“同欢乐”，其情其趣难忘。
“暑假后行止如何，尚未决定。”
这封陈函写于1942年7月23日，正值暑假。同年8月，寅恪先生有诗如下：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桂林良豐山居時作）
香江乞巧上高樓，瓜果紛陳伴粵謳。羿彀舊遊餘斷夢，雁山佳節又清秋。
已涼天氣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不是世間兒女意，國門生入有新愁。
暑假后行止如何？据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1942年“八月十一日，先生为已接受广西大学聘书事致函傅斯年”。依此可知，在7月23日与8月11日之间，寅恪先生作了决定，留下不走了。
留在桂林多长？据《事辑》：“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广西大学。”并摘寅恪先生“第七次交代底稿”为据。交代材料非自愿自由写作，可能杂入诸多因素，一般我主张慎用。不过在《事辑》编写年代，可涉文献不多，而且这条信息也比较简单。
但是，《广西大学校史》记载不同：“1942年春，……陈寅恪到校任教，……在学校任教至1944年秋。”（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8年）上摘末句很容易被解读为：1944年秋季那个学期，寅恪先生仍“在校任教”。如此算来，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常简称为“西大”）任教三年，即1942年、1943年和1944年，每年春与秋，共跨六个学期。（考虑1942年春或1944年秋，可能不足整学期，故取“跨”字，以容伸缩。）
关于长度，陈夫人唐筼《忆故乡二首》序首句写道：“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与《事辑》相符，但不合校史。一年与三年，三倍之差不算小。既见两说，当指出并略抒我见。
按理，广西大学是雇主，寅恪先生是雇员，唐筼是雇员家属，蒋天枢是雇员学生。雇主方记录固然不容忽视，但我目前倾向于雇员方。理由之一是寅恪先生1942年5月离开香港，夏天抵桂林，似无可能春季已“到校任教”。还有《长编》所据1942年8月11日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亦为佐证。又据陈氏女儿回忆，她们全家1943年8月离开桂林。估计检索其他书信笔记，能找到更多支持雇员方的依据，但恐怕皆出自个人作者。而在天平的另一头，《广西大学校史》类官方“正”史，分量不轻。该出版物署名作者为“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应是一个正规的集体项目。
对解答这个疑问，建议一条途径：复核校史所依原始档案，比如有无1942春季到1944秋季的工资单和课程表等等。然后仍需参考其他资料，辨析“账面”与实情。另有个特殊情况，寅恪先生后来是教育部部聘教授，还可关注高层机构文件。不过，寅恪先生成为部聘教授当在1942年秋天之后，若该年春季西大已聘任，仍属学校这级。而直至1944年秋季的“在校任教”记录，校方也当有迹可查。我仅在此提些初步想法，研究得由专攻者深入。（父亲留有“教育部部聘教授陈寅恪”名片，从附注推测为战后所赠，无助本文讨论。）
良丰山居多久？唐筼诗序接着写：“前半岁居良丰山中，后半岁迁入校内宿舍，即半山小筑也。”读《忆故乡二首》，其一可助陈函上句，其二可补此句，皆录于下：
憶良豐山居
屋對青葱半嶺松，雲峯遙望幾千重。鵓鴣聲緩隨風遠，躑躅花開滿谷紅。
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簾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
憶半山小築
半山有屋兩三椽，鄰近桃源傍水邊。洞口干雲紅豆樹，湖心倒影彩燈船。
羣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雁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
先顺便回顾上文关于“返乡”的讨论，诗题内“故乡”二字，亦可提示唐筼心目中的家乡范围。
再说二诗原注，也含史料，且述景抒情有文采。选摘与我闻陈氏女儿忆旧相应处：“踯躅花即野杜鹃，俗名映山红。春日花开，满山皆红。”“山涧下老桂树一株，野生路旁。花放时远望如一黄伞，清香四溢，虽隔丛林可闻其香。”“……（红豆）树旁有屋数椽名‘红豆院’，为教职员宿舍，家各一室。”
参照小彭姨互补之语：“雁山脚下有块较平的地，建了一些平房，木头的，分布在松林里。”（根据小彭姨叙述时的语境，陈家不住在那里。）“平地有一棵桂花树，走到山边有很多杂树，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山上有杜鹃花，三四月开花时，漂亮到了极点。西大校长李运华的夫人，我们叫她李伯母，给我们做了一些食物，我记得还有炸的土豆丸子。我们跟她女儿李小燕一起，坐在杜鹃花从中野餐。李小燕跟我差不多同岁，后来跟我在南京碰过头。《也同》中写到，后山也有一棵桂花树。”
暂且小结陈氏母女言及学人聚居点，雁山附近至少有三处：良丰山居（近物理所，参见上文）、半山小筑（诗作者自注亦称“红豆院”，另有人写“丰山小筑”）和山脚松林木屋（近科学馆，参见下文）。第一处该属丁西林任所长的物理所，后两处当为西大教职员宿舍。
小彭姨接着回忆：良丰小镇一边是雁山，另一边是平地，通向广西大学。往大学走，还有一段小小的路，经过一些水田。“我们这回就是去广西大学，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
“知关注念，特此奉闻。”
从寅恪先生约四年后一封致沈仲章函的行文推测，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我相信，寅恪先生和我父亲都看重友情，“知关注念”，会互通信息。父亲“懒笔头”小有名气，估计寅恪先生写信略勤些。可惜，我还没找到1942年8月到1946年5月间的陈函，这里补充他人回忆。
寅恪先生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唐钺先生，当时也在桂林。陈唐两家相邻，两位先生时常相聚，吟诗唱和。唐家三女儿唐子仁，与陈家长女流求年龄相仿。流求上中学住校，唐子仁因身体不好留在家里，与小彭是玩伴，小彭称她“唐三姐”。
唐子仁与她丈夫朱文光，五十年代与我父亲成了好朋友。她家与我家都住上海，常来常往，我叫唐子仁“朱家姆妈”，朱文光“朱家伯伯”。朱家姆妈对我说了些寅恪先生的趣事，不少我已写进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简称《沈陈缘》，《传记文学》，2015年第二期）。朱家姆妈读了《沈陈缘》初稿后，给我写过一张条子，下面摘录与桂林相关部分。
亚明：
补充及修订如下：
（1）陈寅恪内衣也只有四个口袋，不是很多口袋。只是下面两个口袋特别大，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并不分类。
（2）陈先生当时虽然眼睛视力不佳，但还不至于连我家房子也看不见。实际上他就是所谓的“路痴”，天生不认路。据我所知，他的视力急剧退化是在一九四六年前后，……
唐子仁致沈亚明，2014年10月14日，局部。
《沈陈缘》讲了一件使少年唐子仁大为惊讶之事：有次寅恪先生身上居然起火，原来他把火柴放在口袋里。我在那篇初稿中写，寅恪先生内衣有很多口袋，朱家姆妈纠正我，即上述（1）。《沈陈缘》还提到，寅恪先生每次去唐家，必叫小彭领路。一开始我为寅恪先生辩，归结于眼力不济，朱家姆妈不同意，故有上述（2）。
“僧芋先生晤时乞代致意。”
“僧芋”是徐森玉的化名。徐森玉先生正在救护转移珍贵文物善本书籍，父亲也暗中协助他。就像父亲不用众所周知的“仲章”而用“锡馨”，徐森玉先生也避用真名，以音近的“僧芋”代之。这事已得到徐公子文堪核实。
“守和先生亦来桂。”
袁守和先生在当年，似乎知晓各方动态，联接各方学人。见多封父亲友人函中，提及由“守和先生”处传来之消息云云。研究者可关注，这里表过不提。
“如蒙赐书，乞寄桂林良丰（小地名）科学馆”
我很好奇，良丰一个小地方，怎么会有科学馆？
张九辰在《抗日战争前后地质学知识的普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16年）中写道：“1938年7月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在良丰合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由李四光担任馆长。”追踪信息转引途径，最初源自1938年《广西省政府公报》。
查询过程中获悉，民国期间桂林有两个科学馆，一个是上述李四光任馆长的“桂林科学实验馆”，另一个是“广西省立科学馆”（无“实验”二字）。那么，能替寅恪先生收信的“科学馆”，到底是哪一个呢？
继续查阅资料，根据馆址与建馆年份，可以排除省立科学馆之可能。也就是说，寅恪先生嘱沈仲章寄信的“桂林良丰科学馆”，应是李四光主持的“科学实验馆”。
初稿时，我没想到良丰这个小地方，有大学，有科学馆，还有三个国家级的研究所，即地质所、物理所和心理所，都直属中央研究院。我曾错把雁山上的物理所当作“科学馆”。小彭姨纠正：“科学馆不在山上，而在山脚下平地，李四光是头头。我去过他家，他女儿李小玲，名字我记不太准，是西大的学生。”听小彭姨的口气，李四光家也住在平地松林木屋区。
略过函末问候及落款，稍议信笺与信封。
信笺“片叶庐”：
这封陈函所用信笺，印有“片叶庐”。无独有偶，方豪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写道：“寅恪先生所用信笺，为土产竹纸，极薄，略带黄色，署‘片叶庐’三字。”方豪存有寅恪先生的两封信，第一封写于1942年11月10日，落款处附言“赐示乞径寄桂林良丰广西大学”。（《传记文学》，1970年10月）
寅恪先生在7月23日寄信沈仲章，代收信地址是桂林良丰“科学馆”。而到了11月，改为“广西大学”。我觉得这个地址变化亦可间接提示，寅恪先生确定西大任职，当在7月23日之后。寅恪先生书信已汇集出版，集外也见陆续刊发。有志研究者，包括有兴关注用笺等，不妨依专题梳理。
信封地址和邮戳：
这封陈函信封上的收信人是“沈锡馨”，地址是“上海铅笔厂”。父亲在1941年底离港前，沉于居延汉简图册编辑，未参与工商界活动。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铅笔进口阻断，父亲滞留江南，无望返港。于是他才助友振兴民族制笔工业，其时香港沦陷已久。呼应本篇前部有关首句(“前在港连寄上二函…… ”)的讨论，我仍在思索，寅恪先生通过什么途径，如此了解沈仲章离港后的情况？
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很有意思，值得注意。该函发自桂林“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三”，抵达上海已是9月，邮戳分别有“11.9.42，Shanghai”“三十一年九月十二，上海”“三十一年九月十四，上海”等字样。
陈函信封正面，桂林邮戳部分。
陈函信封反面，上海邮戳。
寅恪先生一家五口，从香港转移到桂林良丰，历时整整两月，已令我嗟叹。而一封报平安信，7月23日从桂林发出，9月14日才递及收信处，费时也近两月。细算陈家从5月5日离港到6月18日抵桂林，其实只有四十四天；再算7月和8月均有三十一天，陈致沈函竟走了五十三天。于是，难免又叹息战乱之违人情，阻通谊。继而感慨，其实各种不可思议之乱，并非都起于战，止于战……
雁山区域有条良丰河，亦名“相思江”。这封寄自良丰的报平安陈函，寥寥数语，引发我对先辈的绵绵相思。谨借寅恪先生1912年诗作，以结本文：
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壬子春）
千里書來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憂。優游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
螢嘒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長秋。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
左起：陈寅恪、唐筼、陈美延、陈流求、陈小彭。香港九龙太子道陈寓楼梯，1940年。沈仲章摄。
2016年已有拙文解读1942年3月19日陈函，本篇探讨1942年7月23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
“锡馨兄左右：”
沈锡馨是父亲的排行名，上私塾和小学时的学名。仲章原为字，父亲十一岁半辍学离家后，一直以字行。抗战期间父亲因救护居延汉简，遭日方追捕。1941年底前父亲在香港，仍用仲章。1942年后因流落日占区，才改用这个久弃不用的本名。学界与文坛知道沈仲章又名锡馨的人不多，寅恪先生为内圈相熟之友。
“前在港连寄上二函，不知达览否？ ”
我处寻得1942年3月19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内中言“日前奉复一片”。暂且先假定，3月19日陈函及“一片”，就是7月23日陈函所云“连寄上二函”。至于“不知达览否？ ”到底是父亲没回复，还是复函没收到？我不清楚。
我仍在思索两个问题：一是寅恪先生何时得知父亲改用锡馨及其原委？二是寅恪先生脱离香港险境前，一共给沈仲章写过几封信？二事有关联。
父亲大概于1941年11月离港，原计划短期出差，不见得与寅恪先生相约通信，似乎无必要告知另有锡馨一名。12月7日后，父亲无法返港才改名。寅恪先生在1942年3月，已改称仲章为锡馨。我很想知道得更清楚，陈沈两人在这三个月中如何沟通。
“弟于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友人家借住。”
读此长句，多层信息。
首先旅程如何？据陈函，旅程自1942年5月5日到7月5日，恰恰两个月。计算年龄，其时寅恪先生五十二岁，夫人唐筼也不老，但两位都体弱多病。三个孩子皆年少，长女流求十三岁，次女小彭十一岁，幼女美延才五岁。战乱路长，一家五口之艰辛，不难想象。
关于旅途细节，荐读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简称《也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2010年，已再版）。约两年前我读过《也同》，但写本文时手边无书，小彭姨给我寄的新版还在路上。这也有好处，我不会复述《也同》，可从我自己的视角，相对独立地思考，搜寻对比其他文献，以冀互证补证。（该书寄到后核对几处关键，无大出入。）
1942年5月陈家出发时，寅恪先生作诗为记（本文陈诗及唐筼诗均引自《陈寅恪集·诗集》，简称《陈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三版）：
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髮，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人生苦，未待崩離早白頭。
据陈流求笔记：他们“带了简单行李乘海轮去广州湾”，“遇到狂风巨浪，多数乘客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上，父亲把我拉起，说他像我同样年龄（十三岁）已乘海轮东渡留学，最初也是晕船，以后逐步锻炼，能在恶劣的天气和水手同时进餐”（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简称《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其次“返乡”何谓？小彭姨答曰，广西桂林是她母亲唐筼的家乡。流求姨读了拙文初稿特意补充，母亲家乡原在灌阳，后长住桂林。据此小彭姨更正，“返乡”泛指广西。
不久前，陈氏三女结伴返乡，重访桂林，也去了灌阳故居。正因最近她们传来广西行的照片和报道，我才起兴重续解读这封陈函的任务。
再者“借住”谁家？小彭姨认为，“友人”指物理学家丁西林。她说：“丁西林是物理所所长。”丁西林这个名字，听父亲提过多次。丁西林当过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而父亲1926年考入北大，读的正是物理系。丁西林也是著名剧作家，父亲在北大十一年，从第一年开始，便热衷于戏剧，是一些学生剧团的骨干。抗战时，丁西林随中央研究院属下的物理研究所，迁至桂林良丰。
小彭姨回忆：“到了良丰山上，丁西林分了一半房子给我们住。山上我们就住在那儿。记不清以前还有什么地方住。”对抵达良丰前的居住情况，小彭姨留有余地。
下引1942年7月陈诗，未标具体何日。读标题陈家初抵桂林时，曾暂寓旅舍。
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賸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江東舊義饑難救，浯上新文石待磨。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
《陈诗集》编者注：“此诗作者壬午寄赠吴宓时题目书作‘壬午五月五日发香港七月五日至桂林良丰雁山作’。”寅恪先生这封7月23日致沈函也云：“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又据《事辑》，寅恪先生“六月末抵桂林”。我见日期和地点都小有差异，便请小彭姨核查三姐妹的记录，回复6月18日抵达桂林。应该说，《事辑》所记“六月末”，相差还不算太远。
大概可以这么想：陈家6月18日到桂林（大地区），“尚困居旅舍”。少年陈小彭仍有颠簸感，故而记不清具体信息。及至7月5日，迁至良丰（小地方），孩子们有了临时的“家”，印象很深。（有关丁西林的接纳，友人摘录传来陈流求另处发表文词，可与陈小彭叙述互证。）在山中小住一阵后，寅恪先生确定了暑假定居处和代收信地址，7月23日向沈仲章报平安。
至于“良丰”何山？小彭姨说是“雁山”。并追加解释说，从山下一处望去，山头好似大雁之头，山坡走势犹如大雁之身，两边则像翅膀，所以取名叫雁山。
小彭姨的记忆中，良丰是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两边有些铺子。小镇一边傍山，即雁山。往上大约走一里多路，就到了坐落于半山腰的物理所。陈家借居之屋，就在那里。
小彭姨描述少年时从良丰到家常走之路：“山间小道略有起伏，山坡上满是杜鹃花，春天开花时节非常漂亮。小路两旁还有人种的油茶树……
“那个山不高，每天来往都很方便。我们去买菜、趁圩（墟）都很方便。那时还有‘圩日’呢，每个礼拜有三个圩日。我们去趁圩，随便走去。就是爹爹去上课，也是那么走下来。我们买点菜也要走下来，走到镇上来，有些铺子有些杂货什么的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朋友助我查得，按现在行政区域划分，广西省桂林市有雁山区，下设雁山镇，辖良丰村。但询问研究民国政区者，暂无法确定其时良丰是镇、是村或是区。浏览几份提及抗战时“良丰”的文献，也未见标明行政等级之语词。
友人传来参考信息：置雁山管辖良丰，应为后来之事。1980年代中期，美籍华人靳羽西来广西寻找出生地，其父告知地名“良丰圩”。那一带曾流传“四圩”歌谣：“六塘的竹子，大埠的谷子，良丰的拐子，马面的槌子。”此外，繁荣时期（不明年份）良丰圩有四条街，分别为西景街、关帝庙街、水洞街和下水洞街。街边店铺林立，货物多样。
有篇1940年的文章，支持小彭姨对1942至1943年“良丰只有一条街”的记忆。沙夫在《广西大学在良丰》中写道：“良丰是一个属于桂林的乡镇，有一条很可怜的街道，……”（《四友月刊》第六卷，1940年）
至于村或镇，我认为小彭姨言之有理，良丰有街道、有铺子、有定期集市，实际上具有一个微型小镇的功能。流求姨预览拙文初稿后也说：“良丰是一个镇，所以才有圩，应该不是乡。”我还认为，一方面专家可继续调查，良丰在1942年左右，有无官方定级定称，与雁山有无政区隶属；另一方面当年在当地生活者的常识共识，对有机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陈流求和陈小彭对良丰的印象正属此范围，理应受到重视。
陈氏三位女儿预览本文修改稿后，又增补回忆：“跟妈妈去‘趁圩’，并不是科学馆与广西大学之间那条路上的圩市，而是后山的古老圩市。前面那条路上也有定期买卖，很多人聚集，但跟旧的良丰圩市不一样。我们经常走通往西大的那条路，不需要特别去趁圩。”这段补充有其意义，若细探雁山地区民俗与经济变迁，可参考。欧美治史有一传统，考证关注对象的行止，细致入微。我愿保存这类信息，以备陈氏研究继续深化。
我还注意到，陈氏三位女儿挺在意细节以及用词之准确，情感自然随之流露。小彭姨追加说明：“前后方向只是依我们的习惯而已，我们叫科学馆前的那面‘前山’，另一面‘后山’。”已知科学馆在半山腰，依我想象人若背向山坡，那么下山去平地一条街的方向，就是“前面”。而“古老圩市”在另一面，是“后山”。陈家平日不走那一带，逢圩日妈妈才带孩子去，也是母女“同欢乐”，其情其趣难忘。
“暑假后行止如何，尚未决定。”
这封陈函写于1942年7月23日，正值暑假。同年8月，寅恪先生有诗如下：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桂林良豐山居時作）
香江乞巧上高樓，瓜果紛陳伴粵謳。羿彀舊遊餘斷夢，雁山佳節又清秋。
已涼天氣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不是世間兒女意，國門生入有新愁。
暑假后行止如何？据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1942年“八月十一日，先生为已接受广西大学聘书事致函傅斯年”。依此可知，在7月23日与8月11日之间，寅恪先生作了决定，留下不走了。
留在桂林多长？据《事辑》：“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广西大学。”并摘寅恪先生“第七次交代底稿”为据。交代材料非自愿自由写作，可能杂入诸多因素，一般我主张慎用。不过在《事辑》编写年代，可涉文献不多，而且这条信息也比较简单。
但是，《广西大学校史》记载不同：“1942年春，……陈寅恪到校任教，……在学校任教至1944年秋。”（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8年）上摘末句很容易被解读为：1944年秋季那个学期，寅恪先生仍“在校任教”。如此算来，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常简称为“西大”）任教三年，即1942年、1943年和1944年，每年春与秋，共跨六个学期。（考虑1942年春或1944年秋，可能不足整学期，故取“跨”字，以容伸缩。）
关于长度，陈夫人唐筼《忆故乡二首》序首句写道：“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与《事辑》相符，但不合校史。一年与三年，三倍之差不算小。既见两说，当指出并略抒我见。
按理，广西大学是雇主，寅恪先生是雇员，唐筼是雇员家属，蒋天枢是雇员学生。雇主方记录固然不容忽视，但我目前倾向于雇员方。理由之一是寅恪先生1942年5月离开香港，夏天抵桂林，似无可能春季已“到校任教”。还有《长编》所据1942年8月11日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亦为佐证。又据陈氏女儿回忆，她们全家1943年8月离开桂林。估计检索其他书信笔记，能找到更多支持雇员方的依据，但恐怕皆出自个人作者。而在天平的另一头，《广西大学校史》类官方“正”史，分量不轻。该出版物署名作者为“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应是一个正规的集体项目。
对解答这个疑问，建议一条途径：复核校史所依原始档案，比如有无1942春季到1944秋季的工资单和课程表等等。然后仍需参考其他资料，辨析“账面”与实情。另有个特殊情况，寅恪先生后来是教育部部聘教授，还可关注高层机构文件。不过，寅恪先生成为部聘教授当在1942年秋天之后，若该年春季西大已聘任，仍属学校这级。而直至1944年秋季的“在校任教”记录，校方也当有迹可查。我仅在此提些初步想法，研究得由专攻者深入。（父亲留有“教育部部聘教授陈寅恪”名片，从附注推测为战后所赠，无助本文讨论。）
良丰山居多久？唐筼诗序接着写：“前半岁居良丰山中，后半岁迁入校内宿舍，即半山小筑也。”读《忆故乡二首》，其一可助陈函上句，其二可补此句，皆录于下：
憶良豐山居
屋對青葱半嶺松，雲峯遙望幾千重。鵓鴣聲緩隨風遠，躑躅花開滿谷紅。
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簾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
憶半山小築
半山有屋兩三椽，鄰近桃源傍水邊。洞口干雲紅豆樹，湖心倒影彩燈船。
羣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雁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
先顺便回顾上文关于“返乡”的讨论，诗题内“故乡”二字，亦可提示唐筼心目中的家乡范围。
再说二诗原注，也含史料，且述景抒情有文采。选摘与我闻陈氏女儿忆旧相应处：“踯躅花即野杜鹃，俗名映山红。春日花开，满山皆红。”“山涧下老桂树一株，野生路旁。花放时远望如一黄伞，清香四溢，虽隔丛林可闻其香。”“……（红豆）树旁有屋数椽名‘红豆院’，为教职员宿舍，家各一室。”
参照小彭姨互补之语：“雁山脚下有块较平的地，建了一些平房，木头的，分布在松林里。”（根据小彭姨叙述时的语境，陈家不住在那里。）“平地有一棵桂花树，走到山边有很多杂树，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山上有杜鹃花，三四月开花时，漂亮到了极点。西大校长李运华的夫人，我们叫她李伯母，给我们做了一些食物，我记得还有炸的土豆丸子。我们跟她女儿李小燕一起，坐在杜鹃花从中野餐。李小燕跟我差不多同岁，后来跟我在南京碰过头。《也同》中写到，后山也有一棵桂花树。”
暂且小结陈氏母女言及学人聚居点，雁山附近至少有三处：良丰山居（近物理所，参见上文）、半山小筑（诗作者自注亦称“红豆院”，另有人写“丰山小筑”）和山脚松林木屋（近科学馆，参见下文）。第一处该属丁西林任所长的物理所，后两处当为西大教职员宿舍。
小彭姨接着回忆：良丰小镇一边是雁山，另一边是平地，通向广西大学。往大学走，还有一段小小的路，经过一些水田。“我们这回就是去广西大学，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
“知关注念，特此奉闻。”
从寅恪先生约四年后一封致沈仲章函的行文推测，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我相信，寅恪先生和我父亲都看重友情，“知关注念”，会互通信息。父亲“懒笔头”小有名气，估计寅恪先生写信略勤些。可惜，我还没找到1942年8月到1946年5月间的陈函，这里补充他人回忆。
寅恪先生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唐钺先生，当时也在桂林。陈唐两家相邻，两位先生时常相聚，吟诗唱和。唐家三女儿唐子仁，与陈家长女流求年龄相仿。流求上中学住校，唐子仁因身体不好留在家里，与小彭是玩伴，小彭称她“唐三姐”。
唐子仁与她丈夫朱文光，五十年代与我父亲成了好朋友。她家与我家都住上海，常来常往，我叫唐子仁“朱家姆妈”，朱文光“朱家伯伯”。朱家姆妈对我说了些寅恪先生的趣事，不少我已写进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简称《沈陈缘》，《传记文学》，2015年第二期）。朱家姆妈读了《沈陈缘》初稿后，给我写过一张条子，下面摘录与桂林相关部分。
亚明：
补充及修订如下：
（1）陈寅恪内衣也只有四个口袋，不是很多口袋。只是下面两个口袋特别大，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并不分类。
（2）陈先生当时虽然眼睛视力不佳，但还不至于连我家房子也看不见。实际上他就是所谓的“路痴”，天生不认路。据我所知，他的视力急剧退化是在一九四六年前后，……
《沈陈缘》讲了一件使少年唐子仁大为惊讶之事：有次寅恪先生身上居然起火，原来他把火柴放在口袋里。我在那篇初稿中写，寅恪先生内衣有很多口袋，朱家姆妈纠正我，即上述（1）。《沈陈缘》还提到，寅恪先生每次去唐家，必叫小彭领路。一开始我为寅恪先生辩，归结于眼力不济，朱家姆妈不同意，故有上述（2）。
“僧芋先生晤时乞代致意。”
“僧芋”是徐森玉的化名。徐森玉先生正在救护转移珍贵文物善本书籍，父亲也暗中协助他。就像父亲不用众所周知的“仲章”而用“锡馨”，徐森玉先生也避用真名，以音近的“僧芋”代之。这事已得到徐公子文堪核实。
“守和先生亦来桂。”
袁守和先生在当年，似乎知晓各方动态，联接各方学人。见多封父亲友人函中，提及由“守和先生”处传来之消息云云。研究者可关注，这里表过不提。
“如蒙赐书，乞寄桂林良丰（小地名）科学馆”
我很好奇，良丰一个小地方，怎么会有科学馆？
张九辰在《抗日战争前后地质学知识的普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16年）中写道：“1938年7月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在良丰合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由李四光担任馆长。”追踪信息转引途径，最初源自1938年《广西省政府公报》。
查询过程中获悉，民国期间桂林有两个科学馆，一个是上述李四光任馆长的“桂林科学实验馆”，另一个是“广西省立科学馆”（无“实验”二字）。那么，能替寅恪先生收信的“科学馆”，到底是哪一个呢？
继续查阅资料，根据馆址与建馆年份，可以排除省立科学馆之可能。也就是说，寅恪先生嘱沈仲章寄信的“桂林良丰科学馆”，应是李四光主持的“科学实验馆”。
初稿时，我没想到良丰这个小地方，有大学，有科学馆，还有三个国家级的研究所，即地质所、物理所和心理所，都直属中央研究院。我曾错把雁山上的物理所当作“科学馆”。小彭姨纠正：“科学馆不在山上，而在山脚下平地，李四光是头头。我去过他家，他女儿李小玲，名字我记不太准，是西大的学生。”听小彭姨的口气，李四光家也住在平地松林木屋区。
略过函末问候及落款，稍议信笺与信封。
信笺“片叶庐”：
这封陈函所用信笺，印有“片叶庐”。无独有偶，方豪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写道：“寅恪先生所用信笺，为土产竹纸，极薄，略带黄色，署‘片叶庐’三字。”方豪存有寅恪先生的两封信，第一封写于1942年11月10日，落款处附言“赐示乞径寄桂林良丰广西大学”。（《传记文学》，1970年10月）
寅恪先生在7月23日寄信沈仲章，代收信地址是桂林良丰“科学馆”。而到了11月，改为“广西大学”。我觉得这个地址变化亦可间接提示，寅恪先生确定西大任职，当在7月23日之后。寅恪先生书信已汇集出版，集外也见陆续刊发。有志研究者，包括有兴关注用笺等，不妨依专题梳理。
信封地址和邮戳：
这封陈函信封上的收信人是“沈锡馨”，地址是“上海铅笔厂”。父亲在1941年底离港前，沉于居延汉简图册编辑，未参与工商界活动。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铅笔进口阻断，父亲滞留江南，无望返港。于是他才助友振兴民族制笔工业，其时香港沦陷已久。呼应本篇前部有关首句(“前在港连寄上二函…… ”)的讨论，我仍在思索，寅恪先生通过什么途径，如此了解沈仲章离港后的情况？
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很有意思，值得注意。该函发自桂林“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三”，抵达上海已是9月，邮戳分别有“11.9.42，Shanghai”“三十一年九月十二，上海”“三十一年九月十四，上海”等字样。
寅恪先生一家五口，从香港转移到桂林良丰，历时整整两月，已令我嗟叹。而一封报平安信，7月23日从桂林发出，9月14日才递及收信处，费时也近两月。细算陈家从5月5日离港到6月18日抵桂林，其实只有四十四天；再算7月和8月均有三十一天，陈致沈函竟走了五十三天。于是，难免又叹息战乱之违人情，阻通谊。继而感慨，其实各种不可思议之乱，并非都起于战，止于战……
雁山区域有条良丰河，亦名“相思江”。这封寄自良丰的报平安陈函，寥寥数语，引发我对先辈的绵绵相思。谨借寅恪先生1912年诗作，以结本文：
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壬子春）
千里書來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憂。優游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
螢嘒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長秋。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