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想做什么？
她摇摇头，收起了笑容。
我继续问，你爱吃什么菜？
她沉默许久，凑到我耳边说：“妈妈做的菜”。
可是，脑海里关于妈妈的记忆早已模糊了。
无法想象的场景，不敢奢求的未来，那些，是孩子不能说的秘密。
12月18日清晨，大雾散去，雨凇雾凇似漫山冰雪仙境，崇山披着晨光渐渐苏醒。2017年冬，清远连南，广东的第一场雪。
对雪心心念念的广东人都在社交网络上欣赏了这一场惊喜的“雪”，我有点期待，却也有些担心。这个离广州300公里远的偏僻山村，并没有在网上留存太多信息，在颠簸前行的汽车上，我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去试图弄清他们究竟如何度过整个冬天。
刚下高速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放眼望去都是正午阳光折射在岩石上的一闪一闪，密布的山林像是给岩石盖上了一层温暖的毛毯，任由山脚下山涧泉水嬉笑玩耍。
恰逢冬月初一好日子，一公里的乡间小道上有三四户摆喜宴的人家。穿着瑶族服饰的村民用瑶话和手势给我投以欢迎的眼神，空气中弥漫着豆腐花香的鞭炮味儿，我们来到了牛栏洞村。
“姐姐——你们来做什么呀？”
刚踏进牛栏洞小学校门，一群幼儿班的小精灵们就跑过来围观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手里捧着饭盒，中午吃的是白菜炒白菜。
“我来看看你们呀。你们头上戴的是什么呀？”
孩子们头上的圣诞帽特别抢眼。他们略带羞涩地说：“这是老师给我们的圣诞帽！”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戴圣诞帽吗？”
“唔……不知道哈哈哈。”
也许孩子们理解不了课堂上老师讲的圣诞老人和驯鹿的故事，但是他们知道在零下的村子里，这顶帽子应该可以保护他们赤痛的头。这样造型的帽子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虽然没有瑶族布料上编织的花色和小铃铛，但是他们却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戴着。
小精灵告诉我，帽子只有十顶，班上的学生有20个，男生女生轮流戴。
“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呀？”
这是孩子们问我的第二个问题。
没想到与孩子相见不到1分钟，他们却在担心我们离去。
他们经历过离别，也在时刻等待。他们记得夏天来看望过他们的阿璧姐姐，记得暑假给他们用树叶做金鱼的大学生义教吴老师，他们还记得很多很多那些给他们生活添上一抹颜色的她、他……
缓缓吐出了“明天”这个答案后，孩子们笑着冲我做了个鬼脸，吃了一口白菜，伸手给我比了个耶。
学校是一座简单的两层楼房，二楼是多功能室，里面空无一物；一楼有四间课室，幼儿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并列排开。六十个孩子在这小小的房子里，浇灌他们的读书梦想。
1989年建校以来，越来越多的小孩子从大山里走出去，却鲜有人回来建设家乡。教室里有的玻璃窗坏了，就用一张张纸皮粘着，纸皮上印着的是孩子们画的画，特别好看。
“姐姐！你看！”前脚踏出教室门口，一个小女孩悄悄递给我一张有点皱巴巴的纸：“这是我画的你，像吗？”几根黑白的线条，勾勒出一副简单的铅笔画，没有颜色的“我”扎着一个蝴蝶结，手叉腰比了个赞……没等我仔细看清楚，她捂着嘴笑着跑开了。
我回身瞥了一眼扯着我衣角的这个女孩，这是我和唐思晨的第一次见面。
村里很少会来这么多外地人，我们一行人的不期而至，像是一颗石子丢进湖面，在这个平静的小学里激起了浪花。很快我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他们管我叫“圣诞姐姐”，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口袋有魔法，会变出很多包着闪闪糖纸的美味。
其实就是出发前在超市里买的5毛钱一颗的太妃糖，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宝贝，因为得到了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吃上一两颗。
孩子们答应跟我玩一个游戏，问题答对了就有糖吃。问完了加减乘除的算数后，我想听听天马行空的发自内心的声音：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孩童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有粉色的发卡、晶莹剔透的水晶鞋，有美轮美奂的城堡，有横亘在天空的七彩虹，每一个小孩都会有梦，或是诗意的，或是充满艺术性的，我试图走进这群鬼马小精灵，可是——
孩子沉默了。
低下了头，连表情都严肃了。
回想起我的小时候，但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都会知道，那些“标准答案”就可以糊弄过关。比如说：医生、老师、科学家、警察……只要随便说，都会赢得大拇指夸赞。
眼前的场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令我惊讶的是，“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你想要玩具吗？”之类的问题，却收割了同样的沉默。他们不敢声张，也许是害怕说错？我蹲下来看着小思晨的眼睛，她摇了摇头，收起了笑容。
气氛一下子陷入沉寂，空气当中弥漫着的那一丝压抑，让人感觉窒息。那一瞬间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坏蛋。
记得饭堂阿姨说，这里的孩子们每天1块钱的午餐，除了有白菜之外，有时候也会采购榨菜、菜心、香肠之类，然而，当我继续问——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
“不知道。”
沉默良久，小思晨拉着我的手，悄悄在我耳边说：“妈妈做的菜。”
在午后的那个操场，我曾幻想过，要是每个孩子都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滔滔不绝、声情并茂该有多好，但那太不切实际，生活不可能完全依照你我的意愿来。
不敢奢求的未来，无法想象的场景，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开口描述的。别离的疼痛，生活的艰辛，命运的不公填满他们的童年，那些都是孩子们不能言说的秘密，只有独处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舔一舔。
思晨口中的“妈妈”，是学校的老师邓萍，一个约莫30岁出头的女人，却有着中年妇女独有的那种沧桑。初次见面是她从隔壁教室过来找我代课，有点踌躇和不好意思的样子。双手互握摆在腰间，粗糙的手背爬满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管，颧骨很高，瘦黑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眼睛深邃明亮，头发略带油腻，梳得却很整齐。
11年前从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毕业，邓萍就回乡教孩子，这一教，就是十年。自己有一个孩子在幼儿班上学，她是老师，也是妈妈。
“没有想过到大城市工作吗？”
“还是始终放不下这里的孩子啊，因为我也是这里的人，而且，学校的老师不够，我也走不开。”
十年如一日，看着孩子识字成长，她说自己倍感骄傲。
班上有一个学习十分努力的学生，这次考试已经是她连续第五次全班第一了，邓萍特别关照她倒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眼睛有白内障，行走不便的残疾女孩。“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走山路比别人慢一些，但是她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邓老师说。
当我以为她会是比较内向和哀怨，给人一种愁苦感，但是没想到，她会如邓萍般如此明媚动人。
实际上，老师也扮演着母亲的角色，邓萍就是班里所有孩子的“妈妈”。村里的青壮年无论男女，多半外出闯荡，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可以跟爸妈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作为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的一部分，牛栏洞村的孩子们从小就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借用他们的话讲，“书本是爸爸，老师是我的妈妈”。
下午四点半，下课铃响了。
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冲刺出校门的比赛，小朋友们却是自觉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列纵队，等待着校长老师们的“总指挥发号施令”，时刻准备着踏上归家征程。
牛栏洞小学里有41个小孩子住在五六公里外的山那边——大东坑村。因为回家路上崎岖难行，险情重重，所以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组队一起，走接近一个小时的山路。
山路是什么概念？
我也曾在图片里看着幻想过，但是从未想过牛粪和碎石组合搅拌出来却是一条必经的上学路。
有其他捷径吗？没有。
小家伙们知道今天我和校长陪他们一起回家，一路上都开心得翻天了。左手两个右手三个地一路上给我讲瑶族的神话故事。他们说山里的路上有“古尼”（意指：品行不好的坏人），天黑之前一定要走到家；黑乎乎的山洞里住着亡灵，但是晚上的时候不要太害怕，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瑶族的祖先，会保佑后来的人……
他们一边教我说瑶话，一边蹦蹦跳跳前行，我却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前进着，一个不小心一脚踩进满是牛屎粑粑的泥潭里，强忍着不露出痛苦和不悦的表情。虽被誉为“陆地战队”的少女分队新成员，跟这些小家伙们比起来，我真是弱爆了！原来这条险情十足的小路上，走了几年的小家伙们早已摸清了哪个是“雷区”，哪个是“重灾区”。
每天一万多步跋涉，上下无数个陡坡，趔趔趄趄无数次摔倒，从白天走到黑夜，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玩具，伴着苇花的纷纷扬扬，一路说说笑笑回家，这就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
村里傍晚升起的第一缕炊烟，是小思晨在厨房里烧洗澡的水。
每天放学回家，趁着奶奶还在摘野果没回家，就赶紧烧水先洗澡。
家里的灯特别小特别暗，没关系，还有柴火可以照亮书本。
夜幕降临渐渐变冷，没关系，一会儿洗完澡就暖和了。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没关系，水烧好了，奶奶就回来了。
思晨告诉我，爸爸最初给的名字里，只有一个“晨”字，希望自己能早点长大，命不好生在穷人家里，要早点当家。几年未曾谋面，脑海里爸妈的印象日渐模糊。
那天，老师在课堂上教了一首诗叫做《静夜思》，于是她自作主张求着奶奶去派出所，把她名字前面加了个“思”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想，寂静无人的时候，思晨一定无数次在自言自语。
留守的懂事孩子都有星星在留守守护。
星星说，他们不怕黑乎乎的山洞，他们不怕半路的“古尼”，他们不怕黑夜来袭的那份独自顾家的孤独与无助。
一盏小灯，一把小椅子，一个火炉，一本作业是放学回家后的全部。没有电视，在四壁的灰墙上涂鸦就是他们的游戏，没有大人床边的睡前故事，也可以跟贴纸漏风的窗户说说悄悄话。
冬月初至的大山里，月亮和崇山玩起了捉迷藏，而抬头却是浩瀚星辰，孩子眼睛里都是星星的故事，他们正在用小手拥抱被崇山环绕的这片深蓝的天，星星也在静静守护着这里的孩子，等待明日的那一缕晨曦。
3冬天里的太阳总爱睡懒觉，早上7点，灰蒙蒙的天就像陷入时间静止的异时空，只有山涧溪流和呼吸哈气的雾气流动，大东坑村求学“战队”却不得不出发了，1小时的翻山越岭，没有光，气温零下一度，又是一次艰苦的跋涉。
“姐姐，早啊！”小朋友们攥着小拳头，缩在厚厚的小棉衣里，顾不上错落无序的坚硬岩石大步跳着石头向我奔跑过来，冰冷的小手和挂着的两行小鼻涕，就像是一个个小雪人。
他们超开心，因为我还在。
山上温度比山脚低，远处的树枝还挂着冰霜。
孩子们都穿够了吗？
他们说不冷，说是衣服都长着呢！孩子们抢着告诉我，她穿了三件，他穿了两件，口里都说着暖和，可是一摸，手都是冰的。
“姐姐，房文明的弟弟摔破头了！”突然就有两个小不点跑过来告诉我这个紧急消息。我一下子慌了，村里唯一的一所卫生站在小学的旁边，还有一小时的山路要走。然而，当我看到他顶着摔破的头皮不仅没哭，还在跟小伙伴嬉笑打闹的时候，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下来了。
“疼吗？”房文明弟弟走了过来（害羞的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原谅只能这样称呼他了），我握紧他的双手，他摇摇头。眼神滑到他手背的时候我才发现，伤疤就像他们上学盖过的证明印章一样，密密麻麻。
没有创可贴也没有纱布条，眉尾刚刚落下一个白白的小坑，还没有结痂，他居然说不疼。
“我也有！”
这时旁边一个小男孩举起手来，十分神气和“骄傲”地给我指了一下头上似被刻上的一道被扣了痂的竖条形疤痕。没有人知道，这已经是他们第几次抠下的痂。因为，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每天，这片土地都要亲一亲抱一抱这些上学的孩子，而孩子们也习惯了。像“扫雷小分队”的小猴子一样，蹬蹬蹬一路狂奔。
哪怕路上有多少石头和着烂泥，有多少未知和惊险，只要和小伙伴们坚定一条路往前走，前方就有学校，后方就是晨曦。
8点10分，学校的红旗开始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孩子们加快了前行的脚步，而太阳，刚刚升起。
手 记离开牛栏洞小学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们还在上课，操场上只有几个幼儿班的小精灵在追逐太阳。车尾厢“嘭”一声被关上之后，小精灵们突然停下，一溜烟全部冲着我跑了过来，小眼睛里闪烁着似乎有很多想说的话。错愕的我愣在那里，像是做错坏事被逮住了一样。
来时是正午十二点，刚好二十四小时后，就像要赶坐灰姑娘的南瓜车，离别的那一刻还是来了。
“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呀？”终于，第一天就知道答案的他们第二次问了这个问题。就像要赶坐灰姑娘的南瓜车，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一会儿就走”却成了我最不想说出口的几个字。
显然他们是知道的。
临行之前我去找过思晨，希望她把给我画的画送给我，她没让我带走。她说，她们没有相机，要把我画下来才能记住。我鼻子一酸，此去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突然思晨把头上的圣诞帽取了下来，用力拔了一撮帽子上的白毛，递给了我，说：“姐姐，送给你，希望你下次再来”，搂她在怀里的时候，泪水在我的眼眶打转。这是我收过的最珍贵的临别赠礼。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则需要漫长的等待。细心地呵护他们，慢慢看着长大，陪着他们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苹果书屋，五年，25所学校，1137个孩子，我们用一点一滴的善行，用杯水车薪的努力填补着这个世界斑驳的缝隙。
胡适先生问：“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我的答案是，做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捐一本书，捐一块钱，这于我，只是如何让自己业余生活更有价值的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而对于这些孩子们，这也许就是推开他们生命中另一扇窗的开始。
我从不能肯定会发生什么，但我肯定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从不期望会改变什么，但我相信有些人能因此看到人生命运的扭转。
我从不确定会收获什么，但生命不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才具备了无限的可能和趣味么？
公益是美好的，因为你的每一次行动，都可能是改变世界的支点，就像某位哲人说得那样：你是什么样，这个社会就是什么样。
文：米儿 图：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