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这座城市中再不普通不过的人，却是成千上万异乡务工者的缩影。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开着低价买来的微型车，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他们寻找机会，想方设法改变自己、改变生活。他们用努力和执着，在城市里扎根。
一箱箱水果塞满了微型车车厢
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靠着一辆微型车，在这座城市生存。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城中村是他们在昆明的过渡区。他们教育程度普遍低，缺乏专业技能，能吃苦，脏活累活都肯干，只要工资合适；他们大都来自农村，习惯了散慢的生活，与时时要遵纪守法的城市生活总有点格格不入；他们求新，想改变，想变成这座城市的主人。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白雪，夏夜，我不停歇……”
高晓江开着他的五菱之光微型车疾驰在下乡送货的山路上。车里，车载音响声音调到最大，循环播放着蔡依林的《舞娘》，跳动的节奏让他神经兴奋，时不时会跟着曲调吼上几声，音乐更迭的频率越快，他踩在油门上的尖头皮鞋就越往前蹬。遇上一个人开车时，他会调出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粤语歌让正在恋爱的他思绪万千，他还喜欢听刀郎的歌。唯独DJ歌曲是个魔咒。“每次开车听都会超速。”
为了生活，他们每天奔忙在道路上
早上刚下过雨，高晓江远远就看见弯道的土洼里有一摊积水，他想看它们飞溅起来的样子，加大了油门，在临过弯道处急速往左拉了一把方向盘，黄色的泥浆跳起来又掉落在车窗上，他满意地笑了。
这辆1.0排量、3万多元的五菱之光，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他很爱惜，专门买来车载洗车机和高压水枪，每天都自己洗车。2009年，高晓江辍了学，离开生活了十多年的楚雄姚安，来到昆明跟随父亲种菜。但种菜不可能长久，为了让他将来能够靠一技之长在社会立足，2012年，父亲送他去学了车。学成后，他开着父亲为他买的微型车穿梭在昆明各大汽配城帮人运货。
车主将水果装满车，准备拉去交易
刚买到车那段时间，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在石子路或有积水的水泥路上玩漂移，但玩漂移很伤车，体验几次后，他没再玩了。高晓江曾开着这辆小动力微型车在高速公路上加速到130码，在开过比自己的车高一个档次的五菱商务车飙到140码后，他将自己的车称为“五菱之光乞丐版”，并在网络上搜集了很多关于五菱宏光“神车”的表情包，用以自嘲。他最爱的一张表情包上写有一个段子：“昨晚我在秋名山输给一辆五菱宏光，他用惯性飘移过弯，他的车很快，我只看到他有个修楼房漏水的招牌。如果知道他是谁的话，麻烦你们跟他说一声：礼拜六晚，我会在秋名山等他。”
43岁的李爱梅不知道什么是“神车”，也不会开车，但在她名下有一辆花3000元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微型车。她将车改装成一个“杂货铺”，做起了集配钥匙、补鞋和修电动车为一体的小生意。
为了能堆放下更多东西，李爱梅把车内的两排后座全部卸下，挨着车体一侧搭了张铁丝网，上面用铁钩挂着上百把待配的钥匙；下面手工焊制的两层铁架上，摆放了两台配钥匙的机器，下层整齐地码放了一些单车配件，修理用的工具散落在车厢各个角落。
淘来的二手车被改造成配钥匙、补鞋、修单车的摊位
10多岁时，李爱梅就一人离开曲靖到昆明打工，她干过餐厅服务员，卖过水果，去过工地，但干得最长的是修电动车、补鞋和配钥匙。2011年，李爱梅的老公刘强查出胃癌，差点离她而去，虽然通过手术缓解了病情，但几次化疗后，一米七五的刘强从78公斤瘦到45公斤。
伴随着城中村的拆迁，他们从一个角落搬到另一个角落。在昆明生活了20多年，李爱梅夫妇觉得这座城市的人无情，也有情，很矛盾。“说搬走就要立即搬走，很无情。”经历了城中村的几次拆迁，李爱梅想在昆明买房，她不想再被人“驱赶”。2014年，通过中介，夫妻俩花48万元在老小区买了一套两室一厅56平方米的二手房，但也为此背上了30多万元的贷款。每个月还2100元，他们还需再还8年。
300元/月的车位，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以一半的价格租给他们。城管破例允许他们在不干扰交通、保证环境卫生的情况下在路边摆摊做生意。“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让我赚点生活费，政府对我很优待了。”刘强说。
即便在昆明买了房，李爱梅还是觉得自己不属于这儿，她觉得以后回曲靖老家生活不错。刘强对未来的去向也回答得很坚决：“当然要回四川，四川广安是邓小平的故乡，现在发展得好得很，要建新农村。”
与刘强同龄的杨能，老家也在四川。他在昆明待了近30年，熟悉并且喜欢这座城市。结婚后，他一直租住在每月400元房租的长村。他想过买房，但安家落户是件大事，在哪儿买，决定权在他21岁、刚到昆明工作的独子手中。
透过车窗，人们在辛劳的忙碌着
开车11年，他挣了些钱，换过两辆微型车。他曾在3个月内通过运货和跑长途载客，挣回了4万元买车的本钱。杨能觉得开车挣钱自由，不受考勤制度控制。“如果是为了享受，我就不会买这种车了。”40岁前，他经常接长途的活儿，最常去的是四川，载的都是在昆打工、住在长村的老乡。回家的路上总会让他很舒服，车上每个人都有一样的口音，都想着同一个地方。
杨能没有在微型车窗贴上黑色的膜，即便是运货，他也很少把车上的座椅卸下，他觉得贴不贴膜都一样，凡是遇到检查，微型车都逃不过交警的火眼金睛。他觉得开车是他的职业，运货、载客。“违法但不犯法。”以眼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职业他还要再干上10年。
开车挣钱，靠的就是“熟”。在长村，他走到哪里都有熟人，手机里存了200多个电话号码。在昆明，几乎每条路他都走过，这要是换成四川，他熟悉的人和路一只手就能数清。
杨能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连续开了40多小时的车。2010年左右，凌晨2点他接到电话，受一位熟客之托连夜载两拨人去临沧耿马抢修工程，如果不能准时送达，对方10多万元的工程款就领不到了。那次，限坐7人的微型车里，他载了11人。
车上的工人都睡了，他一边在漆黑的高速路上飞驰，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时候，他抽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让自己别犯困。第二天早上，工人们陆续醒来，杨能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些，但他更困了，在一条二级公路上行驶时，他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眼皮慢慢合拢。这时，对向车道传来的货车喇叭声将他吓得从驾驶座上跳了起来。事后，杨能找了个邻近的服务站，直奔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就睡了5秒，但差点就回不来了。”他将对向车的鸣笛声称为司机间的心灵感应，是对方救了他们一车人。
在从耿马回昆途中，杨能全程空车，一是因为耿马紧邻缅甸边境线，前些年有人曾利用车辆贩毒；二是他连续开了30多小时的车，太疲劳了。返程行驶到楚雄时，他实在坚持不住，将车停在服务站睡了一觉。那次，两天时间他净赚了2000多元，但这样的事他一生都不想再经历了。
路边早点摊是司机们交流拉货“战果”的聚集地。上午9点，阳光打在汽车顶，一夜未挪动的私家车挡风玻璃上罩了层白色雾气，气温逐渐上升，聚拢的水汽顺着玻璃往下流，昆明建材商业城附近等待拉货的微型车也越来越多，逐渐将人行道两侧的空位填满。蒋鹏将他的微型车停在早点摊后，摇下车窗，冲临街卖早点的中年妇女叫了碗米线。
3分钟后，蒋鹏下车朝前车轮踢了两脚，端着米线蹲在车前吃了起来。他看街对面有熟人，招了招手，朝摊主说：“再要碗5块的面，多放点辣椒。”一小时前，蒋鹏披着布满裂口的黑色皮衣，嘴里叼着烟，缩着脖子从五里多村出租屋走出，打开微型车门后，他将10岁儿子的书包往副驾上一甩，发动汽车，伸出头朝出租屋大门吼了声：“快点！”蒋鹏已经连续2天没接到雇主打来的运货电话，等待的滋味不好受。
距离迎溪村500米远的金色俊园门口，张勇也在等。在他刚买了一年多的五菱宏光S内，整齐地码放了32筐700多公斤的砂糖橘，这是两天前他刚从广西运来的。
微型车里装满香蕉，成临时的“水果摊”
这也是张勇第一次在路边摆摊做水果生意，他不缺钱，家中有两辆车，一辆轿车，23万；一辆微型车，4万。11月底，张勇和一位广西朋友决定合伙做木材生意，他们驱车600多公里从曲靖罗平奔到广西，在考察木材时，无意中发现广西广宁的砂糖橘果肉细嫩，入口无渣，就合计买些到昆明卖，要是卖得好，这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两人在回昆明的路上畅聊生意经，对未来充满期待。
但现实向他们泼了一瓢冷水。张勇从广西果农手中收购的砂糖橘品质能达到出口级别，批发价为9元/公斤，运到昆明后卖12元/公斤。到昆明第一天，他买了台机械台秤，就近在亲戚家住的迎溪村巷口做起了生意，但这天销量不好，相比于市场上品质一般，只卖5元/公斤的“小橘子”来说，价格还是太贵。张勇不甘心，第二天，他将货拉到小区门口卖，有人嫌贵转身要走，张勇追上去给她递上一个砂糖橘。“先尝尝再说”。
迎溪村有位戴着头巾的老妇在这儿卖了七年烤洋芋，等待拉货的微型车司机经常光顾她的生意。
7年前，老妇的孙子在昆明出生，在拆迁队工作的儿子开车将她从会泽老家接到昆明来照看孩子，每天闲坐在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让她很不习惯。65岁的她牙口不好，嘴里已没有一颗完整的牙。两年前，儿子花1800多元为她配了一副假牙，但她嫌放在嘴里会晃动，没再戴。
烤洋芋不为挣钱，只为打发时间。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老妇就背着半背篓的洋芋，提着小桶、折叠椅和一个盛着炭灰的火盆到达“摊位”。花十多分钟将炭火烧旺，挨个放上洋芋，不时给它们翻个面，刮下烤黑的皮，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后，一个个拳头大小，外皮焦黄的洋芋就可以卖了，两块钱一个，她一天能卖10多斤。有司机赶时间，向她买不熟的洋芋，她坚持不卖。老妇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淋在洋芋上的辣椒酱是她在会泽老家用石磨推出来的；烤洋芋用的炭是烧烤专用炭，200多元一小箱。
下午一点半，她买来一块钱的米线放在背篓里，等火盆里的洋芋烤熟，她就回家吃饭。
这天，同样晚吃饭的人还有季忠庆。12月6日上午，他需要为两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屋贴好石膏线，他和一个同乡从上午9点开始工作，干完活已是下午两点半。他收拾好梯子，提起外套抖了抖，再拍打一下沾在裤子上的石膏粉。
5分钟后，他钻进一辆连副驾驶座椅都卸了的五菱宏光S，准备找地方吃午饭。车内，两米长的石膏线已经抵到了副驾驶座的最前端，卸了后座的车厢里堆了十多袋水泥和几只塑料桶。由于没有座位，同行的工人就搭在水泥堆上坐着，双手紧扶驾驶座椅。
季忠庆和妻子7年前跟亲戚从山东菏泽来到昆明，住在姚家坝村。刚来第一年，他在亲戚开的建材店里打工，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第二年，他花4万多元买了辆微型车，在亲戚的建议下开了间装修店，又当老板又当小工。
季忠庆在昆明专业贴石膏线，每米收费10元，包工包料。有装修公司找到他，将30元/米承包来的活儿，二次转让给他做，赚取20元的差价。找他干活的，既有熟客也有陌生人，有人找到他，是通过他贴在车上的挪车联系方式；有人说是熟人介绍来的，可他连那个熟人的名字不记得。
在金马正昌果品市场做西瓜批发生意的王依晴，与买家的联系也是靠打电话。她几乎每天都会接到KTV、酒吧或自助餐厅打来的电话。“他们需要供货了。”王依晴不会开车，每当遇到丈夫外出进货而又需要送货时，她就会雇人帮忙。
五菱宏光车主：“这些水果，要拉到很远的地方去”
王依晴的丈夫每周都要开着大货车去景洪运一次货，最多的时候，会运来20多吨。7年前，王依晴夫妻俩刚从昭通到昆明时，租住在北市区的城中村内。那时候，她每天都骑三轮车去水果市场进货，丈夫则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后来，他们在城中村里开了间水果店，买来微型车运货。但随着房屋的拆迁，水果店没了。2015年，夫妻俩决定自己买车运货做水果批发生意，由于对西瓜比较熟，他们就将西瓜定为批发对象。长途运货需要一辆货车，他们凑了钱又向亲戚借了10万元买了车。
做水果批发生意，挣钱，但压力也大。王依晴第一次去景洪拉西瓜，由于对当地西瓜品质不了解，她以精品瓜的价买来了一车品质不好的水晶瓜，结果运回来卖不出去，亏了七八千元。为了这事，夫妻俩难过了好几天。吃一堑长一智，卖第二车西瓜时，他们赚了2000多元。为了庆祝，他俩进馆子吃了一顿。只用了两年，他们就把买车的10万元借款还清。
在批发市场里，没有固定的摊位，运来的货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卖完，每超出一天，就会在550元摊位费的基础上增加100元。有时候新的货来了，王依晴就会将卖剩的西瓜装在微型车里，当做临时的仓库。水果批发商的存在，给小生意人带来了便利和盈利的空间。王依晴售卖的西瓜，每公斤在1.5元-2元间，相比水果店零售价要便宜一半以上。有时，为了减少库存，她也低价对外零售，一些品质不太好的西瓜，她还会论堆卖。
大人在给水果称重，孩子在一旁玩耍
随着经济条件慢慢变好，家里人口增多，王依晴一家搬进了每月租金1100元、两室两厅的小区房。如果将来经济条件允许，她会在昆明买房。
王依晴希望两个女儿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课余时间，她会送4岁的大女儿去上兴趣班，绘画、舞蹈、跆拳道，一样不落。她为两个女儿都取了四个字的复姓名字，只教她们说普通话，从不说方言。有时，她还会在市场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水果摊旁摆放的一高一矮两把椅子是她们的简易书桌。
王依晴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她怕两年后孩子被分到民办小学或是教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她听说公办小学很难进，需要找关系。没关系，有钱也没用。但她还是准备搏一搏，她不想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觉得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很可怜。
在24岁的高晓江看来，车既是挣钱的工具，也是最心爱的玩具。高晓江爱车，买微型车至今已有五年，前后修饰、改装投入数千元。他先是在车内加装了DVD机、音响、日间行车灯和前雾灯。为了凸显个性，他又将前雾灯的灯泡换成了能发出红色“爆闪”光线的灯。之后，又花了1000元将手摇升降的车窗玻璃改成了电动升降。他还特意开车去汽配城，花85元将黑色的塑料门拉手换成了亮色金属材质的。
他始终觉得即便花了高价和心思将车进行了改装，整辆车最值得炫耀的还是只有那张随机选取的带有“520”数字的车牌。“当时摇号，10选1，最好的两个号是云×7339×和云××520×，我就选了520，寓意‘我爱你’。”
“不回姚安，死都要在昆明。要在昆明混出一片天！”
号牌是机器随机摇出来的，但机会不是。作为五菱车的“死忠粉”，该系列几款车的性能，高晓江都了解得很透，他现在的“乞丐版”五菱之光，车内没有配备空调，一到夏天，车里就闷热难耐，他觉得在汽车上能赚钱，计划明年去学汽车装饰，挣钱后换一辆8万多元商务型、带空调的五菱宏光S3。
到时候，他会把那块“520”车牌从旧车上取下，装在新车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来源：都市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