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走了。带着他的乡愁与记忆行向更远的他方。我们唯有不舍与祝福，唯有在他的作品中继续感受他的文字诗意与意象美感。
本期《深港书评》推出纪念余先生的专题，邀请了香港著名学者、作家黄维樑教授回忆他今年和余光中先生共度的时光，从中我们可以瞻仰余先生人生最后的夕照暮光中展现出的诗人的光芒。我们还邀请了诗歌评论家庄向阳来解读余光中的文学作品。
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向先生送别、致敬——
余光中先生的夕照暮光
○黄维樑
（文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52年前，黄维樑开始阅读余光中的作品，他第一次和余先生会面，也已是48年前的事。之后的岁月里，在香港和高雄的大学里，黄先生先后曾与余教授共事，一共有近9年的时光。说起来余先生的逝世，黄维樑第一句话就是：“我与先生有半个世纪的缘分，怎能不难过……”今年6月，黄维樑一家曾去高雄探望了余光中先生（文中配图由黄维樑先生授权使用）。10月，黄维樑再次去高雄并与余光中一同出席台湾中山大学为余先生庆生的活动，这是余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黄维樑和余光中所见的最后一面。从黄先生的文字中，我们亦能目睹诗翁人生的夕照暮光。
今年6月，黄维樑在余府与余光中夫妇交谈。
去年7月，得知余先生跌倒受伤，住院多日。我与余先生和余太太一向有通电话，对此事知道个大概。是年秋冬之间，读到余先生亲撰的文章《阴阳一线隔》，颇吃一惊，因为所述情形比电话中说得严重。他写道：7月14日太太急病住院，“次日我在孤绝的心情下出门去买水果，在寓所‘左岸’的坡道上跌下一跤，血流在地，醒来时已身在医院的病床上，说话含糊不清。在次日才能回答我是某人”。已有三年没有见面，诗翁如此“蒙难”，我应该前往高雄探望两位老人家。
我是诗翁的老读者，内子和犬子读龄较浅，也都是诗翁的知音或粉丝。内子背诵过长长的《寻李白》一诗，酷爱其名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几乎可以和长沙的知音李元洛来场背诵比赛了；她还在学报发表过文章，讲诗翁的1990“梵谷年”；2010年8月，深圳音乐厅举办大型诗乐晚会“梦典”，余先生是主角，内子则为晚会的策划和导演。犬子和余爷爷“交流”过多次，深圳、香港、澳门都有他们留下的大小两双脚印；对《乡愁四韵》和《唐诗神游》等诗，理解虽然不透彻，背诵却非常流畅。去高雄探望二老，当然要“三人行”。
因为护照、签证、学校假期等问题要解决，终于在今年6月17日，三人从香港飞到了高雄。下午即到余府，见到的诗翁，手持拐杖，行动缓慢，身体弱了。
2011年时，82岁的余先生在佛罗伦萨攀登过百花圣母大教堂和觉陀钟楼，当时他直至绝顶，和达芬奇一样看尽文艺复兴的佛城全景。两年后在西安，仰视小雁塔时，他又跃跃欲登，导游说：“很抱歉，65岁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老者如童稚般不听话，放步登高，塔外的风景不断匍匐下去，终抵塔顶。杜甫当年登大雁塔时40岁，诗圣九泉之下有知，对豪气干云的“小余”，一定大加称赞。不过是登塔5年之后，今年6月所见，诗翁行走要靠手杖，有时还要人搀扶。
今年6月，黄维樑一家专程去高雄看望余光中夫妇。
余先生近年还有重听症状，又做过白内障手术，加上另眼有疾，写诗并不朦胧的长者，眼睛却有点朦胧。这次在余家客厅，他说话不多，音量不大；对不少话题，余太太倒是滔滔而谈，或补充先生内容，或娓娓忆述细节，语言清畅。她去年病后，康复良好，现在精神爽健，虽然也届耄耋之龄，看来却年轻。
和二老“闲话家常”时，余先生在我耳边说：“维樑啊，我现在去不了学校，又开不了车，难道我的校园生活就此结束？”大学向来是余光中传诗道、授文业的大讲坛，高速驰车是他“咦呵西部”（在美国）、驰骋宝岛的大乐事，他还想过在神州的丝绸之路上“飙车”，追踪古英雄的足迹，如今只能轻轻地叹息。他喜欢旅行，行毕多有写游记；其中外游记山水与人文共融，情趣与辞采兼胜，陈幸蕙称他“极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游记之王’”。诗翁如今的旅游，多半只能神游了。
妻子范我存女士爱丈夫护丈夫，才不让他做这事做那事。张晓风有文章写余太太，名为《护井的人》；诗文杰作如泉喷涌的老作家，余先生现在更需要保护。
诗翁行动缓慢，“护井的人”不让他到西子湾中山大学山顶的文学院办公室。室中一壁海景窗户之外，其余三壁和一地板堆高的书刊，以及不断涌进的新印刷品，文字的墨浪甚于西子湾的海浪，任何人都难以招架，遑论书海畅泳。然而，久违了妻子之外的另一个终身伴侣，思念之情何时或已？
2004年夏天，我和内子参观中大光华讲座教授余先生的阔大办公室，十分惊讶，对她说：“从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余教授的学校办公室和宿舍书房，各类书报刊各就其位，井然有序，书斋不闹书灾。”余先生为人写序，结集成书，书名正是《井然有序》。时隔13年，我想现在办公室的“灾情”一定更为严峻。其实不去办公室，家里的书报刊也还是整理不完的。
自从迁出中大校园的宿舍之后，余家一直安居于高雄市中心之北，在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再北上，在光兴路的左岸大厦。大厦在爱河之西，以左右分西东，即是左岸。长江以东的南京苏杭一带，古谓之江东，或称江左，人文荟萃；巴黎有塞纳-马恩省河，其左岸是文化蓬勃之区。文坛重镇安家于“左岸”，不亦宜乎！
余家在左岸高楼安居多年，宽敞而不豪华的大宅，因为“卷帙繁浩”过甚，乃另购新居，在原宅的下一层。新居摆设简雅，明亮素净，成为会客之厅。我从前在台湾教书的那些年，数度探访，且曾留宿。如今所见的“雅舍”，摆设与书刊比以前增多了。马英九先生曾二度来此探望余先生伉俪。他敬佩诗翁，曾购买余著《分水岭上》数百本，嘱咐各级官员阅读，藉此提高中文写作的能力。
在“左岸”的雅舍，我自然想到《雅舍小品》的作者——他私淑的恩师梁实秋先生。梁先生在1980年代不管师生关系是否构成“利益冲突”，大加称赞：“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在雅舍，我们谈诗，也诵诗。
犬子若衡受命背诵《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念到中间的“让春天从高雄登陆”，正继续朗读着“让木棉花的火把”时，戴上助听器倾听着的诗翁则温和地指出：“接下去应是‘这轰动南部的消息’。”
去年二老住院医疗，几位千金先后从外地回来探视照顾，余先生对此“情动于中”而欲形于诗，告诉我说：“正在构思一首诗，写几个女儿回来探病、探亲；将来有一天回来却是要……”跟着补充说：“不过，我会写得subtle（含蓄）一点。”余太太不想接续这话题，指着茶几上的荔枝，叫大家继续品尝。
我这个资深读者怕甜，压下食欲，却记起诗句：“七八粒冻红在白瓷盘里/东坡的三百颗无此冰凉/梵谷和塞尚无此眼福/齐璜的画意怎忍下手？”余光中有诗写荔枝：在冰箱冷冻后才饕而餮之。
17日至20日四天三夜的高雄行，和余先生和太太一共聚首三次；诗是余家事，“闲话家常”之外，共进晚餐两顿。18日晚，余家第二位千金幼珊教授也在；陈芳明教授是日从台北来高雄演讲，晚上来看诗翁伉俪，一起进餐。从高雄到台北到香港，文艺话语丰富，谈兴颇浓，几有西子湾校园和沙田校园昔日高士雅集的风采。
阅读余光中的后半场刚刚开始
○庄向阳
诗歌《乡愁》不仅入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以及新加坡等地的语文课本，还屡屡被谱成歌曲甚至苏州评弹演唱，在华人世界几乎无人不知，俨然成为余光中先生的一张名片。早在2008年，余光中就曾戏言：“（这张）名片太大了，几乎把我遮住了。”（《白玉苦瓜》新版序言）余先生最担心的“误读”，如今仍在继续。在报刊上，“余光中”与“乡愁诗人”几可互换。12月14日，余先生在台湾高雄离世，微信群里频频被转发的，全是《乡愁》。
余光中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堪称“余氏天地”的文字世界，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如果被读到被关注的只有一首诗，那将是阅读者的莫大损失。撇开《乡愁》，理解余光中所留下的文学财富，正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
记得最初读余光中是上世纪90年代，就其创作写点评论的想法也由来已久，但迟迟难以动笔，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正在于，余光中是文学世界的集大成者。余光中曾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他写作的“四度空间”；而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翻译家，也是余光中的四重身份。单单抽出四者中的任何一个身份给某一人，都已是斐然的成就，余光中却能集齐四者于一身，不知令多少局中人艳羡！在余光中身上，四者并行不悖，相互助益。诗给予他的散文以灵性，翻译给予他的诗歌以视野和异域的营养，教学和研究给予他的创作以深度，创作与翻译又给他的教学和研究以最有说服力的材料。
衡量一位诗人、作家的艺术成就有两个标尺，一是质量，二是产量。余光中的诗文流传之广，余氏粉丝之多，都是其诗歌成就之高的外在显现。单单就产量而言，余光中在当代诗坛也是罕有匹敌。据其自己统计，到1992年他创作的诗歌有700多首；到2004年，有900多首之多。最近十几年间，他仍创作不辍，加起来应该留下了逾千首诗歌。能够如此，与其丰沛的创作力密不可分。他在诗集《藕神》自序《诗艺老更醇》中写道：“我这一生，自从写诗以来，只要一连三月无诗，就自觉已非诗人。”世上不乏有天分而欠勤奋者，也不乏勤奋而无天分者，既获缪斯加持又勤写不懈者，则少之又少了，余光中无疑属于后者。
“艺术的多妻主义者”，是余光中给自己贴的标签，这也是他终生孜孜的追求。在余光中这里，“多妻主义”追求的不光是数量之多，更是题材之广泛、视野之宏阔、境界之高远。余光中由诗歌开启文学创作，诗歌写作最先竖起的又是古典的旗帜。余光中的古典当然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他的诗作形式整齐、纯净明晰。余光中尤其认为，诗当可以诵读，可以配曲而歌唱，这才是属于诗的使命，《民歌》《春天，遂想起》《招魂的短笛》都是此类诗篇。但是，余光中还有很多诗篇，比如《白玉苦瓜》，更适宜安静地细品。再到后来，他“把中国的古风与西方的无韵体融为一体，从头到尾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就有了《黄河》这样气势非凡的篇章。
当然，对于余光中而言，他的首要身份还是诗人。他的诗作明晰甚至近乎浅易，他所要表达的，读者似乎都能感受得到，这样的诗作为何能成为好诗？他的诗集又为何能列入“台湾文学经典三十”？在笔者看来，首先可能要归功于诗人奇特、大胆、卓越的想象。
半个世纪前，余光中就写下了著名的《当我死时》。诗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正值壮年，谁能够想象自己死时葬身何处？是一处青山，还是几棵绿树？作者选择的安葬之处竟然是“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整张大陆”，这样的心胸和气度，恐怕只能在优秀诗人的笔下寻得到。躺下，并非安息，而是听到了起自长江、黄河的“两管永生的音乐”。
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价值在于创造，在于创造出前人未曾表达的意象、境界。创造来自于想象力，欠缺想象的诗歌是不可想象的。余光中作品的突出特征就是充满了奇绝的想象，哪怕是一首小诗，意象跨度之大，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之远，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余光中，曾经拥有一颗敏锐的心灵，少年时代他应是多面地向外部世界探索，但是语言上的禀赋使得他的探索最终朝向了文学的天地，把生命的种种经验“形成了文学的正果”，实现了诗的意义。
“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梁实秋的这番话，是对余光中散文成就的最高评价。要知道，梁实秋才是现代散文大家，他的《雅舍小品》系列散文开创了白话散文的新境。将梁实秋与余光中的散文并排摊在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相承的文脉。余光中与梁实秋在散文上的共同特征之一就在于修辞的密度。这种对修辞的密集运用，显现了语言的高度自觉。
笔者对余光中的诗，严苛地说，谈不上首首爱不释手，有些小诗，写的是小景小感，读过也就过去了；可是若说是余光中的散文，却是无一不喜欢，有的篇章拿在手边，读了三遍五遍，仍是意犹未尽。近期读了最多遍的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铁轨有多长？几乎无限长。单单这个题目，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章写的是作者始于少年时代乘坐火车的经历，如果取名“乘火车记”，无异于白开水；如果改成“铁轨的记忆”，就有点意味了；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为题，是比喻，又是双关，则是上佳的文题了。
比喻，在余光中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比如写列车穿越山洞的情形：“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一个“山岳的盲肠”，写出了山洞的长而幽黑；而“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一个“吐”字，则写出了光明的骤然复现。这般的描写，形象而精简，令人印象深刻。是否善于运用比喻，是衡量作家艺术想象力的一把标尺，作家王鼎钧就说：“作家应该是‘擅长使用比喻’的人，大作家往往是‘创造比喻’的人。”若非长期对诗艺的磨练，余光中怎么会有那么多又那么形象的比喻？
余光中善于用典，也是他与梁实秋散文的共同特点。拿火车与飞机作比较，文中写道：“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并不耐看。”还有，“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踹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从月台想到“长亭”，既是比喻，又是用典，如果不是具有卓越的想象力是无法实现这种思维跨越的，如果不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稔为基础则无法有这种思维的跨越。
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一文中，余光中密集地使用了比喻、对比、排比，以及用典等修辞手法。任意抽出一段细数，都能找到至少三处或者五处的修辞手法。修辞手法的密集运用，既节省笔墨，又能开拓出语言的新境。修辞不是炫技，而是更高层次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辞是实现精彩的表达，写出优秀篇章的必经之路。
此外，修辞还能反映作家的不同思维特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修辞偏好。善用比喻显示了丰沛的想象力；善用对比显示了思维的全面性，总是善于看到事物的两面；排比是思维丰富性的另一种显现。正是通过修辞的运用，彰显了不同的写作风格。而余光中先生，却是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法。 余光中说：“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又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 （散文《前贤与旧友》）如何把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当然就是修辞。
余先生虽已离去，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多样、多变、多元的作品。阅读余光中的前半场虽然已随他的离去响起了哨声，但阅读余氏作品却不会结束，后半场值得无限地延长，像铁轨一样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