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华语圈中的战争叙事里往往只有英雄和鬼子，或者英雄和恶棍，没有人。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都快忘记了战争是人打的 。事实上，无论敌我，军人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些情绪，有些尊严，有些骄傲，还有很多爱和牵挂。 2015年台湾出品的两部影像作品——纪录片《冲天》和电视剧《一把青》——真不落窠臼，让我们在战争中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战争，而不是关于战争的神话。
《冲天》讲述的历史从国民党空军建军到抗战结束。《一把青》接着线头讲述空军从内战到撤退至台湾的历程。“活生生千万个悲剧，换几行史册的注记”几乎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两部作品偏反其道而行之，从单薄的历史注记里重新爬梳出国军空军士兵“对飞行的热爱，对天空的憧憬，还有那些国仇家恨，儿女情长”。看《冲天》既让人扼腕，也让人热血沸腾，而看《一把青》就像被一点一点地掏空一样，最后哭不出来，也无力动弹。抗战时，空军的英勇和悲壮像镶在战争隆隆烽烟上的金边，而内战中，同样的一群人失却了英勇、悲壮，面对自己的河山，自己的人民，只看见战争的扭曲和狰狞，而这样的战争又像一面让人无处可逃的镜子，逼他们直视自己的挣扎甚至癫狂。
《冲天》和《一把青》都讲述着战争的残酷，然而二者的对照更彰显出一个极为深刻的道德洞见：即便在非常残酷的战争中，战争目的的正义（jus ad bellum，《联合国宪章》中承认的正义战争只有自卫战和由联合国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和战争手段的正义(jus in bello，主要要求有禁止故意攻击平民，禁止对战俘施加暴力或采取报复行动，所有伤病员应得到照顾和保护 等；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日内瓦公约》中)仍为人性的底线，为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天然道德情感提供至关重要的保护。
一、“死亡训练营”
九·一八事变以后，为应对日本即将全面展开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1932年在杭州笕桥（今杭州江干区笕桥镇）成立了一所培养空军飞行员的学校，即“中央航空学校”（下称“航校”）。这里几乎是一处“死亡集训营”，而且这不是秘密。每一个学员走近校门就会看见这样的碑文：“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所挂的横幅则写着：“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是的，对他们而言，死来的很快很快。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与敌人搏击长空时中弹坠机而亡。
有的则还没有冲天就抱憾九泉。被誉为“空军战神”的高志航，二十年代在法国学习驾驶飞机，回国后在航校担任教官，培养了第一代中国飞行员。他在中日开战仅三个月中就打下了数架日军飞机，升任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战机。接收战机后，根据命令，他率战机群飞至周家口（今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因天气恶劣，留在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就被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阵亡时，他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他们甚至还可能死于种种阴差阳错。当时的空军“四大金刚”之一刘粹刚（航校第二期学员）开战三个月中打下7架日军飞机。他不仅是赫赫有名的飞将军，还是一个铁鸟痴汉，追求许希麟女士时没事就开着飞机在对方屋顶低飞盘旋，靠着做飞行特技最先感动了未来丈母娘。
1937年10月25日，刘粹刚奉命率3架飞机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26日，他带2架僚机从江苏溧水机场起飞，到达洛阳加油。当时天气很差，他仍然坚持起飞，当晚8时飞到娘子关附近，但未能和八路军取得陆空联络，决定飞回洛阳。在返回途中，三架飞机油量耗尽。刘粹刚发信号弹帮助两位僚机驾驶员跳伞，自己坚持驾机迫降。当时国军只有不到300架飞机，毁一架少一架；如果飞行员跳伞，飞机几乎一定毁损，但如果成功迫降，却可能人机双全。但在迫降过程中，他撞上高平（今山西高平市）县城的魁星楼，当场死亡。年仅24岁，与许希麟新婚一年。
他们的死或许经历了好些曲折纠葛，希望与绝望交替。1938年4月29日，日本派54架飞机空袭陪都武汉。伤未痊愈的陈怀民（航校第五期学员）顶替当天生病的战友迎敌。当时一架由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日机紧咬着他的座机。在空中搏击中，他中弹了，而且油箱着火。他没有死，反而调转机身，冲向敌机，两机相撞。这致命的撞击中，他再次逃过一死：在飞机坠毁的过程中，他成功跳伞。然而，他降落在长江上，掉进了水里。几番挣扎，最终因为旧伤、新伤和降落伞缠身，未能脱离险境。年仅22岁。
《冲天》中不断出现的死亡通知邮包，《一把青》里反复重现的烧纸钱场面、遗眷的嚎啕、飞行员的黑箱（里面装着他们简单的人生，比如他们的小物品和各种证件等）都在提醒人们，这些国军飞行员的死来得好频繁，好突然。很多人的死因甚至让人难以想象。然而，最先与这一事实达成和解的也正是他们自己。
刘粹刚遇难前不久给妻子许希麟的信中写道：“假如我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那是尽了我的天职……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另一位飞行员张大飞（航校十二期学员）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从未尝过……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死亡对他们而言是一瞬间，但他们的死往往带给生者难以弥合的伤痛，将遗眷、孤儿扔进无情命运的潮涌。对待战争的这一侧面，《冲天》和 《一把青》之间好像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吊诡。
一方面，作为电视剧的《一把青》把守着深沉的现实主义。丈夫死后，遗眷要么留在眷村的保护伞下，接受 “交接”，在部队安排下嫁给另一位军人，过上“你不情我不愿”的夫妻生活；要么走出眷村的保护伞，独自面对那时代女性无法逃脱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而毫无意外，她们逃不了女性出走的宿命——卖身。
另一方面，作为纪录片的《冲天》却娓娓道来现实中的女人们切身活出的理想主义。 刘粹刚的遗眷许希麟在接到他的死讯后写道：“粹刚，你固是求仁得仁，尽了军人的天职。可是我，正日月茫茫，又不知若何度此年华……你平日常说，将来年老退休后决以余力办学。如今你已尽了最后心力，我决定继你遗志，先从基本教育着手，把你英武不屈的精神灌输于未来的青年。”1937年底，许希麟于昆明创办粹刚小学。
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在与陈怀民的空中搏击中死亡。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刚寄给他的一封信和照片。
宪一君：
不知怎的老是放心不下，想接到你的来信...我甚至有时想到不做飞行员的妻子才好，做了飞行员的妻子，总是过孤凄的日子。所以我时而快乐，时而悲痛，内心深处尽是在哀泣着！有时一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无辜牺牲……而你还健在的事，固能自己安慰自己，不过过了三四天，依然心灰意冷了！……家里人无限挂念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并不是荣誉的事，我祈求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职责！看护孩子的保姆，她每天替孩子洗过澡以后，就很关心的把他们放进温暖的被窝里去，孩子总是睡得很熟。这两个孩子，每天都在大笑中过日子...
美惠子四月十九日
前一天看着哥哥陈怀民走出家门的陈难事后读到美慧子的信。这位二十岁的女子竟提笔给敌国的那位二十岁女子回了信：高桥夫人美惠子女士:
……我失去胞兄的心情，使我设身处地的（地）想到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竞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 我的母亲，只有伤感地凝望者漫不经心的江水和惨淡月色，让惨痛的回忆敲打她年老将断的心弦。然而青春多情的你，片片樱花也会引动相思。你也许能够从悲惨的遭遇中，想想人类的命运吧！怀民哥坚强毅地猛撞高桥的飞机，和高桥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很。他们只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常常思念到你。想到你的整天在笑声中生活的两个孩子，和你此后残缺凄凉的生涯，我恨不能立刻到贵国去亲自见到你，和你共度友爱的生活。我决不会因为你们国内的军阀对我们的侵略而仇很你。我深深了解你们被那疯狂的军阀压迫的痛苦……我还得告诉你，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这意义和贵国不同。如果贵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没有一人会屈服……
陈难书于1938年5月31（这封信当时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之后陈难多方寻找美惠子， 终于在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找到了她。——作者注）
二、战争中的良心债
对自己的死，飞行员们很可能看得比谁都淡，因为他们深知“每一次起飞都有可能是永别，每一次降落都应该感谢上苍”。让他们更难释怀的是他们亲眼所见，甚至亲手造成的别人的死。航校第十二期学员张大飞在给女友齐邦媛的一封信里这样写他的一次“胜利”：“前两天升空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忽然出现一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轻轻楚楚地看见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道如果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我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
对普通人而言，“不可杀人”是最深的一条道德律令。军人也曾经是普通人，许多军人上了战场仍然无法克服这重道德律令。根据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S.L.A. Marshall，1900—1977）的研究，二战中战斗在前线的美国士兵中，有75％的人从未向敌人开过枪，即便他们正面临威胁。似乎他们对杀人的恐惧更胜于对自己被杀的恐惧。对良心健全的人而言，杀人总好像同时杀掉自己的人性。张大飞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日本飞行员满是恐惧的脸，代表着军人们普遍背负的良心债，即便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有关二战中从未向敌人开枪的美军士兵比例的数据，参见马歇尔著：Men Against Fire: 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1947年初版；该数据后来遭到质疑，但二战中不少美军士兵因为道德顾虑而不敢开枪，这一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作者注）
如果杀死敌人的良心债还可以通过诉诸战争目的的正义来加以缓解，另一种债或许更难排遣：与自己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身陷绝境时，自己却无能为力。
1944年6月，美国士兵比尔·伊万（Bill Evan） 与同村好友弗雷德里克·琼斯（Frederick Jones）同在诺曼底登陆，他们在行进至一处法国村庄时遭遇德军袭击，被炸弹炸得四处飞散的树枝戳破了琼斯的脸。 五十多年后，比尔在一部纪录片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琼斯一直在尖叫……我能看到的只是他脸上的肉被撕开，脸颊骨暴露出来，血一直往外喷……我拿出我的随身绷带，绕着他的脸缠了三圈，这时听到长官大喊：“伊万,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把他留给医疗队……撤，快撤……”我把他留在了那儿……直到前几年， 我才知道，琼斯那天死了，流血至死……” （参见World War II: The Last Heroes， 1 Season, Episode 2。——作者注）
说道此时，比尔满是皱纹的脸颊红了，嘴唇颤抖着，眼里都是泪：“我感到内疚，我不够聪明……我所做的对他毫无帮助……”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让比尔在五十多年后仍无法释怀，而亲手杀死战友的经历更让《一把青》中的飞行员郭畛几乎完全崩溃。日军挑衅，他带着两架僚机迎敌，陷入日军机群包围。一架僚机中弹后空中解体。另一架僚机坠机，飞行员张之初无法离开机舱，飞机起火，即将被活活烧死。张之初通过无线电向郭畛求救，求郭畛在空中击毙他，让他免于更长、更剧烈的痛苦。郭畛痛哭着飞了回去，将最后的一排子弹用在了张之初身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郭畛不敢去空军陵墓探望死去的战友。
江伟成（《一把青》中十一大队大队长）爱惜他精湛的飞行技能，为了他的前途，让他隐藏这段误入敌人圈套、损失整个分队、亲手杀死战友的经历，可是郭畛包不住，他必须说出来，甚至喊出来，必须让天下人都知道，好像唯有这样他才能获得前往张之初的墓地敬拜的资格，同时也获得重新飞向天空的内心宁静。
无论怎样，杀死敌人，目睹战友死亡，甚至亲手送战友上路……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或至少不是错的。因此比尔会说：“我感到愧疚，但不是说我责怪自己。”也因此，郭畛会因朱青（郭畛的恋人）的话“我觉得你飞回去是勇气”而倍感安慰。
与这一切相比，还有一种死亡和杀戮似乎永远不可能是对的：在战争中杀害平民。
根据国际战争法，在战争中，军队应公开持有武器，明确标示自己；攻击的目标只能是对方军队；在任何时候应尽量避免伤害未参与战争的平民。《一把青》中讲述空军在内战中横扫杀害村民的那段是最让人揪心的。上级命令他们出任务，他们推三拣四，找各种理由逃避。长官怒责他们：“你们不是战斗机，不是轰炸机，你们是什么机！”郭畛回答说：“我们是簸箕，专门扫村子的！”一语道尽他们的憋屈。
即便有形势逼迫，即便有军令如山，他们还是逃不脱良心的谴责，杀害无辜成了让他们无法超度的魔咒。 一次扫村行动后，看着妇女、孩子的尸体，江伟成哽噎地说：“我们会招报应的。”郭畛捡起小女孩死前玩着的竹编的昆虫，说：“已经招报应了；朱青来信说孩子没了。”……他把那只竹编昆虫带回了军营，放在自己的床前，常拿出来把玩，想着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似乎唯有这种以命换命的解释能带给他些许安慰。在内战即将结束之际，这个抗日七年、试图与日本飞机同归于尽而不得的热血青年死在了东北战场，飞机残骸上挂着“人民的战犯”的横幅，透尽命运的荒谬悲凉。
三、战后综合症
对军人而言，与他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相比，活下去不一定就好多少。战争来临的时候，对军人和他们的眷属而言，往往便是分离的时候，因为战场在前线，而家最好在后方。这种分离开启了两个平行世界：一个世界里的人们要不断面对死亡和伤残，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每天要算计柴米油盐。飞行员像天上的风筝，在腥风血雨里穿行，而家人对他的牵挂就是系在风筝上的线，成为他们与另一个世界唯一的关联。
张大飞在日记里说：“这八年来，她（齐邦媛）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而在东北战场上的江伟成、邵志坚（在《一把青》中，先担任空军十一大队副队长，后升任队长）和郭畛围在一块拆从南京寄来的家书那一刻，是战争阴暗底色下几场为数不多的温馨场面之一。但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铺展开来，那根拴在风筝上的细线怎能阻止这两个平行世界渐行渐远？
郭畛是一位像刘粹刚一样的铁鸟痴汉，新婚就离家，每天把妻子朱青的照片拿在手里，揣在袋里，却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都不记得我太太长什么样子了。”这种疏离不仅是时间、空间的疏离，根底里是军旅生涯与太平日子的疏离。对那些时时游走在生死悬命之间的亡命之徒而言，爱人、孩子似乎都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价值，就好像你只是“知道”她们很重要，但那种“重要”没有体温、没有气息，更像一个符号。正因为如此，郭畛想不起他和朱青的婚姻生活，而只记得她还是学生时的样子。军人其实处在一种非常贫乏的生存状态下，因为在长期命悬一线的生存状态下，他们根本腾不出更多的心理空间给那些原本可以让生命饱满丰盛的东西。
战争结束时，这两个平行宇宙霎那间合二为一。空军一下从天上回到人间，这不应该是最美好的团圆吗？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战火和军旅塑造了军人独特的性格、能力和生活方式。这些为战场量身裁定的能力和品质在太平生活中却往往没有施展空间，甚至与普通的市民生活格格不入。当过空军教官、做过飞行大队队长的江伟成飞行技术一流，打仗时英勇果断，但离开了飞机和战场，他却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人。飞机似乎早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灵活有力、给他整个人精气神的那一部分。离开飞机，他犹如失了魂魄手足。这不是江伟成的个人问题，而是军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退伍后回到市民社会中，他们能干什么？美国处理退伍军人问题的政策经验和统计数据表明，如果缺乏社会和政府有效的系统支持，退伍军人的失业率往往高于普通人群。
不仅他们的职业技能在市民社会中全无用武之地，对这些侥幸生还的人而言，残酷的战争往往并没有真正过去。 江伟成从东北回来以后，怕见小孩，因为自己炸死了太多孩子。他常常梦回战场，听见战友的呼救、看见他们惨死。他的记忆慢慢衰退，有时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妻子。《一把青》中对江伟成战后精神状况的刻画，可以看做该作品对现代医学中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艺术表达。PTSD在从战场回来的军人中普遍存在。
美国退伍军人查理·格里哈尔瓦（Charlie Grijalva）曾在阿富汗服役18个月，在伊拉克服役一年。他在军中就被诊断出有PTSD，长期受抑郁症困扰。退役之后，他与妻子格洛丽亚（Gloria）生活在加州。他们有一个两三岁大的男孩和一个还在格洛丽亚肚子里的婴儿 。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的种种问题，查理的PTSD未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2014年圣诞节快到了，他坚持要给孩子一个奇妙的圣诞节，让屋子里充满了圣诞音乐，孩子装点圣诞树，喝着热巧克力。
格洛丽亚说：“虽然那时他自己饱受抑郁症折磨，但他仍希望孩子能有这样的圣诞节”，像他小时候那样过的无忧无虑的圣诞节。然而就在圣诞逼近的几天前，查理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我爱你！”几小时后，格洛丽亚发现自己的丈夫上吊自杀。
2014年，美国每天平均有20个退伍军人自杀。对带着种种身体和精神创伤回到市民社会中的军人而言，爱情、亲情就像正常生活系在他们身上的丝线，单薄而脆弱。
四、国家如何善待卫国军魂
退伍军人自杀不是他们不负责任，也不是亲人的爱还不够温暖深沉。把一个有血有肉、会痛、会怕的普通人变成一个面对枪林弹雨不是不假思索地往后逃，而是不顾生死地往前冲的军人，是一次脱胎换骨。而把一个面对枪林弹雨不顾生死往前冲的军人再变成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每月记得缴电费的普通人，又是一次脱胎换骨。如果一个国家只愿把资源和功夫花在军人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上，而把他们的第二次脱胎换骨扔给他们自己，扔给他们的家人，这样的国家凭什么要求人民从军为它牺牲？
《一把青》中的江伟成没有接受过给退伍军人的医疗服务，反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遭遇了更多的凌辱。这部台湾电视剧是真诚的，它把国家对军人的亏欠演到了让人痛得锥心刺骨的地步。
这两部影像作品所呈现的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空军，也是所有卷入战争的军人，他们的荣誉、痛苦和在看似义无反顾的壮举背后令人窒息的无奈。普通的我们没有权力让战争停下来，但如果成千上万的我们都对军人充满同情和珍惜，拒绝把他们作为扩张野心、权力争夺和发泄仇恨的工具，我们就更可能会拥有审慎用兵的政府。
我不认同任何情况下都打不还手的绝对和平主义，因为有时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或维护正义。而且，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只打正义的战争，其实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每个打正义战争的国家都能按正义的方式打仗， 军人就不至于忠义不能两全。
但是，只有每个按正义的方式打完正义战争的国家都能善待它的军人，这个世界才配得上他们用生命、鲜血和原本可能非常幸福的人生所换来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