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在与丈夫贾琏的互动中，王熙凤占尽优势，致使在家庭的权力格局中，贾琏几乎成了微不足道的配角。然而，王熙凤的强势只是阶段性的，并没有也不可能持久，甚至，她的这种强势，在那样一个年代，由于缺少了制度性支持，同样是虚幻的。
第44回，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被凤姐当场捉住：凤姐听了，气得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又把平儿打几下，打得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
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一向精明的凤姐把事件的整个责任不公平地归责于鲍二家的，并把怒气撒在平儿身上，而对于贾琏，她竟没有丝毫指责、更没有责打。依据凤姐霸气的性格，她对丈夫贾琏应该有更激烈的方式才对啊！那么，为什么凤姐打了奴才鲍二家的，打了自己心腹丫头平儿，而竟丝毫没有指责、撕打丈夫贾琏呢？究其原因，传统社会里，“夫为妻纲，断没有夫反从妻，服妻管教的道理，犹之尊长有罪，卑幼不但没有责打的权力，就是加以指责也是逾分的行为”。
按照《大清律例》：“凡妻殴夫者，但殴即坐。杖一百，夫愿离者，听；须夫自告乃坐。至折伤以上，各验其伤之轻重，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先行审问夫妇，如愿意离异者，断罪离异；不愿离异者，验所伤应坐之罪收赎，仍听完聚；至死者，绞监候；故杀亦绞。若夫诬告妻及妻诬告妾，亦减诬罪三等。”
由这则律例，我们知晓，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妻子殴打丈夫，不管有伤还是无伤，但殴即成立殴罪，都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丈夫还可以因此休妻，解除两人的婚姻关系。相反，丈夫殴打妻子，只有造成伤残，法律才予以追究。且以妻子的主动告发为司法介入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是折伤便无法律上的责任，假如妻柔顺不愿告官的话便是折伤也不要紧”。由此，凤姐可以打平儿，可以打鲍二家的，这些都没什么，不会引发任何的法律责任，然而，如果她指责，甚至打了丈夫贾琏，在法律层面上，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并面临被逐出贾府、离婚的境遇。
那么，贾母是如何评价“贾琏通奸”这件事情的呢？当王熙凤失魂落魄地来求助贾母时，贾母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
贾琏通奸，在贾母眼里，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一样，无足轻重，按照她的说法，这样的事情，每个女性都会遇到，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假设，有奸情的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大清律例》规定：“凡妻、妾与人通奸，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和奸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刑。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
由此条获知，通奸，在男人而言，纯粹只是一场游戏；在女人而言，就是杀身之罪。在这样不平等的制度面前，除了隐忍地吞下这枚生涩的苦果，凤姐又能如何？
第68回，尤二姐事件爆发。与之前的通奸不同，在行为性质上讲，贾琏这一次是“包二奶”。在去见尤二姐的时候，凤姐的穿戴是这样的：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
按照一般的逻辑，合法的妻子去见非法的“小三”，差不多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穿着上尽可能地要光鲜亮丽一些，防止自己的外表成为对方嘲笑的对象。然而，凤姐并非如此，她刻意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甚至连饰品都是白色的。之所以如此打扮，她意在提醒尤二姐，在国孝、家孝期间同贾琏结合的违法性和背德性。这次，王熙凤巧妙地利用法律，使自己处于道德和身份制高点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即便如此，面对尤二姐，凤姐并没有像“通奸事件”中那样，抓住对方大喊大叫、撕扯厮打，相反，凤姐刻意低调，一再恳请尤二姐搬进大观园：“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谏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似亲妹，和比骨肉……若姐姐不随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服侍姐姐梳头洗面。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
王熙凤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制度并没有给她强势作为的空间。如果和尤二姐厮打在一起，那么，她就会给人以“妒”的口实。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妻子本身无子而又妒悍不许丈夫纳妾，这是一件性质恶劣的事情，且构成丈夫休妻的理由。丈夫私娶，作为妻子的凤姐一定要表现得宽容、大度，才符合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标准。与之相应地，在骗尤二姐进大观园的同时，凤姐还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场官司。她通过来旺指使张华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杖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令张华只管去闹。应该讲，凤姐罗列的这些罪名基本上都是成立的。可问题是，为什么她暗中指使张华去告，而自己不去提起诉讼呢？聪明的凤姐应该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授人以柄，会留下隐患。究其原因，这同样是无奈之举。
就女性的诉讼地位，《大清律例》规定：“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意思很明显，法律否定妻子对丈夫的诉权。如果妻子状告自己的丈夫或丈夫的长辈，就要承担“杖一百，徒三年”的法律责任。即便不考虑家族、家庭的和谐，个人的名声，仅考虑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凤姐还敢做什么呢？
“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红楼女儿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不公正的法律制度造成的。这样的制度，使夫妻之间的权力资源失衡，从而助长了丈夫的残暴，极易使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