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劭
送白菜的知青刘丽明，12年后考进新华日报也成为一名编辑。上周，王老把收藏了44年、刘丽明在新华日报发表的处女作《在路上》的手稿交还给了她。
《新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推出著名专栏《画戏·话戏》。
总编辑樊发源曾用尺量过王老桌上来稿的高度。
〚编者的话〛 纪念新华日报创刊80周年“我与新华日报征文”启动后，稿件如雪片般飞来，投稿者除了读者、作者、通讯员，更有许多老报人。他们，视工作为生命的意义，视奉献为最高的道德，视报社为精神的归宿，于无声处，打造了新华日报的品牌、品格与风骨，铸就了新华日报的传统、文化与理想。今天，我们选登高级编辑、在本报副刊工作40年的王劭的回忆文章，这是新华前辈感人至深的一帧小影，也是新华日报副刊跟随时代不断创新的见证。
在新华日报工作了40年，时日不算短，而且一直坐在副刊编辑位子上，总有些记忆吧！但是，有些是不值得记忆的记忆，有些是残缺的记忆，把剩下的再作些简和略，长话短说。
一辆除了铃响哪儿都不响的自行车
在部队10年。我于1958年夏从北京转业来到南京。
因爱好文学艺术，到南京见到接待站的同志，便提出到报纸或刊物文学部门的愿望。那位接待站的女同志很好，给我联系了新华日报。
和我谈话的是文教组组长。一问一答，时间很短，最后说了一句：还有什么别的材料吗？拿来看看。第二天我送去了我写的散文，隔了两天，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报社要你去报到。
到报社后，分配我做副刊编辑。
这是我那四十年的头一天。
此前，我爱人已由中央纺织工业部转到江苏省行政干校，并在学校里分到了宿舍。组里领导知道那地方离报社很远，便把一辆自行车交给我，作上下班用，平时公用。
那辆自行车，实在破旧。侯宝林有个相声，说一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响。这辆自行车反了过来，除了铃响哪儿都不响——光秃秃的，没法响。好在报社有修车的，不论哪个零部件坏了都可以换，就是没有整车。
这车子骑起来十分费力，雨雪天更让人头疼。从新街口的报社到宿舍，向北先过鼓楼，斜插西北，上了北京西路走到头，然后拐上一条小路。小路乱石掺了泥土，坑坑洼洼，弯曲狭窄，还有坡度，上下坡均须推着车子。那里已是城郊，两旁种了庄稼，夏天茂密的玉米林夹道，晚上没有路灯，黑乎乎一片。
在单位看稿常常要到晚上11点，推着自行车回家，学校的大铁门已经关上。初与学校商量，晚上请传达员开锁开门。但总把人家喊醒给我开门，我又不是该校的人，歉疚积累下来实在沉重。我与家人向校方提议，传达员每晚锁上铁门后把钥匙放在传达室外窗台上，我爬铁门进来开锁开门，把自行车推进来，再负责把门关好锁上。之后，我每晚照此办理。这铁门爬起来并不容易，爬第一个横档时小心翼翼，一只脚蹬在自行车座上，爬向更高一档时，要引体向上，翻过无档的铁篱笆。下来时仍须小心翼翼，不能咚地一声跳下，以免惊动已经入睡的传达员。那时年轻不觉得苦，倒因不必再麻烦人家而心里轻松。
由于下班迟，睡得晚，第二天起床后来不及在家吃早饭，赶紧出门，推着自行车走到小路与大路接头处的早点摊前，买一块大饼一根油条卷上，迈腿上车，骑行中解决“民以食为天”，然后便是饭后一支烟。后来得了萎缩性胃炎，切下一大块胃，大约与此有关。
这种赶路法，熟悉了，便可测算出，吃早饭占骑车时间三分之二，抽支烟占三分之一，二者相加正好来到报社大门前。
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很苦。一天，一位部队作者来报社找我，谈起军区的写作情况，说军区宣传部门调来一些作者，帮助老干部写在江苏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回忆录。得知这一信息，我十分高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痛击日寇的事迹，是最好的教材，定能给广大群众以启迪，振奋精神，克服暂时的困难。第二天我就带着介绍信去军区宣传部，他们很热情，商定在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其中有刘飞的《阳澄湖畔》，1961年7月发表，京剧《沙家浜》即据此本事。此外大约还有八九篇，成为一个系列。
另有我约的吴强的回忆录《我为什么写》，引来了丁秋生的《草地往事》、钱钧的《黄老领我宣誓入党》、杨献珍的《草岚风雨序》、严光的《回忆朱家岗战斗》。
《新潮》的诞生与马得的《画戏·话戏》
文革期间，领导决定，原来的《新华副刊》改名为《工农兵文艺》，零零碎碎出了若干期。文革一结束，我想应该改刊名。一者，其名因适于文革而定，文革后应面貌一新；二者，此名似有排挤其他人群的意味。取什么名呢？各地报纸副刊及杂志多借用当地有特色的事物的名字。本省原有杂志《雨花》，文革后复刊开会，我参加了，在会上他们宣布仍用旧名。所幸还有座钟山，本身巍峨，又闻名全国甚至海外，于是提议改为《钟山》。谁知此名用了一段时间，本省创办一大型文学刊物，也取名《钟山》。虽然我先他后，但哪好纷争，改吧。江苏地跨长江，长江曾被称扬子江，经我提议，改成《扬子江》。约略过了两三年，又生枝节。有人告诉我，被称作扬子江的只有一段，其流域不为江苏独有。我一惊，这话对，怎能霸占那么长的江，只好改。
当时，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全国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势若春潮。联想到五四时期，稍后于《新青年》，北大几位学生创办了刊物《新潮》。该杂志一出世便很有生气，俨然《新青年》的承绪者。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此二字作副刊名以显示这新的浪潮呢！我提出后，领导同意。至于字体，用鲁迅的字不很好么。我知道曾出版一册宣纸本鲁迅手稿，便到报社资料室找到此书，选出“新”和“潮”两个字，复印后制成两三块字体大小不同的铅版，以适合版面需要。后因要稍作变化，又有了印刷体的方块字。《新潮》诞生了！
刊名的变换很费了一番周折，刊中专栏的变动，则为内容所需，这里列举两个专栏。
一是《故乡情》。
总的说来，从副刊走出许多有成就的作者、作家，有的全国知名，成为本省文化界的骨干，副刊的稿件多出自他们之手，增色不少。但是，若要内容更丰富涉及面更广泛，需要外地作者助力。可是开头难，只能多作联系。想起常年在外地居住、类似外地人的江苏籍文学艺术家，多是名家，知识广博，阅历丰富，文笔也好，何不请他们写。他们乡情未泯，即使年老体弱，一经相约，也会拿起笔来，叙思乡之情，于是推出《故乡情》专栏。
他们中有不少人住在北京，必须亲自登门相访。可是，何人现属何单位、家在何处，一无所知。我记起在北京部队同一部门工作的战友，他的儿子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工作，也许可以帮忙。果然，电话一通，难题解决，很快收到一本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名册，上面注有原籍、在京住址、电话号码。我立刻赴京奔忙，暂时不在家的，则给他留下约稿信。住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去信约稿。这样，收获了近20篇，包括杨乐、菡子、潘荻、骆文、戈扬、涂克、骆玉笙、严辰、戈宝权、汪曾祺、赵青、陈学昭、凤子、逯斐、叶至善等。
特别要提到骆玉笙老太太。她是京韵大鼓名家，过去的影响不说，单说她以强烈高亢和低回宛转的大鼓声腔，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演唱的主题曲，十分感人，广受称赞。这位高龄老人收到约稿信后，迅速写了稿子寄来，题目是《南京——我艺术的摇篮》，述说了当年艺人的生活，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怀念。
另一专栏《画戏·话戏》。
这是马得的作品。
他的戏剧人物画，风格独特，声名远扬，很为人们所喜爱。新凤霞说，看马得的画，好像听到了锣鼓点子。马得为人宽厚，睿智，作画刻苦。我和他相知多年，他夫妻调离报社到出版社后，我有时到他家畅叙。他话不多，会突然来上几句，有见地，语言生动。一次，谈笑间我冒出一个想法：可否以其画与文合成一个专栏呢？我一提出，马得夫妇欣然赞同。当即议出专栏名“画戏·话戏”。我补充说，文不能长，以四百字为限，有所提示也应点到为止。并商定，他若外出，要计算好日期留下画与文，我开玩笑说，这是买路钱。此专栏经领导同意后，正式推出。刚出了几期就大受欢迎。有读者来信说喜爱这个专栏，每次都剪下贴在本子上。有位读者来信提了个要求，说他公干出去几天，登载这个专栏的报纸找不到了，希望补寄给他。有的建议此专栏出齐后出书，有的写文赞许。当时的总编辑金靖中要我剪贴一册，打算以后印刷成书。
大约过了两年多，马得的夫人、画家陈汝勤来电话，说省美术出版社要出书，让我写一文介绍。我当然高兴，依嘱写了，成为《画戏·话戏》一书的前言。
此书印得很精致。马得去香港开画展带去一些，很快卖完。后来又印刷了第二次第三次。马得寄赠一些人，他把回信摘要复印了给我，现在照记如下。华君武：“画戏又话戏，足下一人耳。人物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令我叹服。”毕克官：“样式使我精神一振，很别致。”黄裳：“书名取得好，内容图文并茂，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少见的美术书品。”姜德明：“书名亦好，颇有意趣。”
后来马得说，此书是我“帮他挖出来的”。
来稿必看！40年从稿件中“挖”宝贝
马得说“挖”，我确实“挖”了40年，从众多来稿中“挖”宝贝。
文革前，一天中午，我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上班时间一到我醒来，本组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老樊（总编辑樊发源）来过，用尺子量你桌上的一摞稿子。我笑了，那是未看的稿子，是办好副刊的源泉。
从当编辑起，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来稿必看。虽然常感时间不够，也不丢弃。作者写文章不易，甚至是呕心沥血，即使未达到发表水平，其努力却是真实的，决不能无视他人的劳动。如果一篇中只有部分写得不错，我也会写信指出其优长及欠缺。更何况有的作者起点就高呢。
著名作家黄蓓佳，最早寄来一篇小说《他们又长大了》，写几个孩子为小鸡治病，童心可爱，有真实感，编发了，不惜版面，还由美术组画了插图。她去北京上大学前来向我道别，才见了面。后来，她在一次会上说：“王老师是我们父女两代的编辑，那小说是我父亲建议我寄给王老师的。如果那篇稿子没发表，也许我不会走文学之路。上大学后，学校要求学生成为研究人员，而不是培养作家。由于惰性，又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稿子，想起王老师，又寄去，又用了。这两次都是关键时刻。王老师给了我命运的启示。”她言重了，其实是她自己找准了路，我只是尽了编辑的职责。我问了她父亲的名字，才恍然大悟：我编发过她父亲的散文，写得很好，但未曾交流过片言只字。
那时，只要能抽出几天时间，便下去走走，熟悉作者，谈谈写作中的问题。一次去苏北一矿区，趁机下了矿井。那是个钢铁掌子面——煤层厚不足一米，以钢铁作支架，故名。进入后，矿工只能侧身躺着，手持风镐采煤，再加上煤灰弥漫，十分辛苦。上井后，和他们同在24小时供餐的大食堂里吃饭。他们边吃边大笑着谈生活谈生产。虽然不同桌，我听着看着，十分欣赏，记在心里。后来从每天几十份的来稿中发现了在煤矿工作的周梅森的稿子《家庭新话》。看过后，心中冒出一句：它传递了矿山的爽朗。《家庭新话》中，人物开朗、生动，洋溢着矿工的大气，且有当地习俗的印迹，让我记起我下井的经历，当即给周梅森写信，告诉他准备刊用。周梅森曾说：“我的处女作是在1978年3月24日发表的。在这之前，我写了几十万字都没有变成铅字。我这篇稿子寄出后，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接到了信说是留用。过了些时日，我在贴报栏看到发表了。我很兴奋。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我后来发表长篇还有意义。我那篇原稿大约七千多字，发表的是三千五百字。王老师给我改的。我看来看去，好像内容没有少什么。我当过编辑，有体会，不愿给作者改稿，怕作者不理解，发表了还骂你。像王老师这样不可多得。过去总给作家开会，有意无意忽略了文学事业中编辑这一重要环节。”
与此类似的有两件趣事。
一位插队女知青，投来一篇稿子，记她在农村长途汽车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清新而有意趣，可用。此稿用纸横格线相距很窄，字写得既小又密。因要多处修改，必然凌乱，排字房上夜班的师傅辨认会很吃力，所以我边抄边改。我抄过不少稿子，均是因为要多处删改。此稿发表后不久，女知青到报社来了，带着一棵大白菜。那时在城里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白菜，从农村背到城里，放家里好了，带到这里干什么？她见我迷惑，说是送给我的。我一惊，笑了。她不落俗套，用此作礼物，人说礼轻情意重，她这礼也不轻啊！我不要。她说，你还让我背回去吗？一个女孩子，背来不易，忍心让她怀着难以释然的心情背回去吗？算了，收下，有机会再付钱吧。交谈了十几分钟，她见我又低头看稿，打个招呼，走了……一回首，几十年过去，这钱还欠着。
一天，传达员打来电话，说有人找我。我下楼到传达室，见是个男青年，长相清秀，身材不高，不认识。他报了自己的名字，说我编发过他的稿子。他被北京大学录取，刚从乡下来，从南京转车去北京报到，趁此机会，来表示感谢。我祝贺他，又说了几句闲话便无话。忽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红的又圆又大的苹果，递给我。我茫然，还没转过弯来，他和我握手告别，走了。前些时候，报上刊登一则新闻，报道一位作家获得一个国际著名文学奖项。我猜是他。估计他早已忘记我，我呢，也只记得那个紫红的大苹果了！
一位作家在文中说我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编辑工作，“血管里流淌的是红墨水，血化在涂改稿子的红黑水笔迹中了。”当时看过并未有什么惊喜，只是记住了这有意思的说法。现在回想，这40年，确是不忘初心，心无杂念，为办好报纸作出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