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通过其著名著作《礼物》，曾试图想象过一个这样的社会：它以“公开赠予的喜悦，在艺术上慷慨花销的愉悦感，公开或私人宴席上款待他人的乐趣”为最高的价值。在经济“科学”已经事实上成为了现代神圣的宗教的今天，莫斯的洞见也许与我们的当下更为密切——莫斯主义对市场逻辑的攻击比现在知识领域中的任何想法都更加根本，更加激进。受莫斯启发，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知识界建立起的MAUSS（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学派，在90年代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学者网络：从社会学家到人类学家到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他们致力于反功利主义、反对以“美国模式”作为经济体系的支柱，提倡“全民基本收入”。近日，MAUSS的创始人之一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到访北京大学开展系列讲学。
当今学界，社会科学诸领域往往会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子学科，甚至各个领域之间时常出现相互忽视、相互排斥的现象。这导致社会科学越来越无法实现最初的愿景——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这是否是无法避免的？是否注定无法建立一门广泛而统一的社会科学，就像人类也很难建立一门广泛的自然科学一样？ 为了回应这些重要的现状和问题，2017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开设了一场题为“迈向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讲座。
阿兰·迦耶
社会科学的危机
在讲座开始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个简短的仪式，由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将北京大学荣誉访问教授的聘书递到了阿兰·迦耶先生手中。在主持人李洋教授的简短介绍后，迦耶先生以连环画《丁丁历险记》中的“寻找生活”这一有趣的话题引出了这场讲座的内容。面对在场的许多文学专业的同学，迦耶先生提到，在20世纪初，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其实并非泾渭分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曾多次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对象，左拉甚至将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视为一部社会史，除此之外，一位伟大的法语诗人格里高利也同时是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从历史上说学科分野是晚近形成的，很多学科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科学的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本来是讲述社会如何运转，但就目前而言，匮乏的理论武器很难针对现状给出具体阐述了。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各方面发展速度过快，二是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出现了偏转，社会学的分野越来越小，虽然出现很多具体而微的领域，内部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方法论上更加精细，但同时也很难从整体了解全景，从而越来越难以触碰社会科学的真实。经常会出现专精不同课题的社会学家们互不了解的现象，比如研究家庭的社会学家不了解研究社会工作的成果，而后者又不了解经济政治相关的新进展，社会学的很大问题就在于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这种情况显然值得担忧，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中提出的范式，同时也考量了经济和政治问题，而目前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阻碍了社会学宏观上理论化的努力。以医学为例，若只有专科医生而没有全科医生，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无法提出整体治疗方案的、效率低下的医学。迦耶近年来在试图讨论的，就是培养出社会学领域全科人才的可能性。
这一设想面临着种种困难，迦耶指出，在社会学领域可能有90%的专业人士会认为这是空想或者意识哲学等过时的主题。但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不容置疑，它有能力为所有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经济主义已经成为了众多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谓经济主义，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理性选择理论，二是对利益的计算。虽然没有过实证，但从感性经验来看，当下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考原则：我们的一切社会行动都是基于对“利益”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这种经济主义的霸权，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学科之中，功利主义成为了社会科学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在90年代。近年来功利主义表面上有所改变，如今（法国）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是构成-解构理论。所谓构成-解构理论，就是认为很多既定的社会现象，比如家庭，是由任意性、武断性强加的建构，所以要通过对“利益”的计算去探讨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去解构它们。这一理论看上去与功利主义有区别，但事实上它只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延续。从这个观点出发，不管是社会研究还是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情况几乎一致：不仅学术讨论由经济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导，其实各个社会领域都高度关注资本或市场的地位和功能，除此之外的观点都是以碎片形式存在的，面对市场资本的霸权，极少数文化或艺术零星散布，各自为政，孤零零地抵抗着资本市场和经济主义。
关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大讨论”
面对经济主义如日中天的地位和社会学分崩离析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去抵御危险，有什么办法重新建立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呢？在2015年，《莫斯评论》杂志与阿兰·迦耶先生邀请各国不同领域的40多位优秀学者召开了学术会议，所有与会学者达成一致共识，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广泛的社会科学，且多数人都赞同只有在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这一新兴学科才有可能。
迦耶在讲座上简要概述了很多优秀学者对“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建议和理论。在人类学领域，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论述中注意到了当地的“神圣国王”，他的理论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绝对不是经济活动，与莫斯的礼物范式的三重义务（赠礼、接受、回赠）相似，萨林斯也有相关观点，他认为社会运行最重要是政治秩序和象征秩序。在经济学领域，几位并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学术讨论。在法国有很大影响力的布瓦耶（Robert Boyer）是调节学派的理论家，他认为经济、市场并不是自行运转的机制，必须要依赖社会体制和对它的调节。这一经济学范式有一定的社会学影响，而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凯恩斯，还有布尔迪厄的影子，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在当前社会的复杂性、社会-技术发展范式和日益加强的全球体系之下必然需要制度的调节。秉持约定的经济观的奥利弗·法弗洛与其相似，认为在很多市场行为中，人不能仅仅通过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而和平共存、使经济正常运转，必须有规范和约定才能够和谐稳定，比如质量规范，比如法律的约定和市场的准则。经济学科作为主要学科，其实内部也有裂隙，在法国经济学研究中，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取得进展成功，但不支持经济主义的学者，在生涯中往往会遇到阻碍。在历史学领域，法国世界史和交叉史的专家贝尔特朗，将全球史看作一个特殊的学科门类，并不是国家史的泛化，历史上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碰撞交流很有可能对一方重要，另一方可能完全不重要；比如印尼和荷兰交叉历史在欧洲有非常多的史料，而印尼方面很少有记述，所以双方关注完全不同，交叉史的观点就是探讨交往过程中的历史学范式。
参加那次会议的社会学家大概占据一半以上，其中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传人，后者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社会学集大成的学者，认为社会学领域非常广阔，可以统括各个领域，但亚历山大论述了帕森斯未能超越功利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又陷入了功利的陷阱，他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被形容为“功能主义的”。举例来说，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因为结婚对社会“有用”——一切社会行动都与功能性相关，所以他的理论必然陷入功利主义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伊布兰纳认为，虽然理性选择的理论是主流，但完全可以被关系选择取代，人是社会性动物，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应当基于社会关系选择而不是基于利益选择； 杜布瓦认为，社会科学要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必然需要多边、多领域的合作，社会科学各个分野和外延都出现了很大区别。另外，现在的法国社会学家都在质疑很多传统概念，比如最根本的，“社会”这个概念是否还存在？撒切尔夫人就说过，“社会”是个虚幻的概念。“文化”也一样，有位学者的研究说明了公司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文化人的行为，但是何谓“文化”？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文化”可能意味着封闭和过往，而目前主导人们行为的经济主义是讲求现时利益的，这其中的冲突需要被深入阐释。
这些学者达成了一致的共识，第一，建立广泛的社会科学迫在眉睫；第二，如果要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在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着手？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迦耶先生并没有给出绝对性的答案。他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要沿用现在的社会学，尽管社会学从《社会学年鉴》或马克斯·韦伯开始，就试图发展成能够概括一切社会现象的学科，但是目前的社会学逐渐转向了一种尴尬的“剩余科学”，其他学科不愿意研究的主题都交由社会学家进行实证研究世界上所谓的各种研究（studies），如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某种程度上也蚕食了社会学的领域，也许过几十年社会学就会消亡。经济学目前占据上风，学科间的战争就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也充满了竞争。关于这门新科学的组建，有一种可能是通过对话的机制，不管礼物范式、关系范式或关怀理论，都有相似之处，可以互相对话、吸收。
阻力与困难
阿兰·迦耶毫不避讳地谈到，妨碍这门新科学的首要阻力不是认识论上的，而是实践的问题和体制的问题。首先，是不同学科的自我认同感导致的排他主义或沙文主义。在各个领域工作过的迦耶深有其感，在法国的某些学校，经济学的博士论文如果想要成功通过答辩，重要的并不是数学模型或计算，而是避免引用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著作或结论。其次，是学者如何管理学术生涯的问题。迦耶打趣地说，致力于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教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超过60岁。他提到当时参加会议的学者们都赞同建立广泛的社会科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年纪，临近退休，所以不会面对职业生涯管理的问题。在法国的中学，有政治社会科学这一培养方向，学习内容包括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但是迦耶曾联系一些中学老师，希望能够将其模式挪用到大学教育中时却受到了反对。在法国，中学教师想要获得大学教职，必须需要某一特定的领域的博士，尽管中等教育有此类跨学科的方向，高等教育却无法认可。学科的话语形式确实重要，广泛的社会科学不意味着各自独立的话语形式变成浅显的泛泛之言。最后也最重要的阻力，在于尚未更新的大学机制。法国的大学非常功利化，甚至比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迦耶表示，他对不得不做的各种评估和打分非常厌倦，大学的模式实际是一种无休止的监管控制，而当代很多公司都已经意识到这种监管措施是不可行的。现在的大学已经不再是思想家的。如果想要培养多学科人才，教师不必只担任某一学科的教职，而可以在多学科同时任教。阿兰·迦耶教学的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系已经开始了相关尝试，即便还称不上全学科，至少已经有双学科的课程，它在理论上构建了广泛的可能性，丰富了致力研究的学生的视野。但在哲学和历史的学科中，教授们依旧按照惯有方式开设课程。
建设一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中的操作。但这一构想什么时候能达成？阿兰·迦耶教授呼吁，这一学术理想就像革命一样，必须要全球所有国家都有回应和意向才可能实现，而非靠一人之力，希望中国的大学也能够参与这一非常有意义的运动。
当今学界，社会科学诸领域往往会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子学科，甚至各个领域之间时常出现相互忽视、相互排斥的现象。这导致社会科学越来越无法实现最初的愿景——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这是否是无法避免的？是否注定无法建立一门广泛而统一的社会科学，就像人类也很难建立一门广泛的自然科学一样？ 为了回应这些重要的现状和问题，2017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开设了一场题为“迈向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讲座。
社会科学的危机
在讲座开始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个简短的仪式，由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将北京大学荣誉访问教授的聘书递到了阿兰·迦耶先生手中。在主持人李洋教授的简短介绍后，迦耶先生以连环画《丁丁历险记》中的“寻找生活”这一有趣的话题引出了这场讲座的内容。面对在场的许多文学专业的同学，迦耶先生提到，在20世纪初，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其实并非泾渭分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曾多次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对象，左拉甚至将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视为一部社会史，除此之外，一位伟大的法语诗人格里高利也同时是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从历史上说学科分野是晚近形成的，很多学科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科学的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本来是讲述社会如何运转，但就目前而言，匮乏的理论武器很难针对现状给出具体阐述了。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各方面发展速度过快，二是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出现了偏转，社会学的分野越来越小，虽然出现很多具体而微的领域，内部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方法论上更加精细，但同时也很难从整体了解全景，从而越来越难以触碰社会科学的真实。经常会出现专精不同课题的社会学家们互不了解的现象，比如研究家庭的社会学家不了解研究社会工作的成果，而后者又不了解经济政治相关的新进展，社会学的很大问题就在于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这种情况显然值得担忧，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中提出的范式，同时也考量了经济和政治问题，而目前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阻碍了社会学宏观上理论化的努力。以医学为例，若只有专科医生而没有全科医生，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无法提出整体治疗方案的、效率低下的医学。迦耶近年来在试图讨论的，就是培养出社会学领域全科人才的可能性。
这一设想面临着种种困难，迦耶指出，在社会学领域可能有90%的专业人士会认为这是空想或者意识哲学等过时的主题。但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不容置疑，它有能力为所有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经济主义已经成为了众多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谓经济主义，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理性选择理论，二是对利益的计算。虽然没有过实证，但从感性经验来看，当下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考原则：我们的一切社会行动都是基于对“利益”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这种经济主义的霸权，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学科之中，功利主义成为了社会科学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在90年代。近年来功利主义表面上有所改变，如今（法国）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是构成-解构理论。所谓构成-解构理论，就是认为很多既定的社会现象，比如家庭，是由任意性、武断性强加的建构，所以要通过对“利益”的计算去探讨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去解构它们。这一理论看上去与功利主义有区别，但事实上它只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延续。从这个观点出发，不管是社会研究还是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情况几乎一致：不仅学术讨论由经济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导，其实各个社会领域都高度关注资本或市场的地位和功能，除此之外的观点都是以碎片形式存在的，面对市场资本的霸权，极少数文化或艺术零星散布，各自为政，孤零零地抵抗着资本市场和经济主义。
关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大讨论”
面对经济主义如日中天的地位和社会学分崩离析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去抵御危险，有什么办法重新建立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呢？在2015年，《莫斯评论》杂志与阿兰·迦耶先生邀请各国不同领域的40多位优秀学者召开了学术会议，所有与会学者达成一致共识，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广泛的社会科学，且多数人都赞同只有在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这一新兴学科才有可能。
迦耶在讲座上简要概述了很多优秀学者对“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建议和理论。在人类学领域，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论述中注意到了当地的“神圣国王”，他的理论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绝对不是经济活动，与莫斯的礼物范式的三重义务（赠礼、接受、回赠）相似，萨林斯也有相关观点，他认为社会运行最重要是政治秩序和象征秩序。在经济学领域，几位并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学术讨论。在法国有很大影响力的布瓦耶（Robert Boyer）是调节学派的理论家，他认为经济、市场并不是自行运转的机制，必须要依赖社会体制和对它的调节。这一经济学范式有一定的社会学影响，而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凯恩斯，还有布尔迪厄的影子，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在当前社会的复杂性、社会-技术发展范式和日益加强的全球体系之下必然需要制度的调节。秉持约定的经济观的奥利弗·法弗洛与其相似，认为在很多市场行为中，人不能仅仅通过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而和平共存、使经济正常运转，必须有规范和约定才能够和谐稳定，比如质量规范，比如法律的约定和市场的准则。经济学科作为主要学科，其实内部也有裂隙，在法国经济学研究中，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取得进展成功，但不支持经济主义的学者，在生涯中往往会遇到阻碍。在历史学领域，法国世界史和交叉史的专家贝尔特朗，将全球史看作一个特殊的学科门类，并不是国家史的泛化，历史上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碰撞交流很有可能对一方重要，另一方可能完全不重要；比如印尼和荷兰交叉历史在欧洲有非常多的史料，而印尼方面很少有记述，所以双方关注完全不同，交叉史的观点就是探讨交往过程中的历史学范式。
参加那次会议的社会学家大概占据一半以上，其中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传人，后者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社会学集大成的学者，认为社会学领域非常广阔，可以统括各个领域，但亚历山大论述了帕森斯未能超越功利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又陷入了功利的陷阱，他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被形容为“功能主义的”。举例来说，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因为结婚对社会“有用”——一切社会行动都与功能性相关，所以他的理论必然陷入功利主义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伊布兰纳认为，虽然理性选择的理论是主流，但完全可以被关系选择取代，人是社会性动物，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应当基于社会关系选择而不是基于利益选择； 杜布瓦认为，社会科学要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必然需要多边、多领域的合作，社会科学各个分野和外延都出现了很大区别。另外，现在的法国社会学家都在质疑很多传统概念，比如最根本的，“社会”这个概念是否还存在？撒切尔夫人就说过，“社会”是个虚幻的概念。“文化”也一样，有位学者的研究说明了公司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文化人的行为，但是何谓“文化”？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文化”可能意味着封闭和过往，而目前主导人们行为的经济主义是讲求现时利益的，这其中的冲突需要被深入阐释。
这些学者达成了一致的共识，第一，建立广泛的社会科学迫在眉睫；第二，如果要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在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着手？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迦耶先生并没有给出绝对性的答案。他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要沿用现在的社会学，尽管社会学从《社会学年鉴》或马克斯·韦伯开始，就试图发展成能够概括一切社会现象的学科，但是目前的社会学逐渐转向了一种尴尬的“剩余科学”，其他学科不愿意研究的主题都交由社会学家进行实证研究世界上所谓的各种研究（studies），如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某种程度上也蚕食了社会学的领域，也许过几十年社会学就会消亡。经济学目前占据上风，学科间的战争就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也充满了竞争。关于这门新科学的组建，有一种可能是通过对话的机制，不管礼物范式、关系范式或关怀理论，都有相似之处，可以互相对话、吸收。
阻力与困难
阿兰·迦耶毫不避讳地谈到，妨碍这门新科学的首要阻力不是认识论上的，而是实践的问题和体制的问题。首先，是不同学科的自我认同感导致的排他主义或沙文主义。在各个领域工作过的迦耶深有其感，在法国的某些学校，经济学的博士论文如果想要成功通过答辩，重要的并不是数学模型或计算，而是避免引用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著作或结论。其次，是学者如何管理学术生涯的问题。迦耶打趣地说，致力于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教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超过60岁。他提到当时参加会议的学者们都赞同建立广泛的社会科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年纪，临近退休，所以不会面对职业生涯管理的问题。在法国的中学，有政治社会科学这一培养方向，学习内容包括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但是迦耶曾联系一些中学老师，希望能够将其模式挪用到大学教育中时却受到了反对。在法国，中学教师想要获得大学教职，必须需要某一特定的领域的博士，尽管中等教育有此类跨学科的方向，高等教育却无法认可。学科的话语形式确实重要，广泛的社会科学不意味着各自独立的话语形式变成浅显的泛泛之言。最后也最重要的阻力，在于尚未更新的大学机制。法国的大学非常功利化，甚至比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迦耶表示，他对不得不做的各种评估和打分非常厌倦，大学的模式实际是一种无休止的监管控制，而当代很多公司都已经意识到这种监管措施是不可行的。现在的大学已经不再是思想家的。如果想要培养多学科人才，教师不必只担任某一学科的教职，而可以在多学科同时任教。阿兰·迦耶教学的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系已经开始了相关尝试，即便还称不上全学科，至少已经有双学科的课程，它在理论上构建了广泛的可能性，丰富了致力研究的学生的视野。但在哲学和历史的学科中，教授们依旧按照惯有方式开设课程。
建设一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中的操作。但这一构想什么时候能达成？阿兰·迦耶教授呼吁，这一学术理想就像革命一样，必须要全球所有国家都有回应和意向才可能实现，而非靠一人之力，希望中国的大学也能够参与这一非常有意义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