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罗婉
11月13日，“家国·记忆·写作——
刘大任小说艺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黄子平
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等名家参与研讨
为持续三天的“刘大任热”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让更多的读者对刘大任
这位“迟到的”海外华人作家
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作品中充盈着家国之思的刘大任
对踏上故土有什么感受？
其实，刘大任与深圳的缘分早已有之，在“归来：传奇与乡愁”的新书分享会中，刘大任坦露，这是他第三次“看见”深圳，心中感慨万千。“我第一次看见深圳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与深圳交界的地方，有一块高地，专门供游客在香港遥望深圳，当时看到的深圳是一片稻田。”刘大任表示，自己第二次看见深圳是上世纪70年代，他从罗湖口岸来到深圳，街上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车，最好的酒店离稻田也并不远。刘大任说，通过前两次“看见”深圳的经历，大家就能理解他第三次“看见”深圳的震撼。“深圳是一个奇迹，是放眼全世界，在三十多年时间里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代表城市之一。”刘大任说道。
在刘大任对深圳记忆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他对于时代变迁的细腻观察。作为王德威教授口中“海外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刘大任的小说向人们展开了一幅关于个人记忆与时代家国的画卷。而在这几日的新书分享会、演讲及研讨会中，刘大任多次表明，他并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其中，他更强调的是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家国责任感，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热爱，在海外漂泊的多年里，总是不忘探寻着自己身上的中国灵魂。
刘大任对故土的牵挂，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担当，也引发了不少读者对当下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然而，知识分子在当下应该承担何种角色？对此，刘大任认为：“其一，永远站在民间的立场；其二，决不忘记中国文化历史的传承。”面对着当下海外移民的热潮，刘大任作为海外华人寻求认祖归宗的脚步则显得格外宝贵。
文学评论家王素霞对此表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落地发展，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应该在哪里，刘大任对于知识分子的认知问题对世人正是一剂警醒。“你的孩子到了美国，你是不是美国人，要不要融入美国的文化，要不要延续中国的文化，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刘先生的作品里都在给我们提供答案。”
一曲“当下四重奏”
正如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胡洪侠所言，“对刘大任的重新挖掘，让我们又打开了一个了解、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窗口。”在“家国·记忆·写作——刘大任小说艺术研讨会”上，四位评论家奏响了一曲“当下四重奏”，黄子平、周立民、李昕、张莉等名家就刘大任现已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四种小说，即《当下四重奏》《晚风细雨》《羊齿》《枯山水》的艺术性、整体文学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记者了解到，此次研讨会是中国大陆第一次针对刘大任小说展开的大型讨论。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沙滩上戏水玩沙混了一个下午的小孩，偶尔找到几个贝壳和一些金沙，就喜不自胜，但这些贝壳是不是真的值得收藏，这些金沙是不是真的是金子，我完全不晓得。所以有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刘大任表示，自己在写作生涯中从未试过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作品，因此能够通过此次研讨会了解多位实力派文学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必将获益良多。
黄子平：
“浮雕”其实很好看
早在四十年前，黄子平就读过刘大任的文字。刘大任的小说作品在艺术结构上像西方现代小说，在文字意境上又具备东方之美，这让黄子平惊觉老辣而新鲜。研讨会上，黄子平从文学评论一贯的角度入手，从人物及情节上对刘大任的小说进行了细致分析。
黄子平指出，西方现代“成长小说”讲求人物形象的丰满，而在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并不强调人物的成长过程与其性格的塑造，这一类的人物常常被人们称为“扁平人物”，带有一定贬义性。但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讲，这种角色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件，正如张爱玲所说“这些人物很适合夹在书里头”。在刘大任的小说中，如《大年夜》等则处处充斥着这样的“扁平人物”，一上场就营造了某种气氛。黄子平认为，这是刘大任晚期小说中提供给人们的一种新的思考，撬动了对于人物传统概念的认识。
对于小说情节的设置，文学评论界常常会有“因果关系”的设定。而黄子平强调小说并不一定要如侦探小说般环环相扣，而是可以多因多果，在各种偶然性与必然性中相互碰撞。黄子平指出，这种小说要么是难以解开的迷宫式结构，要么是在隐隐约约的联系后突然给人以“当头棒喝”，诸如刘大任的小说《爷爷的菜园》就是如同后者。乍一看，作者叙写的是琐碎繁复的日常生活，却在最后一句话将这些情节聚拢在一起。这种聚拢并不是依靠逻辑，亦不是理性，而是在某种情感下的一种笼罩。
李昕：
灵魂深处的矛盾冲突
不同于黄子平对于当代小说艺术核心的要素分析，李昕的发言则侧重对刘大任小说《当下四重奏》的理解与感悟。“这个书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家庭生活故事，但是刘大任在里面暗藏了一些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父子两代人的文化观念碰撞，二是主人公的内心纠结，这两者的焦点是一致的，都集中在主人公的灵魂深处，也就是他那颗永不改变的中国心和他所面对的西方文化环境，这两者中间有些格格不入的东西。”李昕认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有刘大任的影子，至少主人公的心理脉络是刘大任的某种心态的真实反映。
周立民：
比鲁迅温暖，比周作人有“火气”
刘大任曾说，他的小说学鲁迅，散文则习周作人。读过刘大任小说的人，不乏能在其中看到鲁迅般的冷峻思考，以及周作人的平和冲淡，这与他对周家兄弟艺术结构与语言文字风格的借鉴不无关系。在周立民看来，与鲁迅相比，刘大任的文字中存在的时光感成为了解读其小说的一个重要方式，形成一种岁月的沧桑感。“鲁迅比刘大任冷漠，”周立民指出，“在刘大任的文字里有一种时光的温暖感，而这正是其小说带给我们的魅力所在。”
在《晚风细雨》中，刘大任各以五十段的篇幅叙写了父亲与母亲一代的故事，他曾言这是借用了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暗合“五十弦”，以表达对父辈的思念。周立民化用了这个概念，指出刘大任的这几本小说谱写了一首《锦瑟》，无论是对理想的自我审视，还是对于代际的探讨，都有一种时光的感觉。周立民也表示，仅从目前出版的四种小说来看，并不足以洞见刘大任风格的全貌，对于“迟来的”刘大任，或许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很长的功课要做。
张莉：
“枯山水”的背后，有千山万水
作为研讨会中年纪较轻的评论者，张莉直言，刘大任作品中的生活实际离这一代挺遥远的。即使如此，他笔下个人记忆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勾连却给人历历在目的感觉，弥补了年轻读者对那段历史语境的空白，甚至给人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在张莉看来，刘大任虽然到晚年才逐渐被大陆读者所认知，但她相信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来，而是一种“别后重生”。
张莉表示，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年岁的磨砺，使刘大任的作品呈现深厚的中国性，语言则简洁而直白，这体现着作家晚年写作的一种优势。这一点在《枯山水》中体现尤甚。“《枯山水》中的故事并不复杂，但你却能读到他背后经历的千山万水，令人感触良多。”张莉认为，刘大任在《枯山水》中找到了他写作的新语法，近似小说，又像随笔和笔记，字里行间有着深深的沉默。张莉表示，“一个人的年龄会增长，体力会下降，记忆会衰退，但是这种虽至暮年仍有精进的状态，使自己的写作为之一变的努力非常令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