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晶报记者 马骥远
采写：晶报记者 姚慧苹
“有事CALL我！”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句话是深圳人在社交场合的口头禅。用什么“CALL”呢？就是那个年代很多深圳人都挂在腰间的物事。
“滴滴滴……”熟悉的声音响起，几个人同时看向腰间，“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哦，老婆叫我回家吃饭”。当它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时，就表示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在找你。
上世纪90年代初，寻呼机这个稀罕玩意被人们视为一种时尚的标志和身份的象征。腰间挂着寻呼机，走在街上都会被别人多瞄上几眼，其风光程度不亚于现在的人们在朋友圈里“晒”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寻呼机的普及造就了深圳寻呼行业的辉煌。1997年11月12日，40家传呼台的负责人相聚一堂，成立了深圳市无线电寻呼专业委员会。今天，这种叫“BP机”的东西，早已淡出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段日子，我们工作、交际、生活，是由那些“滴滴”声串联起来的。
而无线寻呼这个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盛极一时，后来又衰落、消失。它的发展不仅折射出深圳改革发展的历程，如今也依然存在于很多深圳人的记忆中。
寻呼业的黄金时代
每3个深圳人就有一台寻呼机
1984年，内地开始开放无线寻呼业务。深圳的无线寻呼行业于1984年10月创办，晶报记者翻阅资料了解到，从1984年到1998年的14年间，传呼企业发展到40家，寻呼机的容量达300万户，实际用户达110万，平均每3个深圳人便有一台寻呼机。寻呼业的发展给深圳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促进了深圳的经济发展。
1997年11月12日，40家传呼台的负责人相聚一堂，成立了深圳市无线电寻呼专业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40家寻呼企业选出了15位委员，订立了《深圳市无线电寻呼市场经营行为公约》。他们期望，深圳的无线通讯业能得到健康发展。
“当时，寻呼行业的‘老大’是最早进入市场的电信，其次就是联通和润迅。”曾经的润迅寻呼台员工陈先生至今对在金威大厦营业部门前排队买寻呼机的人潮记忆犹新。1992年，润迅进入寻呼市场，当时润迅9902台的广告语是“一呼天下应”，与当时购机入网的盛况非常贴切。润迅进入的时间不算早，但发展却特别迅速。1996年，润迅在全国率先使用卫星系统。1999年，润迅的用户达到了300多万。在发展的黄金时代，润迅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地区，共有3000个寻呼小姐。
深圳市民麦先生回忆，他是在1997年刚流行中文机时买的寻呼机。当时，麦先生每天早上7点都会准时查阅寻呼机上的天气预报。在股市红火的时候，他还订阅了股票等投资信息。这个宝贝一直伴随了他9年，即便后来买了手机，他也更偏爱这个黑糊糊的“方块头”。为了更好地保护寻呼机，麦先生特地购买了寻呼机专用的皮包，并使用安全链将寻呼机扣在皮带上，以减少日常携带时的碰撞和暴晒。每天回到家里，他都会把寻呼机从皮包中轻轻取出，用柔软的小毛巾轻轻拭去表面的灰尘。
在寻呼行业式微后，麦先生一度非常遗憾，“寻呼机花费少，能避免电话骚扰，一年的费用也就300块。”他说，对于别人打到手机上的电话，接与不接往往是个头疼的事，但使用寻呼机就没有这个烦恼。当他处理重要事情时，他会关掉手机，告诉寻呼台，几点之后再呼他。
1992年11月12日，深圳市宝安县无线传呼业务日益发展，“BB机”进入农家，这是沙井镇万丰村陈万芳的“BB机”响了。（资料图 刘廷芳/摄）
寻呼小姐曾是女性梦寐以求的工作
随着寻呼业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寻呼小姐成了当时女性心中梦寐以求的工作。1994年，声音甜美的20岁女孩刘丽容成为了润迅寻呼台的寻呼小姐。
回忆当初的面试，刘丽容依然记得那股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当时面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必须经过普通话、粤语水平和打字速度的测试，还要在考官面前朗诵一篇指定的文章。”刘丽容描述，初试后的复试还要考察面试者对深圳地理环境和地名的了解程度，是否有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是否能将机主的留言信息流畅地记录下来。
当时，寻呼小姐这份工作对女孩来说诱惑十足。成为一名寻呼小姐，不仅别人羡慕，自己也觉得光荣。除此以外，寻呼小姐收入不菲。刘丽容记得，她当年月收入可以达到两三千元，工装是价值500元的名牌服装。
进台之后，刘丽容经过了一个月的打字、普通话、语文等基本功培训。培训合格后，跟机一个月，她才正式成为一名寻呼小姐。但刘立容的寻呼小姐生涯里，除了开心，还有忙碌与心酸。
“每天工作都很忙，印象中最忙的一个月接了3万多个寻呼。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电话，需要看清显示屏上的机主留言，听清客户的每句话并恰当地回复，双手还要在键盘上飞快地输入。长时间集中的注意力让她忘记疲倦，往往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才发现肩膀疼痛不堪。而近视、耳力衰退和喉咙疼成为刘丽容和其他寻呼小姐的职业病。
图为作者于1990年6月4日拍摄的龙飞无线传呼台一角。 张建国、郑东升、王承荣摄
许多人因寻呼机赚到第一桶金
在这个时髦而高薪的职业背后，刘丽容也曾忍受过一些外人不得而知的委屈。她记得，有些胡搅蛮缠的客户以“留言出错”为名投诉到公司。遇到这类情况，刘丽容只能默默忍受。有时，她也会在晚上值班时接到充满污言秽语的骚扰电话，但寻呼台的职业规范要求她礼貌处理。用规范的语气和客户周旋，挂下电话后她也曾忍不住流下委屈的泪水。
除了光鲜亮丽的寻呼小姐，在寻呼机最为人追捧的年代，无论是运营商，还是寻呼机的批发零售商，许多人都在这股热潮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要发财，搞寻呼”，这句话当年曾在深圳流行。1999年，陈小姐辞去工作，在当时最火的寻呼机批发市场——深南路华垦大厦科技市场做起寻呼机组装机的批发生意。
在此之前，寻呼机市场以原装机和二手改装机为主，其中有不少批发零售商从香港倒卖一些被淘汰的二手寻呼机到深圳，经过翻新后，或出售给市民，或批量卖给内地的批发商。
而组装的寻呼机则为内地生产商从赛格市场等地买来零配件后组装而成。在1999年，寻呼机每台卖三四百元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大量进货，陈小姐的小柜台每天可以卖出上千台寻呼机，一些大商铺每天可以卖出上万台组装机。
再见，寻呼机
陈小姐的寻呼机生意结束于2002年初。在最后的时光里，陈小姐出售组装机的价格仅为30元一台。日渐凋零的寻呼机销量也意味着，深圳的寻呼业在十余年的繁华过后光荣谢幕。
从1988年到2000年，深圳寻呼业经历十余年鼎盛的时期。此后，寻呼业迅速萎缩。1994年10月28日，GSM系统试开通，深圳开始步入手机时代。1996年开始，手机业务发展迅速，从模拟网向数字网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由于寻呼机技术创新能力弱、功能相对单一，寻呼机市场很快被手机抢占。
到了2000年以后，寻呼业慢慢沉寂。陈先生回忆，当时润迅寻呼包月的费用是在3元左右，最高价格是15元。润迅的一位老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上他开车回家，停在路边时偶然看到一位捡垃圾的老汉掏出寻呼机，眯着眼凑在灯前看信息，和十年前时尚人士以腰挎寻呼机为荣的情景大相径庭，这位老总不禁哑然失笑。
曾是社会地位和身份象征的寻呼机，逐渐被深圳人“抛弃”。2004年底，深圳最后一位寻呼机用户结束使用传呼业务，传呼行业彻底退出了深圳市场。
时过境迁，寻呼业在深圳的辉煌历程已成往事，现在的深圳早已没有了寻呼机、寻呼小姐的身影。在刘丽容眼里，传呼小姐这段丰富多彩的经历，是她青春岁月中最难忘的美好回忆。透过电话线接触到的人生百态，也成为她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随着寻呼行业的衰落，一切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经历了一番洗礼，手机成了现代人最常见的通讯工具。尽管今天市面上已再难出现寻呼机的身影，但一句“有事call我”依旧是很多深圳人的习惯用语，足以看出寻呼机对时代留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