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中，巫家坝片区将成为昆明城的“南部城市副中心”。片区旁边的和甸营村，即将面对乡土的巨大变化。
▲远处，高楼拔地而起。随着巫家坝片区的开发，田园景象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里租地种菜的姚安人陆续走了。世居于此的村民们也陆续告别赶了多年的关街，告别出租房屋和土地的生活，搬进了昆明城。2017年秋天的收获，也许将是他们记忆中的最后一次秋收了吧。
“城市副中心”里，最后一群种菜人
10月25日，巫家坝片区的489亩土地拍出69.91亿元。这里仍是昆明主城区最受瞩目的地块之一。规划中的巫家坝片区用地面积达到了1091.11公顷，规划为“南部城市副中心”，还将规划建设一个占地面积约5000亩，可以与纽约中央公园媲美的城市中央公园。
城市在发展，家乡在变化。原来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临迁徙和选择。紧邻巫家坝机场跑道最北端的和甸营村就是如此。
在这里租地种菜的楚雄姚安人即将离开。他们要与这个倚靠了多年的“落脚城市”告别，与菜畦告别。和甸营村的村民可能也无法保证以前每年35万元的收入了，他们得选择新的生活。
和甸营村的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土地上那些人的生活，也要翻开新的一页。
9月中旬，巫家坝片区按照新规划开始动工建设。在这里种菜的来自楚雄、曲靖、昭通等地的人很多已经离开。
下午2点半，高天祥抬着锄头，站在和甸营村的菜畦里翻土。他在和甸营村租了3亩多地，两个月前，施工方贴出一张提醒菜农及时收割蔬菜的通知。到现在，只剩下了200多平方米的土地还能暂时耕种。
田埂边的沟渠已经连续一个月处于干涸状态，浇菜的水只能靠人力挑来；无人耕种的土地被牛膝菊覆盖，最高的已长到膝盖。以前，这个时间，正是和甸营村的百亩菜畦里最热闹的时候。
高天祥的几个姚安同乡两天前将地里最后一批蔬菜卖掉，然后开始收拾农具。十几元一个买来的塑料筐几元钱处理给了菜贩，半米多高的铁质菜篮被当做废铁，卖给废品站。
10月20日上午，三户菜农搭伙以700多元的价格租了辆小货车，将打包好的行李从和甸营村运回姚安老家。一个人随车，其他人则以60元/人的价钱拼车回去。
其实，9月下旬就已经有一批人返回了姚安，但高天祥夫妇暂时还不想回去。当时，高天祥看着已经长得有小指头高的小白菜，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决定继续将菜养大。他拔出多余的杂草和长得密集的菜苗，将长势较好的菜苗整齐地码放到塑料桶内，移栽到另一块撒了白石灰粉的地里，“能种一天算一天”。
10月20日，移栽的菜苗已经长了两发，又卖得了七八千元。高天祥觉得，短短一个多月，出去打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不如趁着菜价高，与时间搏一搏。
不过，变化对于和甸营村村民而言，早就发生了。
李云秀是和甸营村人，近几年，即便租金低廉，她的租客仍在不断流失，出租房空着好几间。她不希望拆迁，认为“赔偿款发下来，几下就用完了”，不如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屋和土地来得踏实。“25万（每亩地拆迁补偿款）你喊我拿，我分分钟拿得出来。但是这土地一收回去，就再也不是我的了。”
人们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城中村的房子变成了巨大的财富。无论是用来出租的自建房，还是房屋拆迁补偿，房子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在和甸营村，收房租、打麻将、四处旅游，是不少村民的生活。
和甸营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拥有2栋房屋，有3栋的也不在少数。2008年，昆明进入“去城中村时代”，众多城中村被拆迁、改造的同时，和甸营村因毗邻昆明巫家坝机场暂未拆迁，这成了发达的机会，村里的房租以“三个月一涨”的速度节节攀升。
李云秀说，两栋临街、带铺面的房子，光靠收租金，一年下来纯收入就有25万元。光景好的时候，房租加上种地所得和村内年底的分红，村民一年的收入大概在35万元左右。正是如此，2003年前后，李云秀一家新分得一块土地后，宁可背上30多万元外债，也坚持要把第二栋房子盖起来。
房子建起来了，但和甸营村也在改变。它的变化是随着巫家坝机场和钢材市场搬迁开始的。具体是什么时候，连在村子里租住了13年的擦鞋女工也说不清楚，但她记得，和甸营村最近的一次改变，是因关街的永久关闭而起。
2017年9月23日，关街“关街”了。一周之后的周六中午，和甸营村的餐馆里再也没有一次几十份外卖的订单了。中午12点，在村子菜市场街边摆摊卖炸洋芋的摊主，看着零星走过的路人，干脆拿出手机看起了电视剧。她准备用来炸洋芋的两只油锅，有一只已经一个多月没开过火了。“以前到了饭点，这条路上人多得像赶街一样。”
67岁的张兰芬，是土生土长的和甸营村人，她家的自建楼正对着和甸营村菜市场。每天吃过早饭，她就会坐在巷口卖凉粉摊位沿街摆放的椅子上，打量过往的行人。每当发现有陌生人步入巷子，在她家楼前停下，她便会起身去询问“要不要租房”。
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张兰芬每天出家门，都会随身带着十多串钥匙，每个钥匙环上都挂着个蓝色的圆形磁卡——这是她家大门感应锁的钥匙。5层楼，每层6间房，除留作自住的一层外，到今年10月，张兰芬家总共空出了22间房。房屋难租，她拉长脸，赌气似地说：“和甸营村么，完了！”
放在四五年前，张兰芬可没有闲心去招揽房客。那时候房子好租，有时出租屋上午刚空出来，下午又租出去了；而现在，即便调低了租金，出租广告贴出去好几个月也没人来询问。张兰芬心里着急，但也只能等。
也有一些人等不了。为了吸引房客，他们将房屋整体翻新，把原来的单间打通，改为带独立卫生间的套间。
最近十年，和甸营村村民开设的旅馆和出租房迎来了大批租客。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楚雄姚安，他们不仅租房居住，还租地种菜，最多时有近80户。
早年，和甸营村村民也种地。但发现开旅馆、做房屋出租更赚钱，收入也更稳定，他们便陆续停止耕种，转而出租土地，靠租金生活。
47岁的何所琼，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田埂相伴。2003年，何所琼与丈夫经亲戚介绍，从姚安来到和甸营村，租下3亩多地，一种就是14年。
在城市里种地，与在老家种地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何所琼讲，2014年1月，临近年关，关上蔬菜批发市场每公斤大葱的价格从2元飞涨到6元，那是她种菜以来葱价最高的一年。那段时间，她种了半年多的葱被盗，损失近1800元。随后几天，她会拿着手电筒蹲在自家的葱地里，守着那些大葱。朦胧的月色下，田埂里一片寂静，可偶尔还是会听到脚步声、对话声，这让她觉得反常，神经紧绷。
若是在2003年何所琼刚到昆明时，这1800元可以换来和甸营村6亩良田一年的种植权；而现在，1800元却只能租到1亩土质不佳、且距水源较远的地。
收菜的时候，何所琼一天的工作是从凌晨1点开始的。
闹钟响起，位于二楼、13平方米大的出租屋内，她摸黑擦把脸，穿上齐膝高的水鞋，戴起头灯，打亮光，在走廊上揽过几只由塑料和铁线扎成的半米高的菜篮，一手握着扁担、挎着塑料桶，赶往600米外的菜地收菜。
此时，马路两侧，在蛙叫和蝉鸣声笼罩的菜畦里，陆续出现了几个同样戴着头灯的中年人。他们穿着乡街子上买来的几十元一件的花薄衬衫，外搭长袖外套或薄棉褂，斜挎一个小包，蹲在菜地里，一手握镰刀一手握菜，“刷刷”地收割，静默不语。
3个小时后，4个半米高的菜篮里装满了洗净、码放整齐的小白菜和空心菜。何所琼的丈夫打了个电话，确认几天前联系好的贩子到收菜点了，便挑起两篮共50多公斤重的小白菜，向马路边小跑过去。
凌晨时分田埂边的蔬菜批发交易，是一场菜农与时间的较量。
只要有水泥路的地方，都停满了来收菜的面包车。菜贩与菜农议好当日菜价，打开车后门，嘴里咬着点亮的电筒，两手数钱。这天，何所琼夫妇种了一个多月收获的4篮菜，卖得350多元。
这群赶早做生意的人彼此熟悉，对这个城市的菜价变动最为敏感。“明天我要点小葱，你送来嘎！”“你不早点来，今天的我都收够了。明天！明天我先收你的。”“再过几天，（小苦菜）6块一斤我都敢收，只要你有！”
……
凌晨5点，路灯微黄的灯光照射下，挂着晨露的蔬菜透出比平常更清脆的绿。为了能抢占一个路灯附近光源较好的位置卖菜，菜农们常为此吵嘴、打架。
9月13日的清晨，因为抢位置，一个菜农篮子里的蔬菜被撞翻，争吵中，一人拎起扁担就往对方头上招呼，打得头破血流。当事双方这天不光生意没做成，还进了趟派出所。
这样的场景高天祥见得多了，他没太在意。前一天，隔壁本地农户跟他争抢水源，对方扛着锄头追来威胁他妻子，他也很看得开。“我没必要跟他闹，打架也没有用，他不给用这里的水，我就去别处抽来用，反正也种不了多长时间了，和气生财。”
在和甸营村，从凌晨到天亮的这段时间属于高天祥这样的姚安人。到了早上7点，天渐渐放亮，田埂边的蔬菜批发交易告一段落。卖完菜的菜农挑着空筐，回家睡觉。
早点摊替代面包车占据了路边的位置。几个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的本地人成为第一批光顾早点摊的顾客。新的一天开始了。
到了中午12点，和甸营村内的麻将室就会客满。即便是村里最窄、最偏僻的巷道，都开设有麻将室，有的倒闭了，但不久换了老板，又继续开。
40多岁、右腿捆着厚实白色纱布的男子，在“50元一炮”的牌桌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一把，他突然扬着头激动地大吼：“来了！”然后将一张“四万”拍在牌桌正中——他和了个“杠上花”。
但幸运之神并不会永远眷顾，这天的牌局结束时，男子输了3000多元。但他并不在乎，丢下一句“明天来扳本”，从麻将桌上起身，拍落衣服上的烟灰，扶着墙，单腿跳着，坐上门口的轮椅离开。
姚安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与这座城市发生太多的关系。
对于何所琼来说，在昆明这14年的日子，无非只是换一个地方种地，好处是能挣到更多的钱。他们想过脱离土地，换个工作，但听同乡人介绍了工作经历后，觉得还是种地更自由、更熟悉，“种多少收多少，心里有谱”。
为了省下钱供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何所琼夫妇租的是每月300元的单间。声控灯坏了，也没人愿意出一两元钱去换。楼道里常年漆黑，何所琼早已习惯，她扶住门把，凭感觉就能准确地将钥匙插入锁眼。房间里，有两张木板床、一台老式电视、几只盛满水的塑料桶、一个腌菜坛、电磁炉、5只碗和一些分装着调味品的塑料袋。“简陋，但温馨”——来自何所琼的女儿对这间屋的评价。
十几年来，何所琼夫妇几乎不在昆明城里消费，除非是两个女儿放假回家，才会带着她们去市区买些衣服。
何所琼清楚地记得，她刚离家那会儿，两个女儿还不会自己梳头、洗头，她特意委托孩子的大姑妈每周去家里帮她们洗头、洗澡。那段时间，何所琼只要听见有小孩喊妈妈，就开始想念在老家的孩子。离家种地这些年，她一直觉得亏欠孩子，但她和丈夫也很欣慰——两个孩子从小没让他们操过心，高中毕业后双双考上大学，他们为此感到骄傲。虽然种地苦，但是为了孩子的将来，他们仍要坚持，希望某一天能为孩子们争取到摆脱土地的机会。
对于有了稳定经济来源的和甸营村村民李云秀来说，她对大学毕业后仍未找到稳定工作的女儿没有太多要求。女儿27岁了，在做微商，不怎么出门，成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广告。
李云秀不指望女儿赚钱，只是女儿的婚事让她操心。她认为“没工作没关系，先找个对象把婚结了，就有了依靠”。她四处打听，想找个同样是城中村出身的女婿，但她的女儿对此很抵触。
后来，李云秀没有办法，干脆不管。她开始将生活的重心转向自己。每周都会约上几个朋友去桑拿泡泡澡，下午就去，歇一晚，第二天中午吃了午饭再回家。偶尔，她们会自驾去更远一些的地方玩儿。
51岁的高天祥觉得自己现在压力还很大。他赚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24岁的儿子娶媳妇。按姚安老家的标准，彩礼钱13万元左右，还要买首饰、买车、建房……他需要依靠土地和自己的劳动力赚钱。
在和甸营村，高天祥租的是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屋子，屋里也没多少像样的家具：一个电磁炉、一张折叠桌、一个高低床，一台10寸大小的二手电视。
2014年，妻子患了腰椎间盘突出，无法下田，高天祥少了一个帮手，一个人无法耕种3亩多的地。于是他改行，买了辆车拉货。可不久后出了车祸，攒的十多万元都赔进去了。
2016年，他又找了份拉运建筑材料的工作。却因一次出了人命的运输事故，被法院判刑3年，监外执行。每周五，高天祥都要到昆明市司法局“签到”，无法保证固定工作时间。今年5月，他又和妻子一起回到和甸营村种地。土地没有亏待他，种地5个月来，他和妻子两个人赚了3万多元。
高天祥说，早年和他一起在昆明种地的同乡，现在基本上都成为姚安老家较早盖新房的一批人了。他计划着挣到钱后，先回姚安将自家的平房加盖到两层半，还得建成别墅式样的。这新房，将是他年老后的居所。
高天祥喜欢借酒解乏。每晚，他回到家习惯先洗把脸，然后拎出一个25公斤的塑料酒桶，倒上一杯透亮的白酒。这是他特意从姚安老家带来的，每天干完活回家吃饭的时候，他都要喝上一杯，一杯一两，喝了酒好睡觉。
有人喝酒为解乏，有人则是为了娱乐。在高天祥家住的小巷里，有一间旅馆，常常到了夜里一两点钟门口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有提着酒瓶歪歪扭扭找不着道的，有瘫坐在巷子里鬼哭狼嚎的，也有穿着紧身短裙、冲过往男人抛媚眼的红唇女子。
在出租房里住了十多年，高天祥什么都见过。几年前，村里有个开发廊的女人带着个不足月的孩子，找到村里一个男人的家里“求名分”，男人因此失去两栋房屋，净身出户，只能带着简单的衣物住进露天楼顶上的简易塑料棚，18岁的儿子也与他形同陌路。但，靠着父辈接济和村内丰沃的年底分红，男人后来组建的家庭倒也过得宽裕自在。
一间卖百货的商家看对门旅馆的生意好，干脆租下一整栋楼，专门发展“娱乐业”，结果被“同行”举报，东窗事发……在租户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但这些已是历史，新鲜的未来随时会代替它们。
村里的一切都在改变。对于未来，人们有所期待。
高天祥希望回老家以后种烤烟，他打算先向种了十多年烤烟的大哥讨经验。种好了，再多租些地，请几个工人，大面积种植。
何所琼想先回老家，边种地，边帮人打理西瓜地，工钱50元/天。年前这段时间可以料理一下家事，到了年后招工旺季，再外出打工。
还有一批姚安老乡不甘就此离去。有的在巫家坝周围的工地上搬沙灰、铺石子、砌围墙，工资每天100元左右；有的相约去安宁、呈贡、富民，继续租地种菜。
至于本地的村民，似乎对未来生活已有了方向。
和甸营村是“保险先进村建设点”，大部分居民都提前购置了保险。67岁的居民张兰芬和老伴每月共能领到3000多元的养老金，日常生活绰绰有余。即便房屋拆迁，她还可以到呈贡的小儿子家住。
9月23日，最后一场关街落幕。李云秀的丈夫即将告别这份每周六管理临时市场的工作，他准备将和甸营村的两栋出租屋整体转租，然后搬到东三环新买的小区房生活。最后一次赶关街时，李云秀买了两盆花，打算带去新家，留个念想。
马路边立起的围墙，不仅将菜畦与村落隔离，也阻隔了人与人的交流。菜农纷纷离去，空出的出租屋更多了，凌晨打着头灯在巷道里穿梭的人越来越少，清晨菜畦边的蔬菜批发已不复存在，田埂边的铁质菜篮都被压扁，送进了废品站。只有菜地里散落的残破农具和木灰短暂地证明着，这里曾有种菜人来过。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都市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