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国近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传统形态的美学，中国近代美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三者虽有各自的特点，又有一脉贯穿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那么，这些基本特色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美学界同仁就一直在探讨，也提出了一些观点，诸如西方美学重再现，中国美学重表现；西方美学求形似，中国美学求神似；西方美学尚典型，中国美学尚意境；西方美学偏爱崇高，中国美学偏爱优美，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不全面、不深刻，作者从比较的视域,就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谈了一些看法。
西方美学与我们不同，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这种差异不是由美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文人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缘。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朋友，是最美的事物，是可以怡情悦性的审美场所。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原点建构起来的。诸如“情景”、“意象”、“意境”、“物色”等美学范畴，又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感物动心”和“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等美学思想，都是人与自然的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种特色。
由于中西美学的原点不同，因而西方美学重视人物形象，中国美学则重视自然意象。作者认为，这种概括是很准确的。“意象”的内涵是“情景交融”。“情”与“意”有关，来源于“人”；“景”与“象”有关，来源于“自然”。因此，“意象”是对于“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高度概括。所以，崇尚“意象”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重在求“本质”，中国美学则重在求“神韵”。在中国美学中，“神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南北朝时，“神韵”一词只是用在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中，指人的气质美和风度美；后来也用在对大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前者指神态美，后者指韵味美。无论是人的神韵，还是自然的神韵和艺术的神韵，都是指审美对象内在的生命、精神和意蕴。它是通过外在形式如“形”或“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美学的“思想”、“情感”和“意义”又不相同。西方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和“意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中国艺术的“神韵”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西方学者虽将“美学”看作“感性学”，但实质上是在追求理性，将“美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这样一来，西方学者或者贬低感性，或者将感性与理性对立起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中国美学则不是这样。它既重视感性，又重视理性。从感性方面看，中国人认为“美”首先是能够满足视觉和听觉审美快感的事物，并将前者概括为“色”，将后者概括为“声”。从理性方面看，中国人没有将审美活动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而是继续向“理性”层面升华。
西方主流美学贬抑快感，抬高美感，将两者对立了起来。它认为，快感是生理的感觉，是低级的，是动物与人类都具有的本能；美感是心理的感觉，是高级的，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能力。中国美学则不是这样。它十分看重快感，甚至认为快感就是美感，美感也就是快感，两者是交叉、重叠和统一的关系。中国人充满了一种快乐达观的人生精神。这恰恰就是审美精神。儒家的快乐是自信，是超越了个人利害，以“兼善天下”的社会担当为乐。道家的快乐是达观，是超越了生死的纠缠，以“无为顺天”的生活方式为乐。佛教本来具有慈悲情怀，没有多少快乐可言。但是，成为“中国化”的禅宗之后，吸收了儒家的自信和道家的达观，便形成了“大肚笑佛”的宽容乐观精神。
中国美学家谈论“美”的问题，大多是结合着生活、实用和功利一起谈的。西方美学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求解“美本身”开始，就有排斥“实用”的倾向。后来，康德干脆将“实用”的奠基石彻底拿掉了，将审美与实用（即功利）对立起来。从此西方美学就走上了“务虚”的形而上的发展路线。
西方美学善于用逻辑的方法分析艺术的问题，将美学问题搞成了哲学问题。在审美活动中，他们也是用哲学的方法观照和分析艺术作品，诸如艺术的形式和意蕴等。
综上所述，具备了以上七个主要特色的中国美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原点，它崇尚意象和重视神韵，它将感性与理性、快感与美感、实用与审美统一起来，它具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方法，等等。
（摘编自《中国文学批评》 2017年第3期 张雨楠/摘编）
（作者：古风，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张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