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复制人恋爱生育的“后人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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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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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尔法元自学3天开悟走完千年棋史、从0到1完爆阿尔法狗,人类经验再一次被人工智能的算法狠狠吊打。当微软机器人小冰的写诗才华超越伪文青,又有“最像人的机器人”Sophia首获公民身份入籍沙特。“只要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记者会上,“她”还跟担忧AI威胁的人类暧昧地抖了个机灵。
出版界,那些宣称人工智能、机器人改变世界的众多图书早已纷纷上架。影视界,已是怀旧风物的赛博朋克又重出江湖。近年,科幻电影诸如《攻壳机动队》应运而生,在上世纪末的东亚城市地景中重新召唤未来。“高科技,低生活”的冷酷机械感,也纳入时装设计的情调,制造一派赛博朋克的消费潮流。
惶然之间,上世纪末红火一阵的后人类理论再度兴起于学界,世界各地大小会议不断。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因技术引燃的兴奋而慌忙探出脖子张望未来。“无机生命将取代有机生命”——世界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向公众描绘的“未来”似乎不再遥远。
本月,维纶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就在我们的AI震惊余波之中应景登场了。作为1982年斯科特(Ridley Scott)经典赛博朋克电影《银翼杀手》的续作,《2049》备受瞩目,甫一出场即斩获好评无数,在近几年好莱坞翻拍的科幻烂片之中脱颖而出。
几十年间,复制人的世界已几经易变:当Nexus-8型号制造了“大停电”反抗事件后,复制人一度停产。新老板华莱士接手公司,后又复产。新版Nexus-9型复制人能力更强,也更为服从主人的命令——即使收到主人要求自虐、自杀的指令,也会毫不犹豫执行。在这一背景下,新故事中的复制人不但谈恋爱,甚至还生下了小孩,变得比人类更富人性。
这些命题虽然不算全新,但在电影中的开创性再现,必将成为我们审视后人类经验的又一新文本。倘若今天的我们都早已是赛博格,那么科幻作品中对于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极致推演和想象,已构造于我们正在步入的未来之中。
从2020到2049,现实世界的大历史怎么了?
《2049》保持了前作新黑色(Neo-Noir)和赛博朋克(Cyberpunk)风格,但整个叙述却显得朋克不足、气闷有余——一方面,这自然因为更新换代后的复制人(Replicant)K驯顺且个性寡淡,同样也与2020到2049背后现实世界的发展改变有关。
追忆1982年《银翼杀手》的赛博朋克,无法脱嵌于影片背后恢弘的历史大画卷。过去一百年来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之下危机重重,冷战格局下的军备竞赛兴起,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发展,核危机一触即发。文化界却是另一番充满活力的叛逆景象,60年代披头士文化、反战思潮和后现代文化逆流而上。新技术的想象,伴随硅谷崛起和互联网普及而不断滋长;赛博空间、黑客文化、赛博朋克和反乌托邦,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形象地出落了一幅迷人而绝望的未来画卷:霓虹笼罩着漫天雨水,城市陷落在末日的阴暗与泥泞之中。
而《2049》的今天呢?末日的瑰丽仍并未到来,人工智能的技术现实已经卓有绩效,足够我们惊得将口张作“O”型,而其未来的市场潜力更不可小觑。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已是迫近的现实——不论机器的人类化(如人工智能),或是人类的机械化(如赛博格),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变成了后人类”。或许如同赛博朋克的定义者、科幻小说家斯特灵(Sterling)早已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派别能宣称把握了人类的正确命运。因为人类已经不存在了。
电影工业的科幻作品总是谨小慎微地不断追问何为“人类”,如何理解复制人(也是赛博格/仿生人/人工智能)的身份?在《2020》的世界之中,人与复制人之间难以分辨,主角Deckard和Rachel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疑问,而这种疑问驱动着情节的发展;到了《2049》,这种追问依然存在,但“谁是原生人类” 的发问、以及“是与否”的答案却不再成为问题核心。
当天生设有“服从机制”的Nexus-9型号木讷小生K成为《2049》的男主角之时,《2020》的男主角硬汉Deckard已证实是Nexus-7型号复制人——这类复制人被置入记忆,以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还会伴随时间而衰老。在《2049》之中,复制人如K并非想要“成为物种定义的人类”,而是欲求如何让自己的降生有意义,要如何挣得自己的身份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的渴望来自于一个奇迹——复制人的生育所昭示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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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恋爱到生育,复制人的奇迹要求重新定义人类
1961年,在新版《控制论》中,维纳问:“机器可以生育另一个机器吗?”他同时担忧道,“如果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那么,机器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灾难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科幻小说中,“复制人”拥有情感似乎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假如复制人能够“繁衍”呢?《2049》影片开头已提出这个问题。K在追杀逃跑的军用复制人——拥有无限生命的Nexus-8型号之时,意外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检验后发现“她”是复制人,并曾生下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便是Deckard和Rachel的孩子。
复制人生下了复制人小孩,那么ta还只是“复制人”吗?ta是非人、非复制人的“怪物”,该怎么去定义ta的身份呢?想像人类自己制造的“物种”能够自行繁衍,简直是一种升级版的恐怖谷理论(人对与自己相似度极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好感度会大幅下降),这足以颠覆现有人类秩序的想象。也因此,K的上司要求K湮灭所有复制人繁衍的证据,包括被“生下”的孩子。但此时,以“服从”为“天性”的K却陷入犹豫,理由是:“我从未杀过任何被生下来的东西。”——婴儿出自母体,也许有灵魂。
Deckard与Rachel的亡命恋爱,创造了复制人的后代,促成了对于人/复制人/机器人之本质的反思。事实上,“绝对理性”本非机器人(Robot)的本性,Robot其词源可追溯至斯拉夫语中的“robota”,意思是“被强制劳动者”,指封建制度下被强制劳动的农民。遭受奴役的“Robot”本不是冷血的机械,而是有感觉的人。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质问:“机器人懂得如何去爱吗?”艾西莫夫的小说对此乐观,其作改变的电影《变人》(Bicentennial Man 1999)便相信总有一天机器人能与人无异,甚至,比人类本身更能懂得什么是爱。
虚拟情人:想象0/1的肉体
新的复制人造物主、公司巨头华勒斯冷酷地指出,即使奴隶也会繁衍,即使奴隶想要自由。那么,由o/1构筑的人工智能呢?电影中,K的AI全息女友成为另一种人/非人的参照。Joi与K的情话里,体现了灵魂有无肉体的矛盾:“我嫉妒你,你由三个元素组成”;“可是两个元素更优雅,宝贝”。
与电影《她》(Her,2014)中的云端情人类似,Joi也是一个虚拟的人工智慧情人。不过,Joi是一款万能产品,她“被设计”成属于使用者的爱人,依照用户的意愿,满足使用者有关情人的所有幻想。Joi只有一种固定的长相,齐刘海长发小脸的温柔模样——最直男的女性审美。
人工智能已发展出爱与欲的情感,尽管这些情感很可能内置于算法与程序,但虚拟情人的爱情又确确实实在虚拟影像和声音之中发生了。当Joi与复制人妓女合体,与K享受床笫之欢之后的次日清晨,Joi对妓女下了逐客令,而妓女则嘲弄Joi,“我进入了你,而你并没有你自己想像的那么特别。”这反过来也表明,Joi这样一种批量复制的商品,其实有能力想象自己的“特别的”。的确,Joi会因为“特殊性”的存在而欣喜若狂,她甚至在得知K可能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生出来的男孩”时而为他取了一个真正的名字,Joe。如此一来,纯粹的0/1构成与碳素生命体,复制人与AI全息商品,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他们都在经验之中生发出对于“真”和“特殊性”的渴求。
Deckard的眼球是人造制品,但重见昔日恋人仍有滚烫的泪水留下——尽管这恋人被他识破并非昔日的对象;K的记忆是虚假的植入,但沿着记忆的蛛丝马迹却寻回了真的木马;现任银翼杀手K找到前银翼杀手Deckard之后,询问他所养的狗真假与否,Deckard说:“你我不知道,你得问他。”在《2049》中,真实与虚假在裂隙之中不断翻转,“人类”不再是一个被欲求的范畴,而是被搁置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一种“非人”的新存在状态。此时“人性”,也不再是传统人文主义所定义的“人性”——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来界定它吗?
银翼杀手K想要成为“真的”、或电子情人Joi所说“特殊”的存在,尽管他本身只是被设定为障眼法中的一枚棋子。故事最终,K救下了Deckard,精疲力竭的最后一刻在雪中流下眼泪,呼应了1982年的Roy的临死一幕,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遭遇革命,但却又在失败中见证了奇迹。
“我见你们人类无法相信的事情。我目睹攻击舰在猎户星座边缘起火;我看见C光束在Tannhäuser Gate附近的黑暗中闪亮。这些时刻都会消失于时间洪流中,就像泪水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2020》之中,那位英俊、浪漫、狂热又充满诗意的复制人Roy如同天之骄子,早已灰飞烟灭,他在4年寿命终结前道出人类所不知晓的奇迹,成为科幻荧屏中的难忘一幕。
没错,《2049》不再有这种恣肆的浪漫,它的故事进入了比前作更为监控严密、人性苍白的时代,却也见证了更大的希望——繁衍与复制、人类与非人的另类可能。赛博朋克的多元化和无政府化世界没有出现,但在2049年处在资本主义与科技巨头高度控制的社会之下,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却也成为革命的源头。复制人妓女和底层劳动者正集结为地下组织,反抗大企业全权控制的敌托邦(Dystopia)世界。而漫天黄沙与核辐射残迹之下,地球环境也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新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