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的话
在巴西里约、伊瓜苏等多地举办的“中国日”和中秋节庆祝活动中，伴着明月美景，中巴两国美食争相亮相。中式月饼、桂花酒以及巴西的嘉宝果、巴西莓、瓜拉纳等特产，让巴西人暖胃暖心，也让中国游子感受到了“他乡是故乡”的亲切。在中巴往来中，食物交流历史最为悠久，也颇令人难忘。
▌人民日报驻巴西记者 陈效卫
最近一个时期，一篇堪称“中国吃货史”的《穿越到先秦吃顿饭，差点饿死》奇文，在各大网站蹿红。开篇是先秦某店小二与客人的一段对话：
“里边请，请问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
“打尖！来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抱歉，客官，面条要到宋朝才有，而且西红柿是美洲货，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土······”
作者通过“递退”排除法，逐步让客官“客观”地直面现实，最后食谱上能提供的“超豪华”套餐也只有：
“粟米（即小米）的窝窝饼，您蘸肉酱吃，我还可以给您上一份烫白菜。”
因缺乏食材、调料乃至厨具，今人面对古代色香味皆不全的“大餐”，恐怕只能败兴而归，空腹收场。
对于那些痴迷于古代宫廷戏的王子公主粉丝们，作者是在劝说他们放弃幻想和穿越，因为即使“世世代代降生在帝王家”，“做个吃货，也分外艰难”。
作为附录，作者列了一个表格，按时间顺序对中国引进食品进行了探源。毫无疑问，就个人而言，西汉旅行家、外交家张骞对中国餐桌的贡献最大；就国家而言，贡献最大者则非地大物博的拉美国家巴西莫属。
巴西与中国虽分处南北半球，但两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有诸多相似相近之处，因而农作物在“飘洋过海”后大都能因地制宜、茁壮成长，不存在所谓“橘生淮南”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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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交往元年，应从1812提前到1573
自汉代以来，中国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多种食物。很多是解馋小吃调料类，属锦上添花。而来自巴西的食物，则属解饿救命类，是绝对的雪中送炭。其中，最值得大说特说的就是红薯。
红薯，是旋花科的一种食用植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红薯被从巴西等美洲国家带到西班牙，16世纪随西班牙殖民者传至菲律宾，1573年引入福建。明朝科学家徐光启在《甘薯疏序》中提出了“南种北引”的著名论断，将东南地区种植的红薯引到上海，此后传遍全国。因最初来自外番，故被叫做“番薯”。
与中国传统和此前引进的食物相比，红薯拥有无与伦比的三大优势：
一是高产稳产。红薯是迄今亩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最高可达5000多千克，而小麦亩产量通常只有400-500千克，水稻则更低。不仅如此，红薯适应环境能力强，具有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力强等特性，在山岗、平原、沙荒地等各类土质中都能种植。
二是营养丰富。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中医视红薯为良药。清代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拾遗》称红薯能“补中、和血、暖胃、肥五脏”，今人更重视其“养颜、减肥、通便、排毒”等四大功效。
三是便于加工。此前中国人的主食，无论是粟、黍，还是小麦、水稻，加工都颇费时费力：收割、晒干、脱壳，面食还要研磨做成型。而大块头的红薯，挖出来即能生食，煮、蒸、烤都无需考虑其形状，过程异常简单，省心度堪比煮方便面。
在战争频仍、天灾不断、技术落后、交通不便的过去，“填饱肚子”是民众一生为之奋斗的大事。古人只吃饔飧两餐，且有时饔飧不继，与食物匮乏有很大关系。汉语迄今最常用的问候语“你吃过饭了吗”，也是几千年来少食语境沉淀所致。红薯在明朝传入中国后，犹如“救星”降临，使吃饭难题得到极大缓解，也因此有了清代的人口大爆炸：1741年突破1亿，1834年骤增至4亿。这也反过来解释了汉唐盛世千年人口徘徊的原因。当然，为中国主食做出贡献的还有从拉美引进的土豆和玉米，只不过是“亦雁荡具体而微者”。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薯生产国，产量稳定在1亿吨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80%，对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正因持久广泛的种植，红薯才有了如此众多的别称：番薯、蕃薯、番芋、番葛、萌番薯、甘薯、甜薯、白薯、金薯、朱薯、红皮番薯、枕薯、玉枕薯、山芋、红芋、白芋、红苕、白苕、线苕、地瓜、茴芋地瓜、山药、地萝卜等等。
中巴交往史一般上溯到中国茶农在里约种茶的1812年。红薯的引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将中巴交往的历史由1812年向前推进了239年。
位于巴西里约的中国亭，旨在纪念1812年首批来巴西培育茶树的中国茶农。1812年也因此被认定为中巴交往的肇始。陈效卫摄
本期编辑：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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