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形状。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和审视了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展望了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面临劳动力转变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境，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作者提出应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新一轮增长，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出路。
[作者简介]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精彩书摘]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
★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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