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悲惨世界》
三亚日报
文/毛本栋
《悲惨世界》是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它因为内容丰富和内涵深刻,使读者体会到作品有一种深远的份量感,让众多读者感动。《悲惨世界》共计120万余字,时间跨度非常广阔,从拿破仑执政时期开始,历经滑铁卢战役、波旁王朝、查理十世统治、七月王朝和巴黎起义,横跨法国社会十九世纪上半叶,描绘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社会画卷。它是一部花费了雨果20年心血才完成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它的问世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悲惨世界》最早是以节选的形式译介到中国的,译者是当时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时年22岁的鲁迅翻译了《悲惨世界》的部分作品,取名《哀尘》,刊发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廿日(1903年6月15日)出版的《浙江潮》月刊,译者署名为“庚辰”,作者名译为“嚣俄”(后通译为雨果)。全文2000余字,以文言译成。其实那只是《悲惨世界》中《芳汀》这一部分,转译自日本报上的《哀史的片鳞》。此为中国翻译家译介《悲惨世界》之始,紧随其后,南社的“革命和尚”苏曼殊也着手翻译《悲惨世界》。1903年,苏曼殊自日本归国。同年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和张继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苏曼殊受陈独秀之邀担任《国民日日报》的译员,与陈同住一屋。期间,他应允陈独秀,开始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
本来,身世凄惨的苏曼殊酷爱的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当时国内已流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读过后并不满意,计划着重新翻译《茶花女》。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许多人都在翘首盼望新译本《茶花女》的问世。陈独秀也读过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苏曼殊有同感。但是,他认为在法国文学中,唯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最具有时代特征,他劝苏曼殊与其译小仲马,不如译雨果,那样将更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他还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如此,苏曼殊才应允了陈独秀。
苏曼殊的译稿从1903年8月18日开始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书名译为《惨社会》,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榖译”。《惨社会》也只是译自《悲惨世界》的第二部分《沉沦》一章。10月13日,《国民日日报》遭封停刊,《惨社会》只刊载到第十一回的大半回。但苏曼殊由此走上了中国译坛。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借故离开了报社,译作也半途停了下来。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看好这本书,很想出单行本,他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陈独秀便担任起苏曼殊译作的整理和润色,并从第十一回译至十四回。多少年后,他们的朋友柳亚子曾回忆,陈独秀于苏曼殊的“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的汉文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1904年,镜今书局出单行本时,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嚣俄著,苏子榖、陈由己译”。陈由己是陈独秀的笔名。
不幸的是,该书出版不久,镜今书局也关门大吉了。其后,该书由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馆再版。镜今本《惨世界》印数极少,早已绝版,难觅芳影。1921年,苏曼殊的友人胡怀琛(字寄尘)把《惨世界》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其时苏曼殊已逝世三年了。书名改为《悲惨世界》,删去了“嚣俄”和“陈由己”之名,改为“苏曼殊大师遗著”,只为突出纪念苏曼殊,其内容并未改易。1925年,泰东图书局再版时,又恢复了原名《惨世界》。后来的各种版本皆名《惨世界》。说来令人痛惜的是,《国民日日报》和镜今书局虽为首版,但皆先后关门,苏曼殊也只活到35岁,都未能长寿。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苏曼殊平时言行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在翻译此书时也很随意,没有忠实于原著,故《惨世界》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书中的情节、人物,均按照自己的好恶乱添乱造。虽后来有同事兼好友陈独秀帮忙润饰,但仍旧无法弥缝。苏曼殊在翻译这部小说的开头几回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但是从第七回开始到第十三回则几乎是另外插编了一部小小说在里面,而第十四回(最后一回)却又重新返回正轨。苏曼殊在这里竟然随意增删原文且添入许多创作成分。苏曼殊运用了很多汉字谐音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满周苟谐音“满洲狗”;范桶谐音“饭桶”;明顽谐音“冥顽”;名“明白”字“男德”,谐音“难得明白”;名“吴齿”字“小人”,谐音“无耻小人”等,都明白无遗地表示了苏曼殊的爱憎情感。译文中竟然出现孔子和小脚,表现出苏曼殊对清朝政府的强烈痛恨。所以说,苏曼殊在《惨世界》中是寄慨遥深的,《惨世界》只是借用了雨果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并将他们置于晚清的社会生活实际之中,目的是为了集中凸现他们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著名学者柳无忌曾说:“他(苏曼殊)的译作并不忠实于原著,改动甚多,穿插着杜撰的对于中国政治、社会、人物的讽刺,鼓吹当时革命排满的思想。无疑的,这种译法并不可取,但如以译文与原著相对照,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亦可见其用心所在。”此言诚为知人之论,柳无忌不愧是苏曼殊的隔代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