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人物之雷横画像
《水浒传》中，与雷横相关的事件，主要有暴打白玉乔、枷打白秀英、朱仝义释雷横等。我们以此为线索，围绕上述事件，展开生活及其制度意义的探析。
首先是雷横暴打白玉乔。事情的起因是，雷横听唱，却忘了带钱。走街卖唱的白氏父女，在雷横看来，他们就是自己平日里治理的对象，是无需付费的。所以他根本不考虑钱的问题，径直“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在清楚雷横的身份后，白氏父女凭借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完全能够作出妥帖的反应，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但是，由于白秀英与当地的县令有着某种特殊关系，也就有了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的资本。由此，这场冲突隐藏了必然的因素。
在遭受到白玉乔的“语言侮辱”后：“雷横哪里忍耐得住，……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
小说中有意渲染了白秀英同县令的特殊关系，从而使雷横看似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那么，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清楚，因为雷横的暴力行为，致使白玉乔“唇绽齿落”。按《宋刑统》：“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鯤发者，徒一年半。”
这里的“唇绽齿落”，是一项有法律意义的伤害，雷横须接受法律制裁。而我们看到，即便白秀英“撒娇撒痴”，县令的处理也只是“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雷横并没有因为白秀英与县令的特殊关系而遭受重罚——相比徒刑而言，“号令示众”显然是比较轻的。
那么，是因为县令考虑到了同雷横的工作关系轻判了雷横吗？不是。县令之所以没有重责雷横，是因为就当时的刑事制度而言存在着保辜制度。具体来说，当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形下，如果受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即保辜期限，简称辜限)因该伤害死亡，对加害人以杀人罪论；如果受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及在法定的期限之外死亡，则对加害人以伤害罪论处。这个法定期限，称为“辜限”。《宋刑统·斗讼篇》：“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据此，凡是殴打他人的，都立辜限。以手脚殴击他人的，辜限为10日。由此，就雷横殴伤白玉乔一案，有10日的辜限。10日后，视白玉乔的伤情来确定刑事责任。县令既没有因为和白秀英的特殊关系而重责雷横，也没有因为同雷横的工作关系而轻判雷横，而是等待10日的辜限，表现出了其作为基层司法官的素质。
在暴打白玉乔后，因为目睹自己的母亲被白秀英掌掴，一怒之下，雷横用枷打死了白秀英。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雷横的这种看起来合乎“孝”的行为，当时的法律又该如何呢？《宋刑统·斗讼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却殴击”条：“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却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看到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虽然有殴打他人的行为，但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无罪；造成了他人伤害，予以酌情减轻处罚，折一齿的，合杖八十。造成他人死亡的，则不考虑任何因素，按照法律判决，也即殴打他人致死的，绞；以刃杀人的，斩。由此，就雷横枷打白秀英一案，雷横应被处以绞刑。
于是，“（知县）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同前述案件一样，小说在此极力宣扬县令同白秀英的特殊关系，意在暗示作为主审法官的县令枉法裁判，从而凸显雷横这样的好汉落难蒙冤，就制度的视角观之，这是非常错误的。
由于案件涉及押解程序，本案又引发了“朱仝义释雷横”的案外案——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倍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
朱仝对案件的分析与预判有几处明显的错误。雷横打死白秀英，原本就应该承担绞刑的责任，并非知县的偏私；而朱仝说“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这也是错的。《宋刑统·纵死囚逃亡》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诸纵死罪囚令其逃亡，后还捕得，及囚已身死，若自首，应减死罪者，其获囚及死首之处，即须遣使速报应减之所……”
这一条款的意思是，主管官吏故意纵放在押死罪囚犯逃亡，该主管官员也要得死罪，但是，逃亡的囚犯如果被抓获或囚犯已经死亡或自首，依照“捕亡律”，该主管官员的责任在死罪的基础上减一等，流三千里。朱仝在决定释放雷横的时候，当然应该清楚雷横这一走很可能投奔梁山，日后抓捕或其主动自首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在释放雷横这件案件上，朱仝不大可能会有减轻从轻处罚的机会或幸运。那么，这里朱仝自信满满的预判，依据的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观察案件的进一步发展：“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
我们看到结果是朱仝并没有死。朱仝的预先判断违背了当时的法规，表面上是错了，但结果朱仝又是对的。他私自放走了死刑犯雷横，应该承担死刑的责任，但像他之前的判断一样，他没有因此而得死罪，而是通过贿赂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他对法律或法律现象的理解，没有拘泥于法律条文本身，而是透过自己对社会的深刻了解和体察，早早地就预料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就当时的司法认知而言，朱仝又是非常“专业”的。
朱仝的这份自信，既凸显了他成熟世故的一面，无疑也是对当时司法状况的深刻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