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观看《冲天》是在2016年深圳的一场小规模放映活动中，此时离该片在台湾的首映会已经过去7月有余了。在商业电影的世界里，7个月足够让一部热播影片下线并被观众彻底遗忘，然而这部由台湾导演张钧维执导、以中华民国第一代空军为主题的纪录片却拥抱着新的繁荣：在结束了台湾的短暂院线上映后，它“蛙跳式”地进军“大中华地区”，在大陆与香港，在各大学、研究机构、影像馆里打开了新的展映空间，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持续的口碑。而时至2017年酷暑，伴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日与日本投降纪念日的临近，它又再一次强势地出现在大陆的公共舆论空间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纪录片的独特优势：在速朽的时代裡，它们的保质期比较长。然而在各种意义上，《冲天》似乎都与典型的当代纪录片形象存在微妙的距离——首先，《冲天》的表现主题与20世纪上半叶漫长的对日战争、澎湃的民族主义直接相关，又拍摄于抗日战争胜利七十载的2015年，因此影片本身有”献礼”的潜在意图。其次，虽然电影发行方CNEX是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公司，但由于《冲天》的制作得到了台湾空军协会的资助，而作为影片监制方和出资人的“中华文化总会”更是由蒋介石倡议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由台湾领导人出任会长或副会长的台湾老牌半官方组织，因此坐实了电影“半命题式作文”的嫌疑。再次，在形式上，《冲天》利用大量的动画技术和声音特效模拟空中战况、演绎主人公的生离死别，用这些“年轻元素”增添视听冲击效果，追求流行品味。相比起纪录片领域中那些粗粝的、现实主义的、“倔强灌注个人意志”的作者作品，《冲天》在呈现导演个人口味的之余，似乎更杂糅地呈现了影像记录与政治、资本、时代之间的磋商和妥协。
《冲天》海报
被个人化的情感书写置换的集体主义民族情结
而在这种复杂的进退之下，《冲天》作为被重组出来的民国飞行员视觉叙事，不仅是对前尘往事的追索与挖掘，也是在新时期中面向未来的历史解释。那么，在21世纪的台湾人笔下，1930年代的空军故事怎么写？电影一开头，金士杰的旁白便作出了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表述：“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他们战斗在云霄，胜败一瞬间，他们在人类最大的战争当中成长，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对飞行的热爱，对天空的憧憬，还有那些国仇家恨，纵横捭阖，儿女情长，都必须化成命运的音符，飘扬在云间。”这段话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中国空军的诞生与早期发展中几乎是内生性的民族主义元素，而与其并驾齐驱的则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年轻飞行员们的感情故事。不过这个“并驾齐驱”最终没有实现“分庭抗礼”：随着情节的展开，很快，初代空军“誓死报国不生还”的民族情结与集体主义便在很大程度上被戏剧性的、个人化的情感书写挤压或者说置换了。
《冲天》剧照
从影片的叙事层面上看，这或许不失为一个灵敏的决定。作为早逝的一群青年，民国初代飞行员是天空中快速燃烧殆尽的花火，他们的猝然牺牲令人痛惜，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道德美感，但仅仅依靠他们在短暂生涯里留下的零星长短句和寥寥旧影，是不足以撑起一个宏大命题并完成一个完整有效的视觉表达的。因此，电影把重心对准了飞行员生活中的女性，对准了刘粹刚的妻子许希麟、林怀民的妹妹陈难、张大飞的信中密友齐邦媛、在昆明避难时与林耀等人亲切来往的林徽因，以这些“未亡人”的女性视角和她们更为绵长、细腻的生命感受来曲折展现鲜活和更有内容的英雄面貌。而这种策略也有其时代审美的“合理性”——袒露和拥抱“普通人身份”的英雄才崇高与可贵。也正因为如此，《冲天》克制了训导意味，以哀婉又浪漫的语调来演绎国殇悲歌，这种口吻甚至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电影结尾处呢喃婉约的《西子姑娘》里：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为背景，这首中华民国空军军歌被一把清澈的女声慢八拍唱出，格外增添了肃穆而深情的意味：“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机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度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
《冲天》剧照
台湾人回首历史的两难
然而，《冲天》不为民族主义张目，不等于人文情怀战胜了僵硬宣传；片中讴歌“人性”和“人道主义”发人深省赚人热泪，但这个处理方式放在台湾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好像也透露出某种便宜行事的保守趣味。我记得在映后座谈会上，张钊维导演坦陈，他的拍摄方式和角度主要想“吸引更多的岛内年青人也能关注和大陆有关的历史”，而这个目标恰好凸显了在当前的岛内文化氛围中回首“中华民国”历史的两难。
的确，以抗日战争胜利为标志，中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已成功实践72年，然而以1949年为分界线，两岸的矛盾分离也进入了第68个年头。这段时间里，与大陆的长久分隔以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台方在政治上的日益“退缩”，造成了台湾在“法统原则”和“政治现实”之间明显的落差和尴尬，而两岸“分断体制”更培养了岛内一种囿于当下的自我定义，用龙应台的话来说，就是用“文明”的方式来自我定义：文明在于民主，而民主“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这种用寻常生活来为台湾“正名”的策略，巧妙地回避了“台湾”与“民国”这两个概念在地缘、政治、法律论述上的矛盾，但其“当下性”和“日常性”也可以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效果，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处境与复杂的国际变迁简化甚至取消，造成岛内新生代的“政治扁平”。在这样的语境中，《冲天》对“中华民族主义”有技巧的回避、弱化国家叙述而放大个人叙事的选择，其实不啻为是一种保护性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果必然要沉重，那么我们起码可以选择让沉重离“政治”远一点；只不过又恰恰是这种深情凝视和人道主义的“安全牌”，暴露了台湾在当下现实政治格局之中的错置与割裂，稀释了“历史照进现实”的张力，放弃了更深刻的思考，造就了新的浅薄。
《冲天》剧照
而且令人感慨的是，饶是“安全”如此用心如此，《冲天》在台湾还是铩羽而归了。岛内著名制作人、出身空军眷村的王伟忠领着女儿去电影院寻根，但“第三代”最终还是向《星球大战》倒了戈。而《冲天》在岛内的毫无水花，也愈发衬托出它在大陆的高度认受耐人寻味，这海峡两侧的一冷一热，几乎可以当做一种症候来解读。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在岛内的宿命证明了“中华民族主义”在新世代的“本土浪潮”下的疲软，那么，《冲天》在大陆的受追捧，不仅说明了民族主义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高企，也说明后冷战敌时代民众的“去魅”要求——民国反而成为一种萦绕不去的“乡愁”，成为一个以往被不断遮蔽、而现在必须不断“解密”的主题；而《冲天》的柔软，也成为大陆观众一种亲切的替代性补偿。
其实大陆与台湾对《冲天》的温度差形象地表明，在实现了“三通”，两岸交流不断的基础上，追求具有广泛共识的历史叙述、书写、认同仍然意义重大。历史讲述的是过去，也是今天，而过去与今天的寓言，往往决定着未来的格局。如果《冲天》有志于通过重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述，书写“给下一个天平盛世的备忘录”（如其片头所显示），那么我想，在这个必然包涵中国的崛起以及由其所推动的区域性、地缘性政治经济整合的“盛世”将临未临的当口，我们对20世纪经验中的革命遗产的记取以及对20世纪政治债务的反省，将直接左右我们对一个有效的”中国叙述”的创造，并直接影响两岸能够期待和迎接的所谓“太平”。从这个意义上看，《冲天》有意识地挑战失败了，而我们关于遗忘和继承的课题，仍然沉重地横卧在时代面前。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纪录片的独特优势：在速朽的时代裡，它们的保质期比较长。然而在各种意义上，《冲天》似乎都与典型的当代纪录片形象存在微妙的距离——首先，《冲天》的表现主题与20世纪上半叶漫长的对日战争、澎湃的民族主义直接相关，又拍摄于抗日战争胜利七十载的2015年，因此影片本身有”献礼”的潜在意图。其次，虽然电影发行方CNEX是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公司，但由于《冲天》的制作得到了台湾空军协会的资助，而作为影片监制方和出资人的“中华文化总会”更是由蒋介石倡议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由台湾领导人出任会长或副会长的台湾老牌半官方组织，因此坐实了电影“半命题式作文”的嫌疑。再次，在形式上，《冲天》利用大量的动画技术和声音特效模拟空中战况、演绎主人公的生离死别，用这些“年轻元素”增添视听冲击效果，追求流行品味。相比起纪录片领域中那些粗粝的、现实主义的、“倔强灌注个人意志”的作者作品，《冲天》在呈现导演个人口味的之余，似乎更杂糅地呈现了影像记录与政治、资本、时代之间的磋商和妥协。
被个人化的情感书写置换的集体主义民族情结
而在这种复杂的进退之下，《冲天》作为被重组出来的民国飞行员视觉叙事，不仅是对前尘往事的追索与挖掘，也是在新时期中面向未来的历史解释。那么，在21世纪的台湾人笔下，1930年代的空军故事怎么写？电影一开头，金士杰的旁白便作出了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表述：“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他们战斗在云霄，胜败一瞬间，他们在人类最大的战争当中成长，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对飞行的热爱，对天空的憧憬，还有那些国仇家恨，纵横捭阖，儿女情长，都必须化成命运的音符，飘扬在云间。”这段话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中国空军的诞生与早期发展中几乎是内生性的民族主义元素，而与其并驾齐驱的则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年轻飞行员们的感情故事。不过这个“并驾齐驱”最终没有实现“分庭抗礼”：随着情节的展开，很快，初代空军“誓死报国不生还”的民族情结与集体主义便在很大程度上被戏剧性的、个人化的情感书写挤压或者说置换了。
从影片的叙事层面上看，这或许不失为一个灵敏的决定。作为早逝的一群青年，民国初代飞行员是天空中快速燃烧殆尽的花火，他们的猝然牺牲令人痛惜，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道德美感，但仅仅依靠他们在短暂生涯里留下的零星长短句和寥寥旧影，是不足以撑起一个宏大命题并完成一个完整有效的视觉表达的。因此，电影把重心对准了飞行员生活中的女性，对准了刘粹刚的妻子许希麟、林怀民的妹妹陈难、张大飞的信中密友齐邦媛、在昆明避难时与林耀等人亲切来往的林徽因，以这些“未亡人”的女性视角和她们更为绵长、细腻的生命感受来曲折展现鲜活和更有内容的英雄面貌。而这种策略也有其时代审美的“合理性”——袒露和拥抱“普通人身份”的英雄才崇高与可贵。也正因为如此，《冲天》克制了训导意味，以哀婉又浪漫的语调来演绎国殇悲歌，这种口吻甚至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电影结尾处呢喃婉约的《西子姑娘》里：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为背景，这首中华民国空军军歌被一把清澈的女声慢八拍唱出，格外增添了肃穆而深情的意味：“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机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度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
台湾人回首历史的两难
然而，《冲天》不为民族主义张目，不等于人文情怀战胜了僵硬宣传；片中讴歌“人性”和“人道主义”发人深省赚人热泪，但这个处理方式放在台湾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好像也透露出某种便宜行事的保守趣味。我记得在映后座谈会上，张钊维导演坦陈，他的拍摄方式和角度主要想“吸引更多的岛内年青人也能关注和大陆有关的历史”，而这个目标恰好凸显了在当前的岛内文化氛围中回首“中华民国”历史的两难。
的确，以抗日战争胜利为标志，中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已成功实践72年，然而以1949年为分界线，两岸的矛盾分离也进入了第68个年头。这段时间里，与大陆的长久分隔以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台方在政治上的日益“退缩”，造成了台湾在“法统原则”和“政治现实”之间明显的落差和尴尬，而两岸“分断体制”更培养了岛内一种囿于当下的自我定义，用龙应台的话来说，就是用“文明”的方式来自我定义：文明在于民主，而民主“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这种用寻常生活来为台湾“正名”的策略，巧妙地回避了“台湾”与“民国”这两个概念在地缘、政治、法律论述上的矛盾，但其“当下性”和“日常性”也可以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效果，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处境与复杂的国际变迁简化甚至取消，造成岛内新生代的“政治扁平”。在这样的语境中，《冲天》对“中华民族主义”有技巧的回避、弱化国家叙述而放大个人叙事的选择，其实不啻为是一种保护性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果必然要沉重，那么我们起码可以选择让沉重离“政治”远一点；只不过又恰恰是这种深情凝视和人道主义的“安全牌”，暴露了台湾在当下现实政治格局之中的错置与割裂，稀释了“历史照进现实”的张力，放弃了更深刻的思考，造就了新的浅薄。
而且令人感慨的是，饶是“安全”如此用心如此，《冲天》在台湾还是铩羽而归了。岛内著名制作人、出身空军眷村的王伟忠领着女儿去电影院寻根，但“第三代”最终还是向《星球大战》倒了戈。而《冲天》在岛内的毫无水花，也愈发衬托出它在大陆的高度认受耐人寻味，这海峡两侧的一冷一热，几乎可以当做一种症候来解读。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在岛内的宿命证明了“中华民族主义”在新世代的“本土浪潮”下的疲软，那么，《冲天》在大陆的受追捧，不仅说明了民族主义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高企，也说明后冷战敌时代民众的“去魅”要求——民国反而成为一种萦绕不去的“乡愁”，成为一个以往被不断遮蔽、而现在必须不断“解密”的主题；而《冲天》的柔软，也成为大陆观众一种亲切的替代性补偿。
其实大陆与台湾对《冲天》的温度差形象地表明，在实现了“三通”，两岸交流不断的基础上，追求具有广泛共识的历史叙述、书写、认同仍然意义重大。历史讲述的是过去，也是今天，而过去与今天的寓言，往往决定着未来的格局。如果《冲天》有志于通过重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述，书写“给下一个天平盛世的备忘录”（如其片头所显示），那么我想，在这个必然包涵中国的崛起以及由其所推动的区域性、地缘性政治经济整合的“盛世”将临未临的当口，我们对20世纪经验中的革命遗产的记取以及对20世纪政治债务的反省，将直接左右我们对一个有效的”中国叙述”的创造，并直接影响两岸能够期待和迎接的所谓“太平”。从这个意义上看，《冲天》有意识地挑战失败了，而我们关于遗忘和继承的课题，仍然沉重地横卧在时代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