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的春天，总是早于中国经济的春天，总是先期而至。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林军曾在《沸腾十五年》里这么写到。
而当今的现实也依然如此。2013年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和“网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如今丝绸之路正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正努力通过跨境合作来促进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比如阿里巴巴积极推进的商业领域的实践——eRoad、eHub建设。
为了更好的引导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为企业全球化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8月23日，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国际贸易系导师方旖旎，在中经智库联合《中国经营报》社举办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上，就此提出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分析》这个议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企业整体开始了对外投资新的时代。而对于中国互联网而言，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开始于2014年。”在议题环节，她说到，“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特别突出的是以并购为主。我现在涉及到的大概是160多个投资项目，其中超过80%的投资项目是集中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地区。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方式和地理特征，与现在已有的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特征其实是有差别的。”
一、互联网企业的“界”该如何划？
如方旖旎所言，自2016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有近三分之一是由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完成的，而通过投资并购来实现全球化也正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普遍的战略。可是面对着中国互联网经济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投资的现实，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依然显得不足。
对此，方旖旎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研究过程中，我感到比较困惑的，是互联网企业的‘界’怎么划？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收集数据。但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的数据库当中，实际上并没有互联网这个行业的梳理，这些项目分散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等等这样的行业，甚至包括有些投资项目会放到基础设施领域。那么在涉及到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企业项目究竟有没有放到互联网经济这个领域呢？”
针对方旖旎的疑惑，来自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的陈经伟副主任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互联网这个概念目前为止没有界定清楚。从行业研究的角度来说，原来说有36行、72行，如今券商已经做到900多个细分领域了，目前上市公司也能够区分大概900多个细分领域。你可以针对其中的某一个现象，多做一点行业报告，然后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它这个问题，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互联网界定我觉得特别难，也不用界定，其实就是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赵柯研究员随后补充到，“比如共享经济这个概念。最早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住在老百姓家里，实际上也是一种共享。而如今共享的概念在不断的扩大，就像互联网经济不断的扩大一样。这是没法界定的，也不能界定，但肯定是和互联网有关的。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的分类要做，可以先分类。”
二、对外投资要了解哪些风险？
事实上，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背景下，学术支持的不足仅仅是我们企业“走出去”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则是各种投资风险所带来的挑战。
“曾经有一个执行官提出要往印度投资一个亿试试水，然而他不知道印度是有敌国投资财产法的，它一方面针对中国，另一方面针对巴基斯坦。”在回答完方旖旎的疑问后，赵柯提到了投资风险的问题，“互联网经济对外投资肯定会面临很多的风险挑战，包括法律问题，税收问题，这些将来都是要面对的。”
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的王志民所长则认为，在这方面华为或许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印度的人数这几年是在减少的，到那里投资必须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政府的工作，对一些法律的了解工作。比如，印度政府会请各国的企业去参加一些制定政策的法律听证会，但我们的很多企业不去做这件事情，华为则做得很好，可以直接影响30亿元，他们是比较成功的。”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杨勉对此深为认同，他认为不光是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要做好实地研究，学者也是一样。“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你对这个国家的政策，对这个国家的国情及形势的发展做出判断，小企业是做不出来的，大企业必须要了解。国际关系专家则要做一些更具体的工作，比如‘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风险是什么。现在对于投资国具体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我们中国很多企业都不太清楚。与此同时，我们学者坐而论道的也比较多，一谈就是大战略，但是你不到实地去，你不知道那个事情怎么样，你是难以做出对这一段局势的判断的。”
作为研究“一带一路”比较早的学者，王志民对此谈到，“我刚开始写了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但是后来发现，写文章和实际是两个概念，虽然文章从逻辑上、学理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实地探究则是另一回事。这一年多，周边国家我都走遍了，为了考察关于‘一带一路’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些国家的确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企业对投资目的地的了解不足的确会一定程度阻碍投资的脚步，正如前段时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福耀发起的激烈的工会运动那样。但更大的层面上，我们依然面对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挑战。
“对外投资中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最终是基础设施的问题。基础设施一做完，路就通了，路通了人才能通。但是怎么建是最头疼的问题，这里涉及到金融、政策、军队等等的问题。”陈经伟副主任如此说到。
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施国庆则对此深入阐述了他的想法，“我自己也接触了一些项目，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我觉得基础设施这方面，不管是公路、铁路，还是能源这些项目，其实都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对外主要是国际贸易，除了货物贸易，主要是EPC。拿人家钱，帮人家做事，合同干完了走人，这个周期短，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现在做对外投资的话，一个公路、铁路、电厂，是几十年的时间。国家的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多党制的民选政府的执政党的变化，甚至中央政府答应的事地方政府不干，面对这些我们该如何应对？国家信用的保障，是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非常缺的是人力建设，我们的人力是不行的。企业和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包括我们的政府，都是非常欠缺的。顶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这样，有专门做出口信用担保的机构。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有一个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而我们则没有。”施国庆随后补充到。
三、如何解决对外投资中的种种问题？
在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如何解决对外投资中的种种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施国庆认为，我们国家实际上也准备好了。他说到，“去年11月，今年6月份，我做了两期的培训，中国水电企业海外项目环境社会管理的研讨班，人员都是水电部门的，大企业都来了，培训效果非常好。因为在国外很多时候不是技术出问题，而是经济方面可能出问题，比如电价有没有保障，电能不能卖出去。”
有着广泛培训经历的，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的副教授马秀莲也结合自身经历发表了看法，“我们现在在做大量官员的培训，援外的培训，有时候是我们走出去给人家上课，有时候是把那些官员请进来，现在规模越来越大。我后来发现，无论是商务部还是我们学院的培训中心、国际部，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充分利用那些官员的资源，让他们给你提供足够的信息。而且培训也是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时间久了以后他们觉得是不够的，他们提出能不能看看你们的医院是怎么搞的，你们的基础设施是怎么做的。如果能够把资源结合起来，其实可以更好的利用，更好的挖掘。”
同样针对如何解决对外投资的风险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岳西宽则强调了我们军队走出去的重要性，“当年欧洲到每个国家去投资殖民，先把你这个国家制度搞成他们那种体制，或者制度共化。只有这种情况下，他的企业才能赚钱。而咱们是不干涉内政，那么只有我们军队走出去，才是对我们投资最好的保证。否则就像利比亚，我们投资那么多，战争一开始，投资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与此同时，王志民则针对中经智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外国的智库在重点国家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相应的机构。阿里巴巴应该在国外也有很多的研发机构，包括研究和开发，对国情的研究。我觉得中经智库可以在国外一些重点国家，办一些研制中心。其次，可以做培训。中组部最近有一个项目，叫干部培训助力“一带一路”，时间跨度是2018年到2020年。具体的培训计划落在商务部，商务部计划署特别邀请我们对外经贸大学去。商务部现在把很多的培训分配到不同的单位去了，比如农业分配到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有些政治的到国家行政学院。实际我们中经智库也可以组织一批人才做培训，因为我们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而且智库里有很多分门别类不同的专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专家。”
确如王志民所言，中经智库，作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研究和服务机构，一直以助力中国经济发展为已任，旨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和思想支持。如何引导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帮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也必将是中经智库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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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com.cn/project/special/2017/0413/sixiangzhe.html
http://www.cb.com.cn/project/special/2017/0413/qcsx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