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
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竭尽全力地推动中国新时期的哲学和文化建设，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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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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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忆锡予》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就是说，钱先生认为我父亲立身行事为儒家。
1956年在郑昕教授出任哲学系主任时，有次他说：“汤先生过去主持北大哲学系时，行‘无为’而治，现在我来主哲学系事，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似乎我父亲在治事上，又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在90年代初我访问吴宓前夫人陈心一伯母时，谈到我父亲，她说：“你父亲有个外号叫汤菩萨你知道不知道？”这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似乎我父亲又像个没有出家的佛教徒。
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那么我父亲算是儒、释、道哪家呢？
我认为，如果从一个道统的观点看，也许他哪一家都不是，只是一位在学术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他并没有想创建一个自己的独立学派来继承哪一家。
他为学的路子，是希望对古之圣贤（包括中、西、印）的学说以“同情之默应”于“心性之体会”中，“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
从他一生看，早年他倾向儒家思想，作有《理学谵言》，盛赞宋明理学；中年研究中国佛教史，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新的方向，成为传世之作，接着又研究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为这门学问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将近“知天命”之年，他又从中国文化的总体上更多地肯定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而且他还对古希腊哲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以及西方宗教均有论述，而特别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用彤先生又对印度哲学和佛学甚为重视，不仅著有《印度哲学史略》、《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还从巴利文中翻译了佛教经典《南传念安般经》等等。就用彤先生在各大学开课的情况看，他曾讲过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哲学概论、逻辑学、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以及巴利文等。
1958年汤用彤全家，前排左起第二位为汤用彤教授
对此，我认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似乎是综合儒、道、释，并利用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以印度哲学为参照，“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的学者。
据他的学生汪子嵩、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如果加上一句也可以说他讲“印度哲学就像印度哲学”。
这就是说，他在学术上少有门户之见，例如他回国后曾是“学衡派”成员，但他几乎没有批评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据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一位亲戚乐克说，他在该馆收藏的文物中看到当时十余位留学学生发表的一份支持“五四”运动的宣言，其中签名的有汤用彤和乐克的伯父乐森璧（在美国学化学）。
后来，我让他找这份宣言，他一直没找到，真可惜。我父亲在《学衡》杂志上共发表了五篇论文，二篇译文。译文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希腊之宗教》；论文中一篇是《叔本华的天才主义》，三篇是关于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印度哲学之起源》、《释迦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
关于中国文化的只有《唐太宗与佛教》一篇。这几篇文章是在1922年至1931年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只有发表于1922年12月号《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对我国当时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也在此同时，因为用彤先生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于1928年用彤先生开始就与胡适通信，后有多封信来往讨论中国佛教史问题。
用彤先生交游不广，但从他交往的情况看，学术路数也往往不同。他和钱穆、熊十力、蒙文通有颇多交往，又和胡适、傅斯年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和维也纳学派的洪谦先生也颇能谈得来。
在这方面，我也许多少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在我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我聘请的导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激进主义派的包遵信等，又有自由主义派的李慎之等，还有较为维护传统文化的梁漱溟老先生，以及崇奉马克思主义的谢龙教授，新左派的汪晖和“告别革命”的李泽厚等等。
而且，我希望请哪位学者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导师，没有人拒绝过。在学术上我也没有门户之见，我比较注重的是他们的学问和人品，现在中国文化书院共有108位导师，除了中国大陆学者外，还包括了二十几位海外学者。我想，我父亲和我都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积极拥护者。
汤用彤给汤一介、杨辛讲课
我父亲为人行事或是一儒者而兼有道家作风。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这些孩子，骂也几乎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有一次，就是为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事（事见后）。
家里的事都由我母亲管，他不闻不问，只是对我母亲出门与亲友打麻将，他不大满意，但他也不说什么。父亲对祖母很孝顺，我祖母脾气很大，有时动气骂人，父亲往往一句话不说地坐在旁边听着，或倒茶送水，或代被骂的人赔不是。
据我所知，我父亲一生也许只得罪过一个人，这人就是蒋廷黻。1926年，父亲任教天津南开大学，时蒋廷黻也在该校任教。一日在宴席上，我父亲批评留学生回国后与原配离婚现象，而蒋廷黻恰是如此的留学生。我想，大概我父亲并不知道蒋廷黻与原配离婚事，如果他知道是不会发此议论的。
钱穆先生在《忆锡予》中说：“孟子曰：‘柳下惠圣之和’。锡予殆其人乎。居今世，而一涉及学问，一涉及思想，则不能与人无争。而锡予则不喜争。”“锡予之为人为学，与世无争，而终不失为一性情中人，亦正见其为一有意致中和之中国学人矣。”钱穆先生对我父亲的了解无疑是深入的。但我父亲为人行事或也有道家的“无为”作风。
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是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一次为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我记得他当哲学系主任只管两件事：一是聘请教员，二是指导学生选课。其他事他大多不闻问。这可能也是他少与人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当时哲学系只有一个半时助教，管管日常收发；文学院也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认为，这样精简的机构是比较适合学校的运作的。人员少了矛盾少了，就可以行“无为之治”。
北大哲学系在1956年之后，越是“有为”越乱，致使“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是在北大哲学系燃起的。钱穆先生说：“锡予之为学似是一事，其为人则又似一事，而在锡予，则融凝如一，既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亦不留守旧之士大夫积习。”我父亲虽推崇中国文化，但他于琴、棋、书、画都不涉猎，且不信中医。
在我们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时，六号曾租给一周姓中医，我母亲有时找他看病，我父亲总是反对，而相信洋医院。他带我们这些孩子外出吃饭，总是带上酒精、棉花之类，要我们擦手。确乎无“守旧之士大夫积习”。
在昆明时，他还常带我们去南屏街买美军剩余物资，如黄油，奶粉之类，还找一些英文侦探小说，并和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他在国内从来只穿长袍，布鞋，冬天戴顶呢帽，上课时拿个蓝布包。虽然他在美国四五年，真的没有“时髦之学者风度”。在纪念用彤诞辰百周年的会议上，北大同仁，自党委书记到一般教员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慈祥长者。
书名：《我们三代人》
作者：汤一介著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汤一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稿，尘封12年今始面世！乐黛云、楼宇烈、成中英、王博、于丹联袂推荐！
本书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首次出版。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父亲的人品、操守、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问成就。
对于自己，汤一介更以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
不难想见，这部中国读书人的百年缩影，其历史价值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也定会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深入体会而不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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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佳贇、张璐、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