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年），法国诗人、散文家、美学评论家
毒蛇在跳舞，吸血蝙蝠在飞，泉水里喷着人血，沉睡的女巨人发出鼻息，一个个木桶装满了恨意，男人收起带血的刀，将杯中物一饮而尽……这些东西，若是出在像埃德加·爱伦·坡或E.T.A.霍夫曼这样的作家的小说里，吓死人可不偿命，幸好它们只是出现在诗人笔下，作为象征，惊悚程度减弱三成。
这本诗集就是《恶之花》。160年前的那个夏季，夏尔·波德莱尔惴惴不安地把它交给出版商。惴惴不安，是因为他预感到之后劈头而来的暴风雨，也是因为他太爱惜自己的才华，生怕印出来的作品，还有那么点不完美。
1857年，他已经靠着翻译埃德加·爱伦·坡而有了不错的名气，他的艺术评论、散文和诗也早已为人所知。不过，“恶之花”这个书名却是出自他人——一个名叫伊波利特·巴布的文友的建议。恶与花之间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对比修辞法”，“真实的谎言”、“坚硬如水”、“熟悉的陌生人”……莫不取巧于此，而在当时，这种组合还属新鲜，以至于《巴黎杂事报》上有评论者称它“不是法语”，“无法理解”。花怎么能是恶的呢?难道花不该是美的，因而也是善的吗?正因此，人们将迅速分成两边，一边是被波德莱尔激怒的，另一边是替波德莱尔担忧的。
《恶之花》的出版商普莱-马拉西两年前就看出了这些诗作的“问题”，他在一封致波德莱尔的友人阿瑟利诺的信中说：“我从中看出了……波德莱尔的可怕心理，请代我同他握手。”波德莱尔一辈子的良师益友，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特奥多尔·戈蒂耶，当时正在《环球导报》任编辑，一眼就看出了这部诗集的本质：这是一本“忧郁与罪恶的词典”，如果出版它，那么世人的“道德反应”将会变得理直气壮，“正如渎神者可以确立宗教的合理性”。
最后这句说得太精辟。有多少东西是借着敌人的存在(哪怕只是想象的敌人)标榜自己的合理的?敌人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否则自己就没有理由存在了。
在《恶之花》引来意料之中的炮火与口水之前，波德莱尔要把足够多、足够有分量的人争取到自己这边。出版一本书，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个生态：要拉名人站台，要征集评论，要举办活动。波德莱尔并不虚荣，但生活很精致，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讲究质感”的人，什么样的质感匹配什么样的人。他对印刷纸张提出明确的要求，对他特别看重的人，比如巴黎的几位对他庇护有加的沙龙女主人，以及名作家梅里美等等，他送的是高级荷兰纸印刷版本，外边用的是摩洛哥皮，书脊上有一根根肋条凸起。
对戈蒂耶，他当然给的是最高档纸质的版本。扉页的题词是这样的：
“我非常亲爱的特奥菲尔，在扉页上印出的献词只不过是我对你一直抱有的真正友谊与钦佩的微妙的影子。你懂的。Ch.波德莱尔”
但是，被以最高等级对待的人，却不见得能给波德莱尔以他想要的东西。首先是梅里美，他的评价懒散而傲慢，具有一种常见的“过来人”的世故感：《恶之花》这本书“非常平庸”，里面有一点“诗的火花”，但是这种东西，“在一个尚不知道生活之深浅，却因为被一个女人抛弃而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可怜男青年那里是很常见的”。当《恶之花》很快引起焚书的威胁，梅里美在跟一位夫人的通信里还这么讲：“您跟我说，很多人要烧那个诗人的书，我可没做任何事去阻止他们，我只是跟一位部长讲，也许应该先烧掉一些别的书。”
梅里美冷淡与世故的反应，是波德莱尔最反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物——一言九鼎的大评论家圣伯夫，也让他失望了。圣伯夫的话，显示了一个资深评论家的狡狯。他看出了《恶之花》的价值与社会风险，也知道自己的评论的分量，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最为周全的方式去替波德莱尔“辩护”，他说，在诗歌领域中，“一切都已被占据了”——都已被人给说了，仅剩的是什么呢?是“恶”，“波德莱尔只能占这一部分，就像是被迫的一样”。
圣伯夫说，不要怪罪波德莱尔写这么丑恶的东西——他没别的可写。他继续说，他不想贬低波德莱尔，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民族诗人”，“但是，他写的一些诗中重复的段落在我耳畔响起……它们并不危险——它们含有一种快乐，一种隐藏起来的危险。”
真会模棱两可地说话。但对波德莱尔而言，这种话的作用实在不大，一般人会觉得圣伯夫欲言又止，那么，肯定是诗里有什么东西让他难以启齿，不得不兜圈子。1857年，这个特别敏感的年份，作家文人都不知道置身的这个奢靡慵懒的第二帝国，其官方的审查尺度究竟是怎样的。福楼拜，那时还是“先锋作家”，年初才刚刚在某庇护人的暗中操作下出狱，就此更加谨小慎微。波德莱尔则从1848年革命时起就基本不关心政治，只是单单诗才就够他写出挑衅世人观念的作品了，他所赞颂的都是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比如撒旦：
“啊，你跟强壮的老情人——死亡，孕育一个迷人的疯狂儿——希望!且请怜顾我漫长的悲苦!/你给予死囚傲然静立的神态，并诅咒断头台旁围观者的愚騃，且请怜顾我漫长的悲苦!/你知道在这吝啬的大地的何方，善妒的天主掩埋着人间的宝藏，且请怜顾我漫长的悲苦!”(《献给撒旦的连祷》)
比如衰老、酒、杀妻犯：
“平静了，那可怕的尖叫，它像利刃割裂我的肺腑/妻子死了，谁将我管束?痛快地将烈酒灌他一饱。//我现在像君主一样自由，天空晴朗、澄碧、无涯/我还记得我们最初相爱，正好也在夏天这个时候。”(《凶手的酒》)
单看词句及其意境，《恶之花》里的诗哪怕今天出版，指不定都要引起风波——想一想，视频里从摩天楼上踩着滑板一跃而下的镜头，底部都得标出“广告创意，请勿模仿”，谁能保证不会有哪个愣头青去模仿这诗字面所说，先手刃他人，后体会饮酒作乐的快意?7月，法国内政部长就提请总检察长注意这本书，说书中的好几首诗都犯了侮辱公共道德罪。至于对社会道德、良好风俗最为敏感的天主教会，自然动员了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来讨伐波德莱尔，在教会的《布鲁塞尔报》上，一位作者宣称，跟《恶之花》相比，《包法利夫人》这本“可憎的小说”就算是虔敬之书了。“一个正直的文人不可能引用这样的诗句，”他接着说，读到这书里的诗，“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那么雨果呢?他名满天下，自然也在波德莱尔最尊贵的一批赠书对象的名单上。他比波德莱尔大20岁，跟圣伯夫是同辈，但对后辈却是相当的和蔼可亲。8月，当保守派和公众的讨伐运动已经开始，雨果便给波德莱尔写信，信中说：“您的《恶之花》光辉闪耀如星辰。”
雨果的风格就是这样，说话肉麻兮兮的。两年后，他在另一封信里说“您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颤栗”。两个人操着同一种语言，却仿佛活在两个世界，对此，波德莱尔尽管也在《恶之花》里放了三首致雨果的诗，但这仅仅是礼节，实际上，波德莱尔私下里瞧不起雨果。三年前，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一封1860年1月的信件，是波德莱尔亲笔，收信人存疑，信中说，维克托·雨果一直给他写“愚蠢的信”，说雨果的执着给了他以灵感，“我想写篇文章，谈谈一种很要命的规律：天才往往是个蠢货”。
他的确嫉妒雨果，雨果拥有太多他所没有的东西——名声、地位、财富、旺盛的精力、出众的社交能力、口才……但是，波德莱尔看不起雨果，是因为他坚信浪漫主义那套东西很快就将过时。1862年，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信里说，虽然他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撰写了好评，“在这件事上，我已经掌握了说谎的艺术”。他相信雨果已经过时，而他自己，他的语言，他的美学、意象和处理意象的方式，将统治未来。
既然在他眼里，连如日中天的雨果都行将过气，那么对自己面前的不利局面，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1857年，他本可以靠着出版自己的偶像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平稳度过，翻译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更不用说还有朋友帮助。那年春天，坡的《皮姆历险记》已经在戈蒂耶供职的《环球导报》上连载，反响相当不错。但是，一种混合着自负与自毁的冲动，促使他去出版《恶之花》。他把自己完全看作爱伦·坡式的人物，命运注定了他要冲向危险莫测的观念禁区，然后被处罚，被拷打：
“有的人注定了要命中不幸。每个国家的文学里，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脑门一道道深陷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体写着‘不幸’。不久前，有人把一位不幸的人告上法庭，他的脑门上有几个奇特的文身：‘缺少运气’。他就这样，背着他生命的标签到处走，就像一本书带着他的书名，然后他被审讯，以证实他的命运的确被这标记所预言了……仿佛瞎了眼的天使，置人于死地的天使，随手抓了几个人，不停地拷打他们，以此来促使其他人成长。”
天使要抓他，借着世人之手来狠狠折磨。不过，你若以为波德莱尔的心智里只有这么文艺的一面，那也是低估他了。危机公关那套他也懂，再者说，能在沙龙社交界久待的文人，要是没混熟几个紧要关头能给自己说话的保护人来，那也是蛮失败的。面对公诉，波德莱尔很快找好了律师，他很清楚，为《恶之花》辩护的王道，是强调从总体上衡量，而非抓住个别惊世骇俗的词句不放。从总体上看，作者那种迷恋腐朽罪恶之物的腔调就可以看作一种反讽，从而躲过当头抡下来的道德大棒。此外，他还把肯定《恶之花》的评论印了许多份，散发给检察官和法官看。
《恶之花》的官司进展还算不错。波德莱尔被判罚金300法郎，诗集必须抽掉六首实在太过“淫秽”的诗，才可继续印行。法庭判词里说，在被着重指控的诗篇中，有一些画面采用了“粗俗的、有损于廉耻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刺激到了读者的感官，因而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别的血淋淋、赤裸裸的东西都可以看作象征，看作反讽，可是这些，实在说不过去了。
平心而论，判罚还算合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容忍度放宽速度之缓慢。就《恶之花》的那些诗，在时人看来伤风败俗得不行，但以今天被横行的“重口味”文化清洗过的眼光来看，还远未脱去“象征主义”的外衣呢。而同《恶之花》相比，雨果那种长吁短叹、俯视众生的笔调则更其落后了;不错，《悲惨世界》是文学史上的一座巅峰，但要拿“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来衡量，雨果的美学，仍然是一种在看向世间万物时戴上玫瑰色眼镜的美学。
人们会把雨果看作一个怀旧对象来谈论，将他当作一件博物馆陈列品来观瞻，而波德莱尔——到了20世纪，人人都是这个至死都抿着嘴唇、服饰一丝不苟的浪荡子的儿孙。那个风起云涌的8月，离开法庭的波德莱尔，似乎预感到自己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关。身边，阿瑟利诺问他：“您原本以为可以宣判无罪吗?”他答道：“宣布无罪?我还以为他们会在名誉上向我道歉呢。”
梅里美、圣伯夫、雨果，三位大师在1857年的表现都配不上《恶之花》，真正能够给波德莱尔以支援的文学人士，是同样因为“现实主义”的风格而遭过打击的福楼拜。只有福楼拜能懂他，因为他们两人都看透了社会上通行的庸俗的审美，都认为文学，以及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已来到了一个亟待转向的路口。四年之后，《恶之花》再版，阿瑟利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波德莱尔已经“声名显赫”了。这个半生被梅毒折磨的诗人1867年就将潦倒去世，但他终究有幸在生前就享受到应得的一时荣光。
《恶之花》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