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分治七十周年:一位孟加拉国乡村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
1947年8月14日至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布独立,曾经横亘南亚次大陆的英属印度被一分二,英帝国对南亚近百年的统治至此结束。巴基斯坦与印度两国对英属印度的分割被称为印巴分治(The Partition of India)。分治造成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因为分治引发的宗教矛盾而流离失所,更有至少五十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在分治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陷入长期敌对的状态。当区域一体化进程已经在世界其他地区逐渐展开时,南亚次大陆似乎仍然被分治的阴影所笼罩。
毋庸赘言,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二十世纪南亚次大陆发生的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学术界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印巴分治背后的历史成因、各方的政治博弈,以及分治对于印巴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最近三十年来,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亦影响到了学者们分析印巴分治的方法和视角。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跳出上层精英叙事模式,尝试从普通难民,女性,以及物质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印巴分治。当印巴分治不再被当作仅仅是一个顶层设计的政治事件,而被降维到个人经验层面,我们的读者可能才会带着同理心去体验历史,去反思如何从个人层面去努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现。
印度旁遮普地区的穆斯林搭乘火车逃往巴基斯坦(1947年8月)
今年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建国七十周年,印巴两国分别举办了重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对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来说,巴基斯坦的建立意味着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有了一个避难的港湾;同理,对于印度的印度教徒来说,印度的建立意味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有了自己主宰的国家。然而我们也应当记住,2017年也是印巴分治七十周年。对于分治之前生活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以及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来说,七十年前的事件似乎并不值得庆祝,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建国恰恰是他们悲惨遭遇的开端。今天,大多数亲身经历印巴分治的人已经逝去,但分治的幽灵仍然在南亚次大陆上空游荡。从孟加拉独立战争,到旁遮普锡克独立运动,再到印度东北部各邦的分离运动,1947年的印巴分治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南亚次大陆撒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的种子。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想要了解今天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与纠葛,那么1947年的印巴分治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为了纪念印巴分治七十周年,更为了从微观史的视角向中国读者展现那段历史,我得到一位孟加拉国友人AnisurRahman的授权,讲述他父亲Sirajul Islam在1947年印巴分治至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时期的个人经历,以飨读者。
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形势
二十世纪初的孟加拉国是英属印度孟加拉邦的一部分(1905-1911年期间,孟加拉国曾经短暂地被从孟加拉邦分离出去,并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合并成为了东孟加拉邦。但1911年该合并计划被放弃,孟加拉国重新与西孟加拉地区合并成为了孟加拉邦。这种合并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印巴分治)。彼时,孟加拉国的人口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说孟加拉语的佃农,然而该地的政治经济特权却被人数很少的信仰印度教的商人和柴明达尔地主(Zamindar,泛指莫卧儿帝国与英帝国统治时期的包税地主,在地方上权力极大)所把持。
Anisur的父亲SirajulIslam就出生于1927年印度东孟加拉地区Kumarkhali村的一个孟加拉穆斯林佃农家庭。在1940年代,Sirajul进入了一所当地的西式中学就读。那所中学的主要生源是印度教乡绅子弟,因此作为一个穆斯林,Sirajul在学校的生活是孤独甚至苦闷的。他在学校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当地印度教柴明达尔人家的儿子ArunMajumder。由于小Majumder 经常邀请Sirajul来自家后院踢足球, Sirajul很快便认识了Majumder家最小的女儿 AratiMajumder。他们互生情愫,很快便成为了一对秘密的情侣。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很久便被Arati的父亲发现了。老Majumder不仅不能容忍自家的千金与一个穆斯林相爱,更无法接受Sirajul家的社会地位(一般而言,柴明达尔家庭是不会与比其地位低下的家庭交往的)。于是在1947年5月的某一天,老Majumder召集村民,当众辱骂了Sirajul,指责其行为不端,不知廉耻,以一个下等人的身份就想勾引上层地主家的女眷。老Majumder甚至开始软禁他的女儿Arati,防止她有任何机会接触到Sirajul。在受到如此羞辱之后,Sirajul暗自发誓,要让下层人民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消除那种因为宗教和阶层差异而带来的歧视。
孟加拉国Kumarkhali村
在与Arati分开三个月后,即1947年8月,印巴分治发生了。英帝国治下的印度次大陆分裂成为了两个独立的国家,穆斯林占主要人口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构成),以及印度教徒占主要人口的印度共和国。印巴分治给当时的印度次大陆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原本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由于担心遭到印度教徒的攻击而大量涌入新独立的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生活在东西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则选择迁入印度。
在东孟加拉属于印度教精英阶层的Majumder家自然也受到了分治的影响。由于Kumarkhali村在1947年不断发生穆斯林佃农暴动并掠杀印度教徒的事件,Majumder家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当地的所有土地和房屋,举家迁徙到了印度的控制下的西孟加拉邦。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主导下的印巴分治并没有解决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边界问题,印巴两国的矛盾自其独立伊始就非常尖锐,而分治过程中发生的宗教冲突则又加剧了这种对立。在1947年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印巴两国始终处在敌对状态,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完全中断。身在东巴基斯坦的Sirajul不能得知他的爱人居住在印度何处,而在西孟加拉的Arati也无法将自己的思恋写成信件寄到Sirajul手上。
1947年之后,东孟加拉地区成为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即东巴基斯坦省。尽管原先被认为是压迫者的印度教商人和柴明达尔已经逃亡殆尽,但大多数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却发现他们又被一股新的外来势力所压迫——来自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穆斯林。在1947年至1971年间,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在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旁遮普省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权力。而与西巴基斯坦相隔千里的东巴基斯坦省则被认为是一个语言文化迥异的边陲地区。东巴基斯坦省的政治和经济部门被旁遮普穆斯林所垄断,该地区的资源和税收则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部。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东巴基斯坦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反而愈发穷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Sirajul计划实践之前的誓言,在自己的家乡Kumarkhali村兴建学校,帮助提高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以期消除因为无知和贫穷所导致的宗教和阶级歧视。Sirajul兴建的第一所学校就坐落在他的爱人Arati家遗弃的房子中。他免费为当地的学龄儿童讲授孟加拉语言文学知识,并用自己的积蓄从东巴基斯坦省省会达卡(Dhaka,现孟加拉国首都) 雇佣老师来到Kumarkhali村教授英语和西方科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孟加拉穆斯林认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化上都受到了来自旁遮普穆斯林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巴基斯坦方面则以军事高压的政策应对孟加拉人的政治诉求。尽管当时大多数孟加拉知识分子都支持独立,Sirajul却并不认为建立孟加拉国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作为默罕默德•真纳(Muhammad Jinnah,巴基斯坦国父)的信徒,Sirajul相信真纳试图将巴基斯坦(也包括东巴基斯坦)建成一个由世俗政府管理的穆斯林家园的初衷被伊斯兰堡腐败的政客和军人们背叛了。只要遵循真纳的教诲,在巴基斯坦建立由下自上的地方民主,大力倡导西方现代化教育,那么东西巴基斯坦其实是可以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共存的。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在印度的帮助下,孟加拉独立派打败了巴基斯坦政府军,完全控制了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建立。在整个战争期间,Sirajul既不认同独立派分割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也对巴基斯坦政府军滥杀无辜的行径表示愤慨。他选择不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而是待在家乡从事救助难民的工作。
尽管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的分离是Sirajul不愿意见到的,但这一事件却为住在雷德克里夫线(Radcliffe Line,印巴分治时由英国边界委员会主席Cyril Radcliffe划定的东西孟加拉的边界线)西边的一个女人带去了一丝曙光。由于印度对孟加拉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孟加拉国建国伊始便与印度维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曾经因为印巴对峙而一度断绝的通信以及人员往来随即在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恢复了。1975年3月,正在家乡教书的Sirajul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Murshdabad市的信,信上用孟加拉语写道:
“亲爱的Sirajul先生:我现在有二十万卢比的存款以及20根金条。我家的地址是3B号,28街,Murshidabad市。请不要给我回信,现在我只想亲眼看到你。”信的落款为AratiMajumder。
Sirajul既没有回信,也终生没有去到Murshidabad。在1975年,他膝下已经有三个子女,还有他亲手创建的学校。
Sirajul的信件手稿
二十年后当Sirajul告诉他的儿子Anisur 这件陈年往事时,他说:“如果分治没有发生,那么我很可能会在某个夜晚潜入到Arati家,带着她私奔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古吉拉特邦吧(Gujarat State, 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而在1971年,我只是不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再重复他们老一辈人所经历的分离之苦。”
当Anisur在给我讲述他父亲的政治立场时,他的表情是尴尬的,因为他并不认同他父亲的一些观点。Anisur坚信孟加拉国在1971年与巴基斯坦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能独立建国,孟加拉穆斯林即使到二十一世纪也仍会一无所有。但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他眨眨眼睛,补充了一句:“比起1971,我宁愿1947没有发生过。”
毋庸赘言,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二十世纪南亚次大陆发生的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学术界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印巴分治背后的历史成因、各方的政治博弈,以及分治对于印巴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最近三十年来,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亦影响到了学者们分析印巴分治的方法和视角。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跳出上层精英叙事模式,尝试从普通难民,女性,以及物质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印巴分治。当印巴分治不再被当作仅仅是一个顶层设计的政治事件,而被降维到个人经验层面,我们的读者可能才会带着同理心去体验历史,去反思如何从个人层面去努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现。
印度旁遮普地区的穆斯林搭乘火车逃往巴基斯坦(1947年8月)
今年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建国七十周年,印巴两国分别举办了重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对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来说,巴基斯坦的建立意味着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有了一个避难的港湾;同理,对于印度的印度教徒来说,印度的建立意味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有了自己主宰的国家。然而我们也应当记住,2017年也是印巴分治七十周年。对于分治之前生活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以及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来说,七十年前的事件似乎并不值得庆祝,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建国恰恰是他们悲惨遭遇的开端。今天,大多数亲身经历印巴分治的人已经逝去,但分治的幽灵仍然在南亚次大陆上空游荡。从孟加拉独立战争,到旁遮普锡克独立运动,再到印度东北部各邦的分离运动,1947年的印巴分治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南亚次大陆撒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的种子。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想要了解今天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与纠葛,那么1947年的印巴分治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为了纪念印巴分治七十周年,更为了从微观史的视角向中国读者展现那段历史,我得到一位孟加拉国友人AnisurRahman的授权,讲述他父亲Sirajul Islam在1947年印巴分治至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时期的个人经历,以飨读者。
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形势
二十世纪初的孟加拉国是英属印度孟加拉邦的一部分(1905-1911年期间,孟加拉国曾经短暂地被从孟加拉邦分离出去,并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合并成为了东孟加拉邦。但1911年该合并计划被放弃,孟加拉国重新与西孟加拉地区合并成为了孟加拉邦。这种合并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印巴分治)。彼时,孟加拉国的人口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说孟加拉语的佃农,然而该地的政治经济特权却被人数很少的信仰印度教的商人和柴明达尔地主(Zamindar,泛指莫卧儿帝国与英帝国统治时期的包税地主,在地方上权力极大)所把持。
Anisur的父亲SirajulIslam就出生于1927年印度东孟加拉地区Kumarkhali村的一个孟加拉穆斯林佃农家庭。在1940年代,Sirajul进入了一所当地的西式中学就读。那所中学的主要生源是印度教乡绅子弟,因此作为一个穆斯林,Sirajul在学校的生活是孤独甚至苦闷的。他在学校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当地印度教柴明达尔人家的儿子ArunMajumder。由于小Majumder 经常邀请Sirajul来自家后院踢足球, Sirajul很快便认识了Majumder家最小的女儿 AratiMajumder。他们互生情愫,很快便成为了一对秘密的情侣。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很久便被Arati的父亲发现了。老Majumder不仅不能容忍自家的千金与一个穆斯林相爱,更无法接受Sirajul家的社会地位(一般而言,柴明达尔家庭是不会与比其地位低下的家庭交往的)。于是在1947年5月的某一天,老Majumder召集村民,当众辱骂了Sirajul,指责其行为不端,不知廉耻,以一个下等人的身份就想勾引上层地主家的女眷。老Majumder甚至开始软禁他的女儿Arati,防止她有任何机会接触到Sirajul。在受到如此羞辱之后,Sirajul暗自发誓,要让下层人民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消除那种因为宗教和阶层差异而带来的歧视。
孟加拉国Kumarkhali村
在与Arati分开三个月后,即1947年8月,印巴分治发生了。英帝国治下的印度次大陆分裂成为了两个独立的国家,穆斯林占主要人口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构成),以及印度教徒占主要人口的印度共和国。印巴分治给当时的印度次大陆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原本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由于担心遭到印度教徒的攻击而大量涌入新独立的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生活在东西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则选择迁入印度。
在东孟加拉属于印度教精英阶层的Majumder家自然也受到了分治的影响。由于Kumarkhali村在1947年不断发生穆斯林佃农暴动并掠杀印度教徒的事件,Majumder家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当地的所有土地和房屋,举家迁徙到了印度的控制下的西孟加拉邦。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主导下的印巴分治并没有解决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边界问题,印巴两国的矛盾自其独立伊始就非常尖锐,而分治过程中发生的宗教冲突则又加剧了这种对立。在1947年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印巴两国始终处在敌对状态,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完全中断。身在东巴基斯坦的Sirajul不能得知他的爱人居住在印度何处,而在西孟加拉的Arati也无法将自己的思恋写成信件寄到Sirajul手上。
1947年之后,东孟加拉地区成为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即东巴基斯坦省。尽管原先被认为是压迫者的印度教商人和柴明达尔已经逃亡殆尽,但大多数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却发现他们又被一股新的外来势力所压迫——来自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穆斯林。在1947年至1971年间,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在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旁遮普省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权力。而与西巴基斯坦相隔千里的东巴基斯坦省则被认为是一个语言文化迥异的边陲地区。东巴基斯坦省的政治和经济部门被旁遮普穆斯林所垄断,该地区的资源和税收则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部。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东巴基斯坦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反而愈发穷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Sirajul计划实践之前的誓言,在自己的家乡Kumarkhali村兴建学校,帮助提高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以期消除因为无知和贫穷所导致的宗教和阶级歧视。Sirajul兴建的第一所学校就坐落在他的爱人Arati家遗弃的房子中。他免费为当地的学龄儿童讲授孟加拉语言文学知识,并用自己的积蓄从东巴基斯坦省省会达卡(Dhaka,现孟加拉国首都) 雇佣老师来到Kumarkhali村教授英语和西方科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孟加拉穆斯林认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化上都受到了来自旁遮普穆斯林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巴基斯坦方面则以军事高压的政策应对孟加拉人的政治诉求。尽管当时大多数孟加拉知识分子都支持独立,Sirajul却并不认为建立孟加拉国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作为默罕默德•真纳(Muhammad Jinnah,巴基斯坦国父)的信徒,Sirajul相信真纳试图将巴基斯坦(也包括东巴基斯坦)建成一个由世俗政府管理的穆斯林家园的初衷被伊斯兰堡腐败的政客和军人们背叛了。只要遵循真纳的教诲,在巴基斯坦建立由下自上的地方民主,大力倡导西方现代化教育,那么东西巴基斯坦其实是可以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共存的。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在印度的帮助下,孟加拉独立派打败了巴基斯坦政府军,完全控制了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建立。在整个战争期间,Sirajul既不认同独立派分割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也对巴基斯坦政府军滥杀无辜的行径表示愤慨。他选择不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而是待在家乡从事救助难民的工作。
尽管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的分离是Sirajul不愿意见到的,但这一事件却为住在雷德克里夫线(Radcliffe Line,印巴分治时由英国边界委员会主席Cyril Radcliffe划定的东西孟加拉的边界线)西边的一个女人带去了一丝曙光。由于印度对孟加拉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孟加拉国建国伊始便与印度维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曾经因为印巴对峙而一度断绝的通信以及人员往来随即在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恢复了。1975年3月,正在家乡教书的Sirajul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Murshdabad市的信,信上用孟加拉语写道:
“亲爱的Sirajul先生:我现在有二十万卢比的存款以及20根金条。我家的地址是3B号,28街,Murshidabad市。请不要给我回信,现在我只想亲眼看到你。”信的落款为AratiMajumder。
Sirajul既没有回信,也终生没有去到Murshidabad。在1975年,他膝下已经有三个子女,还有他亲手创建的学校。
Sirajul的信件手稿
二十年后当Sirajul告诉他的儿子Anisur 这件陈年往事时,他说:“如果分治没有发生,那么我很可能会在某个夜晚潜入到Arati家,带着她私奔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古吉拉特邦吧(Gujarat State, 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而在1971年,我只是不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再重复他们老一辈人所经历的分离之苦。”
当Anisur在给我讲述他父亲的政治立场时,他的表情是尴尬的,因为他并不认同他父亲的一些观点。Anisur坚信孟加拉国在1971年与巴基斯坦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能独立建国,孟加拉穆斯林即使到二十一世纪也仍会一无所有。但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他眨眨眼睛,补充了一句:“比起1971,我宁愿1947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