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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戴逸:《清史稿》拟明年问世,共100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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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在市场强势奔袭的时代,先生们还需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第五篇

戴逸:半生心血,一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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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身上有着一种今天已经非常稀缺的单纯、真诚和古道热肠。”


戴逸

先生

戴逸肖像 (孔颖 绘)

戴逸,历史学家,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戴逸一生钻研清史,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稿》、《明清史》、《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30多部著作,2002年,我国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我就是读书的一辈子,我搞学生运动也是搞了一个孑民图书馆,我也是搞书,并不是完全离开书本,一直是跟书本紧密地结缘。”


尽管依旧笔耕不辍、经常外出讲学,书房的两个角落还是显示出戴逸已是91岁的耄耋之年。厚厚的书本、笔记和信件之间摆放着大小厚薄不一的放大镜,坐在书桌前伸手就能够到;门口的暖气管上挂着5、6个不同长短和材质的手杖。每天工作至少6小时,戴逸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清史稿》的编纂中。


门口的暖气管上挂着5、6个不同长短和材质的手杖,方便腿脚已不利索的戴逸前往讲课、研讨、开会的各个地方。


“也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诚心恳恳、精打细磨,反复的审查,反复的修改,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创作这部历史,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91岁的戴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至少6个小时


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每个新时代都要为前朝修史。清朝灭亡距今100多年,《清史稿》的编撰如今已进入最后时刻,共100册。在91岁的戴逸心里,这是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戴逸:“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应该集成这样一个史记。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开始,几千年没有中断,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些长的历史记录,我们也不能让这个历史记录断了。”

记者:“清史稿就要问世了,那您的这一段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明年92岁了,您92岁之后还准备干什么呢?”

戴逸:“92岁我就退休了,现在我还要上班,就是这本弄好了,我其他都没想。”


从2003年立项到预计2018年出版,《清史稿》的编撰历经十五载,凝结的却是戴逸几十年的心血。


反复审改的《清史稿》样稿


1955年,他在人大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引起了历史学家吴晗的注意。三年后,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找人编修《清史》,戴逸自然成为最佳人选之一,32岁的他就这样与清史编撰工程结缘。1978年,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清朝档案浩如烟海,尽管故宫保留了大部分,但还是有大量遗失的资料要一点一点收集回来。


“大家不知道有那么多档案,把档案当废纸卖掉了,装了8000麻袋送到造纸厂,后来人家发现了,把它寻回来的。”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命题,时间对一位老人而言却最是奢侈。在戴逸的期望里,《清史稿》的问世只是个引子,清史研究还要在一代代学者的探索里继往传承。


“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应该继续研究。譬如中国为什么到清朝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为什么清朝的现代化开始的晚,本来中国也是世界前列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比较早的发动产业革命,能够跟世界齐头并进?这都是要深入进行探讨的问题。”


戴逸一生研究清史,年代感的笔记累满一个书架


戴逸常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教书育人60余载、桃李天下,他鼓励弟子大胆思考,有贯通古今的现代视野,也有世界角度的超前眼光。


“我们要赶紧,不能够落在世界的后头,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学会做人做事的本领,学会专业知识能够为更加美好的中国的前途奋斗。”


毕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个专业却是与历史毫不沾边的铁道管理。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时抗战胜利,北大从昆明回迁,途经上海时开设考场,戴逸毅然舍弃了已完成两年的交大学业,考入北大,转而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这个选择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是可能毕业就失业。


青年时的戴逸


“我从小就喜爱历史,我当时抱着侥幸心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结果一考考上了,我那次选择还是正确的选择,到现在我还是无怨无悔的。”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选择,除了改专业,还有改名字。戴逸原名戴秉衡,内战爆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狱后,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戴逸”之名由此而来。


“当时规定凡是到解放军区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么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中年时期的戴逸


其实对于戴逸而言,这个“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时候意味着“超逸”。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脱了世俗悲喜,安心于浩瀚史册,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书。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刁莹。采访结束,戴逸先生执意要送我们,可能是坐得久了,他撑着座椅扶手试着站起来了两次,但却并未成功。就是这样时常被病痛折磨,先生却依然坚持每天伏案工作至少六个小时。


戴逸的书房不到10平米,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套用旧的桌椅,一副简陋的床铺,摞得满满的书架,书桌上铺满清史的样稿。简单、朴素,一如他的人格。


戴逸的书桌


人生经历了家国沦丧和解放复兴,倾尽心血的《清史》编纂也曾一波三折,戴逸坚信“板凳须坐十年冷”,在修史的寂寥事业里固守着一个历史学家的现世情怀。


一生修史,青丝成银发,回顾人生,戴逸说自己只是看书、教书、写书,没有做什么别的,殊不知笔尖起落,才正是书生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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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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