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何以端
鉴真大师东渡时，曾因故结缘振州一年之久。他从何处登陆，他驻锡的大云寺又在何方，是三亚古代史一个分量甚重的话题。本文首次给出系统考据。
由于历遭灾劫，唐代海南地方史料千不存一。东瀛护如拱璧的鉴真东渡传记，可与国内史料相印证，成为探究唐代三亚的重要补充。崖城唐宋古港遗迹尚存一脉，非同小可，切盼研究保护。
“大疍说”靠谱吗？
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大和尚六次东渡五次失败而不屈，最后成功。其中第五次，遭风暴迷航后漂流到海南岛南部的振州，即今三亚市域。鉴真在海南逗留了一年多，主要在振州，这成为三亚文化史上的一件耀眼大事。
鉴真入振州，在何处上岸？
流行说法是：鉴真是从大疍港即今日大疍村附近登陆，进入振州的，传说港外还有鉴真的“晒经坡”呢。
当时，像鉴真这样地位崇高的僧侣要出国传道，皇帝是不批准的。所以他只能偷渡，这也是我国典籍极少记载此事的原因，海南古籍未见一字。鉴真圆寂不久后，一直跟随他的重要弟子思托，与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合力撰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鉴真登陆时振州改称延德郡，写《东征传》时已复名振州），是关于鉴真东渡最主要的史料。此传文辞流利，记述详明，可信度高，在日本一直被极郑重地传承。
当代《东征传》公开发行的第一个完善中译本，是中华书局1979年的汪向荣校注本。自此，鉴真东渡事迹在国内广为人知。
“晒经坡”传说，无论是否当代人杜撰，宁远河口现在也只有大疍村看去与航海还有点瓜葛，史料也有地名，不说大疍，还能说哪里？
问题在于，“大疍说”很可能完全不靠谱。
首先，看看《东征传》中，鉴真之船当日如何到达振州：
“夜发，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
就是这42个字，叙述朴拙而平淡——“到振州江口泊舟”后，“经纪人往报郡”，别驾知道后即“遣兵四百余人来迎”，最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整个登岸过程，相关人物三次往返于泊舟点与郡城官邸之间。
唐宋琼南州治，史料清晰，必在今崖城，笔者在《还原崖州信史，澄清水南误说》一文（载本刊2017年4月23日）曾论证。而大疍港在今大疍村、麒麟坡位置，与崖城不但相距十里八里，还分处宁远河主流两岸。
今人未质疑“大疍说”，是因为没有进行交通、距离等实操考量。一旦以此进行“兵棋推演”，就难免生疑：
这三次单程各八里，每次都得渡过宁远河。四百兵不但要集合，而且也要登船渡河，来回渡两次，需要几条船？每次上下费时多久？唐代小郡，郊野道路尚属初级，《东征传》载鉴真登岸是十一月，此时是雨、旱季之交，秋台（风）未绝，河边低地水潦未必退净，麻烦扰攘可知。
还不止此。若经纪人常在口岸轮值应变，才是三次单程，若是闻讯赶到的，可就是五次单程了：“讯”一次，“赶”一次，加上汇报、决策、安排、集结，费时肯定更久。不能认为这里的经纪人，就是《东征传》中三天前在不知名港口遇见的四名经纪人。原文中“其经纪人”“其别驾”中的“其”，都是指“当地”，即振州。“其经纪人”能直禀州官，不是哨兵，不会天天值守码头，更不会跑到三天水程外的不知名海岸。所以“五次单程”的假设，是合理的。
这样一来，即使折腾到天黑，到三更，鉴真能进城吗？进不了城就要备饭，几百号人，送到半路野餐？这个季节，琼南正午前后阳光依然强烈，而鉴真已经60岁了，长途海船颠簸后亟需休憩。假设船在上午靠泊，尚且如此，若更晚些靠岸，则非野外露宿不可。
冯崇债熟悉本地情况，极为尊奉鉴真（一见面就说托梦今天能见到远来的舅舅，古代风俗舅舅地位非常高），会弄出这等不靠谱的蠢事吗？由这幕皆大辛苦的闹剧开头，冯氏别的行事可想而知，鉴真能在振州被折腾一年之久？
所以，“大疍说”只是信口而言，难耐推敲。
城港紧邻年代
那么，鉴真这条传奇之船应该泊在哪？
不妨先摆结论，再谈论据。按照一般水文规律，唐代琼南山林砍伐轻微，宁远河远非后来淤积之浅。其宽广的喇叭状河口一直伸延到城边河道，海船可以顺“振州江口”直抵离城不远的码头靠泊。
假设码头是一道木栈桥，码头边就是小广场，平常装卸货物，有不长的宽阔好路通入州城。这样，登陆过程就完全不同，整个迎接就顺理成章了，冯崇债的安排就既隆重、又得体了。那四百兵如果在野地来回渡河奔跑，适足以扬尘浆路，而兵亦汗流浃背，毫无价值；只有在近郊小广场才能摆出威严，列队致敬，然后吹吹打打，簇拥着贵宾入城。
像振州这样的海防小郡，有身份不明的海船靠岸就是大事，当局例必常设观察哨，有应对预案。船未靠近，观察哨就已经送出了报告。冯氏身边的幕僚，即文中的“经纪人”，就会及时出动，策马回报，都是正常程序。部分卫兵同时被动员。在未知来客身份之前，陌生大船靠岸，就是如此应对。
冯崇債的欢迎仪式，恐怕也是当日振州“接官亭”接待贵宾、上司的既定程序。虽然不常用，因为荒僻小邑贵宾不常有，但是肯定有。这次冯氏铺排的兵员，应该属于顶级礼遇。如此，从靠泊到登陆过程不足一个小时，既足够隆重，又不让远道而来的贵客过度疲劳。
唐振州虽无城垣，不过哪怕围以木栅，还是有城门的，离码头不远就有南门。冯崇债本人在城门口恭侯，引导至府邸相见。这种规模的完熟安排，若非预案而靠临时应对，是措手不及的。
隋代不说，自唐初设振州（622年）至鉴真登陆，已经过去了120余年。振州虽依然荒僻，却已不再是草创，下面还有相距不远的宁远、吉阳两县，官场一些重要仪轨运作多年，早已成熟。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礼”至为尊崇，是上下、尊卑的重要体现，“唯此为大”，没有礼义教化则被目为与禽兽无异之“蛮人”，承平年代官场仪轨是不能草率的。《东征传》的这段简朴描述，符合常识范围的古代官场仪轨，真实可信。
假如海船只能停泊在离城十里八里的海运码头，那么肯定会有相应程序，先由船将贵宾接驳至城边码头，登岸以后，举行礼宾仪式再入城。这与当时的文明程度相适应，但是这样一来，《东征传》将会是另一种描述了。
城南码头的推测，还有一件史料旁证。
唐代高楼珍闻
《正德琼台志·卷十三》说振州州治官署“有清心堂，正寝后有楼”。
这九个字，是振州——不，可以说是整个海南，唐代建筑物具体状况的唯一留存记载。
长期以来，琼东南沿海房舍因防台风，“不得为高敞”。但是唐代却在郡治官邸后建了一座楼，令人意外。与其说是因为初建官署没经验才建楼，不如说是将楼建得结实小巧而抗风，因为有必要。
这是史载琼南第一楼，好不容易曲折存留记载至今。唐宋海南具体记载极少，凡所建、所载，必非可有可无。因何建楼？合理的推测是：这是州治港口必须的了望塔，还兼做航海地标。广州的光塔，唐代就是导航灯塔，其位置亦离当时的码头不远。
唐代琼东南，州县以边塞军事存在、维持航路补给安全为主要动机。航线，是州县与母体文化区联系的脐带，性命攸关。维持航路安全，应对海陆盗贼的袭击，是首要任务。为及时了解有无来船、来船数量、状况，以及周边陆路动静，瞭望台是必不可少的。
振州官署设在崖城地埠之顶，具体位置就是今日崖城中心学校校园的中部，“宋元因之，廨署相仍”。冯崇債隆重设会，受戒于鉴真的“太守厅”，自然亦当在此。四周平旷，草房疏落相接。古代城乡往往“周匝皆植刺竹，岁久更加若织，以此御侮”（《万历儋州志·城池》），振州应该也一样。环植数丈厚的刺竹用以防寇，是可靠的低成本生物型工事，但是城中对外视野必受严重制约。竹梢不是城墙，无法站人了望，城门一闭，就是“盲城”。
所以，就有了全城制高点的“琼南第一楼”。登楼，西、北、东三面，均可至少远眺十多里，山脚河道，尽收眼底；南与西南面更可扫描出海口，极目地平线。鉴真船甫一靠岸，经纪人即已抵达或预候，就是观察哨的作用。
在航船方面，此楼也是重要地标，晚上或阴霾时，楼上可能还点以烽火（古称烽堠），作为导航。烽火通讯在春秋时代已然成熟，指南针宋代才发明，此前的航海靠目视地物及仰观星座，主要以“梯航”方式，就是在离岸目视距离内像攀楼梯一样，逐港逐节航行补给。可见海南重要港口烽火之不可或缺。此楼若非身兼导航塔，则会在今南山的海边，与州治视距范围内设烽火台导航。
唐是世界海运贸易大国，陆上丝路被大食、突阙等遮断后，全凭海路，远达西亚。《东征传》说鉴真路经广州，看到“江中有婆罗门（印度）、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总高）六七丈”，蕃客如云，极其兴旺。这些船，都要经过振州海面南下。振州是中土最南港，“梯航”时代无疑是个有分量的补给站，岂会无所作为。可惜记载已经不存了。
鉴真登陆和州署“正寝后有楼”，在这个大背景中的解读，极具深意。
中古琼南首港
关于隋唐振州“城港紧邻”的判断，还应该看到古人的投票。
我们探讨古远琼南的时候，不小心就容易掉进两个误区：一是将当时的社会规模和生产力高估，二是将古人的知识经验能力低估。隋唐之琼南，极边荒远，烟瘴致命，风暴无常，更兼土著语言不通，桀骜不驯，南下的弱小农耕圈，是一个披荆斩棘的缓慢适应发展过程。但是进入琼南的主导人群，是携带华夏先进文化的，官长和幕僚不乏头脑，深知天时地利之重要及要诀。
最先选点所设州县，必以城港一体或紧邻者优先，港口是州县的生命线。苏东坡居儋尚且“北船不到米如珠”，民生立时紧张，何况唐代振州？土著擅山不擅水。对于实力有限的荒远小邑，城、港地理位置越紧连，生存能力就越强，无需分兵把守，无虑陆运之难。否则，古人是不会在此设郡的。
古人航船，肯定遍考从琼西白沙河至琼东陵水河之间近十条中小河流的河口平原，最终才将首府设于宁远河口。这里不但位置适中，也是当时琼南数百里沿海立治条件最好的地方。所谓好，必是农耕与航运条件兼备，土肥水丰又防洪，山环水绕易守难攻，这与崖城地理及宁远古水文的追溯高度吻合。
试与望楼河口的疑似汉县“乐罗县”故址比较。该县址在高埠不怕洪水，河口在两侧分流，均有港口，周边是河口平原，条件不错。如果隋唐宁远河口的地利不比乐罗故址更优越，其航路要靠十里八里外、河对岸的什么大疍港转运，古人就不会选它设治了，除非城港紧邻。
再看史料依据。
南宋的《舆地纪胜·吉阳军》，载有“海口驿，在郭（城廓）外”；赵汝适《诸蕃志》载：“（吉阳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都不书里数，说明离城甚近。无疑，这是隋唐城港相邻的清晰延续。
唐宋以降海船越造越大，唐代的海港，到了宋代或已嫌浅，何况河床还在淤积，主港因而出现第一次外迁。与大疍港记载出现大致同时，下游“州西三里”，约今迎旺塔以南出现了“新地港”（《正德琼台志·卷六》）。
“新地”之名，必相对于“旧地”而言，似已自证其不是州治的原始港。从水文记载分析，新地港的出现不晚于南宋。拙文《黄道婆时代，是怎样一个崖州？》（载本刊2017年5月21日）对此有论述。
不少城港一体的古城一直没变，是地质条件允许，比如石岬型港口。崖城由于河道淤塞，城港逐步远离，货物靠小船接驳。虽然运作成本越来越高，但农耕文明圈亦相应扩大，州治地利依然优越。
大云寺在何处？
《东征传》载鉴真当年驻锡振州大云寺，随行各僧皆舍衣物，用一年时间重修了佛殿。
大云寺是否确曾存在，位置还能寻找吗？
据《唐会要·卷四十八·寺下》记载：“（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
南宋《舆地纪胜》载：“（吉阳军）开元寺，在城西百余步，胡澹庵缘化钟楼”。胡澹庵就是海南“五公”之一的胡铨，被贬吉阳军时，为该寺化缘修建了钟楼。
鉴真到海南时，朝廷早已下令改名开元寺了。但可能有例外，例如《东征传》载鉴真在广州就先后驻锡大云寺及开元寺；也有可能出于对鉴真的尊崇（鉴真早年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其父亦曾在该寺受戒），传中仍记为大云寺。
三份史料互相印证，振州大云寺是确切的。城西是佛国方位，按照民间对大寺庙的敬信维持，改名开元寺后可能至少延续至南宋，或许到洪武扩城时才迁离。考其遗址，在今学宫西略偏北，百步之遥的民房区，并非虚无缥缈。
一脉珍贵地证
通过上文穷搜尚存的信史片段，可以还原出这串图景：
自鉴真至诸多唐宋贬官、州官，都是从今日崖城中学大门南侧一线的河边码头登岸的。假如冼夫人视察过她的汤沐邑，也是如此。这个主港离唐代振州治、宁远县治不到两百米，离吉阳县治（约今崖城中学图书馆一带）则区区百米。不过，两县的社会规模可能还不如今天两个自然村。
宋代海口驿，应在中学大门外西北咫尺处，无论出城东门或南门而行，都不过数十步。海口驿“在郭外”、“郡治之南”，实地考察，记载是非常清楚的。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郡治之南，码头老树浓荫，河深水澈，有小亭遮蔽烈日及雨水，抬眼就可见百步外的南门。城垣唐代是葱茏刺竹，南宋是城墙，一派古远，跃然纸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的搜集考证，“以今度古”，出现唐宋港口“大疍、保平说”，以及“州治水南说”，并不奇怪。可惜一直止步于此，唐宋琼南州治地理因而云遮雾罩，古崖城的辉煌历史因而大打折扣。
《东征传》载鉴真的登陆过程，是下了船就可以走进州城。就此而言，宁远河左岸即使已有大疍、番坊港，也都可以排除，只有与州城同处右岸的港口方可入选。而只要把码头设置在今崖城中学大门稍南的古河岸，登陆情景就可以丝丝入扣。
以宁远河的水文进程为古地理基础，确认古港曾长期在城南不远的河边，就一通百通。唐宋元留存的相关史料细节，时间轴与空间轴都可以展开，一一印证，并无模糊，更无冲突。
可喜的是，一段重要的地貌尚存，就是今日崖城中学那截宁远河北支河槽。
元明时，这条支流曾自东至西贯通今日国道以南，再与主流汇合；支流以南，是江心沙洲。《正德琼台志》载城南有“万里桥”，过桥上洲，以渡主流过水南，是元明驿道所走。
北支流当代大部分已被填平搞建设。中学校园内这段，大致保存了海南建省前后的原貌。河槽清末已基本淤塞，建省以来宁远河主河道被挖沙船巨量淘深，现在河水就更难流入了。
这条河槽，是千年古港及岸线的最后地证。由于淤积与冲刷的局部争持，唐宋岸线是否会比今日河槽北岸更偏南或偏北三丈五丈，是细枝末节了。
中古华夏极南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有此重要地貌留存至今，是老天爷对海南的慷慨馈赠。但是迄今未被注意，岌岌可危，深望有关方面拨冗研究保护，若任凭最终湮没，说句心里话，恐怕是我中华文化的损失。
河槽一带曾靠泊古船无数，是“海丝”潜在的遗物富集区，若试行专业考古挖掘，更是善莫大焉。所费不多，一旦有发现，就是文献、文物的双重确认，这个古码头的分量就非同小可了。
